气氛都到这了，余惟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抛开直接的好处不谈，在这种大型舞台多演出一次本身就大有裨益，不仅能展示自己，也能抬高自己。
要是真接住了场子，对上是大功一件，对下也是一桩美谈。
。。。
余惟在云南山村小学的屋顶上坐了一整夜。天光微亮时，他听见楼下传来??的脚步声，几个孩子踮着脚从教室后门溜出来，手里捧着粗陶碗，里面盛着刚煮好的玉米糊。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看见他还坐在那儿，惊喜地“呀”了一声，随即又捂住嘴，生怕吵醒了还在睡觉的同学。
“余老师，您一晚上都没睡？”她小声问。
余惟笑了笑，摘下耳机，把录音笔递给她：“我在听你们的声音。”
小女孩好奇地接过，按下播放键。风声、火苗跳跃声、远处山涧流水的回响，还有一段断续的哼唱??那是她昨晚梦里无意识发出的音节，被完整录了下来。
“这是……我？”她睁大眼睛。
“是你们。”余惟说，“整个村子都在这里面了。”
孩子们围上来，争相传听着那段录音，像发现了一件宝藏。有个男孩突然跳起来：“那我们能不能也写一首歌？就叫《屋顶上的早晨》！”
余惟没回答，只是从背包里取出一把迷你口琴，塞进他手里。“试试看。”他说，“声音从来不怕小，怕的是没人愿意听。”
那天上午，他们在操场上用粉笔画出五线谱，拿竹竿当指挥棒，把早读的朗读声编成节奏，把扫帚扫地的沙沙声当作打击乐伴奏。一个患有轻度语言障碍的女孩始终站在角落，双手紧紧绞着衣角。余惟走过去蹲下，与她平视：“你想说什么？不用说出来，用手势、画画，或者……敲一下这根柱子都行。”
女孩迟疑片刻，抬起手，在水泥柱上轻轻叩了三下。
笃、笃、笃。
余惟闭上眼，耳朵贴近柱子。震动传入耳膜，像某种古老密码。他忽然起身，翻出吉他，以那三声为动机，即兴弹出一段旋律。孩子们瞬间安静下来??那调子低缓而温柔，仿佛月光落在干涸的井底。
“这就是你的歌。”他对女孩说。
她怔住了，眼泪无声滑落。
中午，村长带来消息：县教育局听说这里的孩子在“做音乐”，派了位教研员明天要来考察。话音未落，几个家长已皱起眉头。
“搞这些虚的有啥用？”一位父亲抱着柴禾进门，“娃连英语都学不会，还唱歌？”
余惟没有争辩。傍晚，他邀请所有村民参加一场“无声音乐会”??每人发一张纸、一支笔，写下最近一次让自己心头一颤的声音：有人写“孩子发烧时的第一声哭”，有人写“老牛临死前最后一次反刍的声响”，还有人写“媳妇出嫁那天踩碎门槛的咔嚓声”。
然后，余惟把这些文字贴在教室墙上，逐字诵读，并将它们谱成一段纯器乐曲，用口琴、空瓶、铁皮桶和木尺演奏出来。
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在晚风中，那位曾反对的父亲默默走到墙边，撕下自己写的那张纸，又重新写了一遍，递给余惟：“加进去吧，这次我想让闺女听见。”
第二天教研员到来时，看到的不是排练整齐的合唱，而是一群孩子正围着一台旧收音机，试图把昨夜录制的曲子转成磁带。他们笨拙地接线、调试，脸上沾满灰尘，眼神却亮得惊人。
“这不是教学成果展示。”教研员沉默良久才开口，“这是生命在主动发声。”
他回去后提交了一份前所未有的报告：建议将“声音叙事工作坊”纳入乡村美育试点课程，并申请专项资金支持。半年后，全国首批二十个“声音种子计划”实验校挂牌成立，云南这个只有三十七名学生的山村小学位列其中。
而余惟，早已踏上新的旅程。
这一次，他南下广州，走进一座昼夜运转的电子厂。车间里五百条流水线同时作业，机械臂精准舞动，工人们戴着耳塞，面无表情地重复同一个动作。厂方负责人起初极不情愿：“我们这儿没故事，只有KPI。”
余惟没反驳，只提出一个请求：允许他在午休时间，借用员工活动室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