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他们囚禁于缝衣厂、被服厂等，成为其利润的牺牲品。
这些被掳掠的妇孺几乎不索求工钱。
只要能保证温饱，对她们而言，这已远胜过塞外的饥寒交迫。
甚至，由于得以饱食，她们失去了逃跑的念头，这使得利用她们的成本微乎其微。
因此，近两年间，关内外，尤其是满套儿地区，塞外部落的人口被大量掠夺。
从前，这些掳掠行径还遮遮掩掩，如今却已堂而皇之。
商贾们何其欢欣鼓舞？
更何况，随军征战还能积累功勋，功勋则意味着未来封地的可能。
马世龙的案例便是明证，怎能不令人心生艳羡？
即便不提金矿，仅封地所辖的矿产资源，亦足以令几代人衣食无忧。
即使无矿藏，那大片的良田和广袤的草场，同样令人心动。
这不仅是一份丰厚的家业，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的宝贵财富。
过去，人们总将塞外视作荒凉贫瘠之地。
而今，真正投入开拓建设，才发现塞外实则藏宝无数。
的确，土地的价值在于拥有者的智慧与能力。
在游牧民族手中，塞外是难以生存的荒漠；
而在中原百姓手中，它却能成为沃土。
历史上，无论是屯垦戍边还是移民实边，中原历代的边疆经略，大多卓有成效。
它们的兴衰，与中原皇朝的命运紧密相连。
在皇朝强盛时，边疆建设如火如荼；
一旦衰落，便不得不收缩防线，过往的辛勤成果，往往付诸东流。
边疆的风云，实则映射着中原的强弱。
当华夏大地繁荣昌盛，塞外的强悍部落，如匈奴、突厥，乃至明朝时期的女真、蒙古，也只能俯首称臣。
然而，一旦中原衰落，碰上塞外势力的崛起，便是国运的转折点。
但对大明而言，转折的曙光已现。
全球范围内，游牧民族的力量正走向衰微。
1571年，蒙古铁骑还能焚毁莫斯科，克里米亚汗国的骑兵频繁侵扰，将大批人口掳往异国他乡。
一次莫斯科的劫掠，竟带走了十三万生灵，他们被贩卖至小亚细亚、非洲甚至欧洲。
不过，游牧民族的辉煌终成过眼云烟。
温越来到大明，正逢这历史的转折。
从全球视角审视，游牧对农耕的周期性更迭已成往事，农耕民族将主宰未来。
欧洲近现代的崛起，让温越看到边塞并非贫瘠。
关键在于如何开发利用。
就在几十年前。
俄罗斯人占领西伯利亚，从当地原住民手中收取的毛皮贡品，就为国库贡献了近一百万皮草。
这财富的积累，足见边塞经营之妙。
到了十七世纪中叶，西伯利亚的毛皮贸易为国库贡献的收入，估计已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一。
在覆盖了西伯利亚的行政开销后，还留下了丰厚的盈余，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而英国的殖民者，更是精于此道。
以微不足道的铁器换取土著部落的珍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