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无睡，引笔铺纸，有念则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
寅恪案，上引会要及册府载大历十二年五月勅定料钱数云：
［上州］长史司马各五十贯。
新唐书食货志载会昌后俸额略云：
上州长史司马［等］五万。
据此，大历会昌俸料钱之数，与与元九书约略相合，而与司马厅记所言则相差甚远。又汪立名本白香山诗集引年谱旧本元和十年乙未条下略云：
初到江州有诗云：「树木凋疏山雨后。」又江楼闻砧诗云：「江人授衣晚，十月始闻砧。」当是秋末冬初始到也。腊月有与元九书。
然则乐天与元九书作于元和十年十二月初抵江州莅任未久之时，江州司马厅记作于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佐郡将及四年之时。此四年之间，官职既是依旧，俸钱自无变更。且以本人述己身之俸料，决无误记之事。但取此两文互相比勘，相差竟至二三万之多。容斋五笔捌白公说俸禄条虽引江州司马厅记，而忘却与元九书中亦有「月俸四五万」之语，以未比较，遂不觉其前后矛盾也。鄙意乐天两文所以互异之故，实由与元九书中江州司马月俸之数，乃其元和十年初冬始到新任时，仅据官书纸面一般通则记载之定额而言，其时尚未知当日地方特别收入之实数。至元和十三年秋，作江州司马厅记时，则莅任已行将四年，既知其地方特别之实数，遂于官舍厅记中言及之。此厅记之文，必是当日地方特别规定之常额，较之与元九书中所言，更宜可信。唯与元九书所言，虽与事实不符，然取与流传至今根据唐代中央政府颁布之材料，如会要册府唐书等，以相比勘，则转与之相合，益可证知乐天作与元九书时，祇依官书纸面一般通则之额数也。综合以上所比证之例言之，凡关于中央政府官吏之俸料，史籍所载额数，与乐天诗文所言者无不相合。独至地方官吏，（京兆府县官吏，史籍虽附系于京官之后，其实亦地方官吏也。）则史籍所载，与乐天诗文所言者，多不相合。且乐天诗文所言之数，悉较史籍所载定额为多。据此可以推知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如白氏文集陆肆策林叁省官并俸减使职条云：
兵兴以来，诸道使府，或因权宜而置职，一置而不停。或因暂劳而加俸，一加而无减，至使职多于郡县之吏，俸优于台省之官。积习生常，烦费滋甚。
即是其例证。
又内外官吏同一时间，同一官职，而俸料亦因人因地而互异，如唐会要云：
［大历］十四年正月宰臣常衮与杨绾同掌枢务，道不同。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绾与衮奏请加之。时［韩］滉判度支，衮与滉各骋私怀，所加俸料，厚薄多由己。
唐会要册府元龟元和七年中书门下奏略云：
艰难以来，网禁渐弛，于是增置使额，厚请俸钱，故大历中，权臣月俸有至九千贯者，列郡刺史无大小，给皆千贯。常衮为相，始立限约。至李泌又量其闲剧，随事增加。闲剧之间，厚薄顿异。
即是其例证。故考史者不可但依官书纸面之记载，遽尔断定官吏俸料之实数。祇可随时随地随人随事，偶有特别之记载，因而得以依据证实之。若欲获一全部系统之知识，殊非易事。此亦治唐史者所不可不知者也。
乐天诗文中言俸料者比证既竟，兹再推论微之「谢公最小偏怜女」诗之问题。
新唐书肆玖下百官志略云：
江陵［等］府，府尹各一人。少尹二人。司录参军二人。功曹，仓曹，户曹，田曹，兵曹，法曹，士曹参军事各二人。
唐会要册府元龟记载大历十二年料钱之数略云：
京兆及诸府少尹［等］各五十贯文。司录［等］各四十五贯文。判司［等］各三十五贯文。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会昌后官俸之制略云：
诸府少尹［等］六万五千。诸府大都督司录参军事［等］四万五千。诸府大都督府判官三万五千。（寅恪案，「官」疑「司」之误。以新志上文已载「节度推官支使防御判官四万」此处不应重出。且作「判司」与会要及册府等所载符合。殆后人习于「判官」之名，而罕见「判司」之语，因以致误欤？）
据此，会要册府与新志所载，因时代先后有所不同，额数亦参差互异。但此亦关于中晚唐以后，地方政府官吏俸料之额数，其实际无论与任何纸面之定额，皆不符合者也。微之此诗若作于江陵，江陵士曹参军即判司，其月俸纸面额数祇三万五千，去「俸钱过十万」之数，相差甚远，但若例以陕州大都督府司马俸料钱，可由官书纸面之五十五贯，或五万五千文，而实支等于尚书之一百贯，或十万文。江州上州司马月俸，可由官书纸面之四五万，而实支至六七万。如上所论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亦可认为正当收入之推证，及其本人与当权执政者人事之关系，则江陵士曹参军之元微之，「俸钱过十万」，亦非不可能也。总之，此为一假设，仅可备参考，不得视为定论也。
复次，旧唐书壹陆陆白居易传（可参白集伍玖元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所进奏陈情状及其年五月六日所进谢官状）云：
［元和］五年，当改官，上谓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能超等，其官可听自便奏来。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
白集伍初除户曹，喜而言志。诗略云：
诏授户曹掾，捧诏感君恩。感恩非为己，禄养及吾亲。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不以我为贪，知我家内贫。
杜牧樊川集壹陆载上宰相求湖州三启及上宰相求杭州启，其求杭州启云：
作刺史，则一家骨肉四处皆泰。为京官，则一家骨肉四处皆困。
观白氏传及乐天之诗，牧之之启，更可知其时京官外官收入多寡，判若天渊。此则中晚唐士大夫共同之心理及环境，实不独白杜二人为然也。
又册府元龟会昌六年中书门下奏云：
诸州刺史既欲责其絜己，须令俸禄稍充，但以厚薄不同，等给无制，致使俸薄处，无人愿去，禄厚处，终日争先。
白集陆肆策林叁使官吏清廉，在均其禄，厚其俸条略云：
今之官吏所以未尽贞廉者，由禄不均，而俸不足也。不均者，由所在课料重轻不齐也。不足者，由所在官长侵刻不已也。夫上行则下从，身穷则心滥。今官长日侵其利，而望吏之不日侵于人，不可得也。
此可与上论同时同官而俸料互异之材料相参证，并可知内外官有轻重之别，外官复有厚薄之分也。其余可参赵耘松翼陔余丛考壹柒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条，于此不复备论。兹仅据元白诗文中所言俸料实数，取与现存当时法令规定之定额，互相比证，以见新唐书食货志记载之有譌误，并标举唐代肃代以后内外官俸不同之特点如此。
兹更有可附论者，范摅云谿友议卷下艳阳词条载微之诗，此句作「今日赠钱过百万」，其「百」字为「十」字之譌，自不待言。唯其以「俸钱」为「赠钱」，即「赙赠」之意，初视之，似亦可通。但检唐会要贞元十年二月条云：
诏应文武朝官有薨卒者，自今已后，其月俸料宜皆全给，仍更准本官一月俸钱，以为赙赠。
则是此等「赙赠」祇限于文武朝官之本人身死而言，与其妻无关。故「赠钱」二字，殊不能援引以为解释。况乐天「答谢家最小偏怜女」诗，有「谁知厚俸今无分」之句，更可证范书之误，而微之原诗，此句必为「今日俸钱过十万」，绝无可疑矣。
（原载一九三五年十月清华学报第拾卷第肆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