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延儒摸了摸头上的帽子，阴恻恻地道：
“就按成大人说的办吧。”
成基命见众人达成一致，一锤定音道：
“既然如此，事不宜迟。诸位即刻行动，务必将此意传达至每一位友人府上。明日皇极殿，我等共进退！”
众人纷纷起身离去，分头奔向京城各个方向的官员宅邸。
而街角马车内的崇祯帝，缓缓收回灵识，嘴角勾起一抹带着浓浓讥讽的笑意。
“清流？气节？廉洁奉公？”
对不知全貌的大明士子来说，或许如此。
但对拥有前前世记忆的朱幽涧。
呵呵。
这些东林党人，表面上冠冕堂皇，忧国忧民。
实则不过是精于算计，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罢了。
所谓的清廉形象，很大程度是在与腐败透顶的魏忠贤阉党进行斗争时，被“反派”塑造衬托出来的。
加之清初编纂《明史》时，出于特定的政治需要，对东林党多有褒扬，进一步固化了这一错误印象。
剥开这层光鲜的外衣，绝大多数东林党人，出身于江南地主家庭。
他们的根基，是遍布苏松常杭嘉湖等地的万顷良田。
江南是此时大明的经济命脉所在。
纺织、制瓷、漕运、盐业、海外贸易极其发达，财富积累惊人。
许多东林党人的家族，直接或间接涉足这些利润丰厚的工商业，或与新兴的市民阶层、工商业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例如，东林领袖顾宪成、高攀龙。
再例如，钱龙锡本人就是松江府士绅，与江南利益集团血肉相连，在内阁代表江南的直接利益。
但东林党的基本盘，与其说江南，实际是遍布全国的士绅地主。
例如韩爌、李标。
虽是北方人，却与江南士绅同属一个社会阶层，根本利益一致，这才会积极反对“与民争利”，强调“藏富于民”。
——这里的“民”，指的是工商业主与士绅，而非黎民百姓。
如今，面对长生仙缘，他们首先考虑的，并非如何强国力、灭外患；
而是如何维护清流形象，如何在这场利益博弈中不吃亏、不露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