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完全是在我党领导和我党党员的努力下进行的，因此进展迅速，能以在1926年1月1日如期召开。
这时，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大会的代表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占压倒优势，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但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在选举问题上错误地让步，结果，在选举出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仍占极少数。这给后来的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恶果。
闇公同志在大会期间十分活跃。他到广州后，发觉“川中留粵的人，太涣散，往往被反动的人把他们迷惑着。”就发起组织“四川革命青年同志会”。他看到会场内外革命空气高涨，极为兴奋。他对大会“取的策略是拥护左派，拆散右派”，特别是对开除右派分子石青阳、马君武等的党籍，非常拥护，认为“在工作前途上，又去了一些障碍”。他对“右派的人们，拚命的在运动票，每票出四百元”，付之一笑。他对毛泽东同志的宣传报告十分称赞，认为“较前此各种报告都要有系统些，他能把具体的事实指得出来，并对于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他对于汪精卫和蒋介石的报告很不满，认为汪精卫的报告“对罗廷（按；指苏联首席顾问鲍罗廷）只说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说其具体的功绩，其用心可见。”认为蒋介石的报告“抹煞一切农工援助的事实，而表示自我太强，这都是别有用心的人啊！”尤其对会上有人提议全体起立为蒋介石致敬，他更为不满地说是“笑话！”他对会议的结果，如宣传和党报以及工人、农民、商民运动等决议，还比较满意，但仍认为“站在我们的观点上看来，不满意的地方太多”，并决计今后要更加努力工作，以谋改进。他为了在会后能更好的开展工作，在离广州前还应约访问了徐特立等同志。
大会结束后，闇公同志先回四川。随后，我也回川。这时国民党右派更加猖狂。蒋介石于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又于5月间提出了“党务整理案”，凶相开始暴露。四川的国民党右派也更加反动。西山会议派头子石青阳等，回重庆另外成立了—个伪省党部，设在“总土地”，人称“总土地党部”。他们专门与我们设在莲花池的省党部唱对台戏。他们经常派人到莲花池省党部来吵闹打架，并且打伤了我们许多同志。闇公同志主张与右派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也很讲究策略。
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我和闇公同志分工，他负责我党组织工作，开展工农运动；我因过去留学日本，同盟会员认识较多，便负责整顿国民党的组织，在中上层和军队中进行活动。闇公同志在组织群众团体的时候，很注意扩大与整顿相结合，他“觉得二者万不可偏废。”这时我住在浮图关刘伯承同志家里，闇公同志仍住二府衙，我们常在他们家里开会讨论工作。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论是策动军队、整顿国民党组织以及发动群众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闇公同志极注意发动群众，他常说：“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军阀们那几杆烂枪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对军阀武装的反革命作用估计得未免太低了。
军阀刘湘对我们搞群众工作非常害怕，他怕群众“赤化”，便暗中扶持总土地党部与莲花池党部捣乱。他曾说：“莲花池这一批人很厉害，他们是要彻底挖我们的墙脚呀！”的确，我们发动群众的目的就是为了铲除军阀。
为了扩展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整顿国民党的组织，我们计划在8月召开一次四川省国民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我与刘伯承同志再去广州后，由闇公同志等具体组织，如期召开了。
1926年9月，以闇公同志为首的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为反抗英帝国主义军舰炮轰万县事件，组织了“万县惨案雪耻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迫使英帝国主义的军舰和所有的英国侵略分子不得不撤离四川。
这时，国民革命军已出师北伐，并于10月攻克武汉。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更加飞扬跋扈。为了限制蒋介石的独裁，我们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通过了反对蒋介石独裁、二五减租等决议案。这时，四川军阀中仍效忠北洋军阀的杨森，竟从万县、宜昌一带侧击武汉，给北伐进军造成严重的威胁。在此之前，朱德同志已被党派回四川，并在杨森部担任党代表，想争取他参加国民革命军。但杨森是个投机家伙，他一面答应参加国民革命军，一面又奉北洋军阀的密令侧击武汉。就在这时，邓演达和我们讨论二次北伐的问题，冯玉样的代表徐谦等要求设法接应冯玉祥的军队出陕西与北伐军会师中原。考虑到冯玉祥部困在西北、杨森部侧击武汉等情况，根据我党意图，我在会上提出派刘伯承同志回川策划军事工作。当时设想：如果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就可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军。必要时也可以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北出西安，接应冯玉祥军队，配合北伐。大家同意了我的提议，决定给刘伯承同志以“特派员”名义回川。同去者还有欧阳钦同志。接着，我随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伯承同志等回到四川。伯承同志回川向闇公、朱德同志传达了党的意图后，即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同志组成中共重庆地委的军委，并由闇公同志兼任书记。军委当时决定，努力争取所有地方军阀都反对北洋政府，倾向国民政府，抑止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在具体策略上，是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一部分军队举行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军阀武装易帜倒戈，配合北伐进军。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军委会决定策动驻防顺庆和合川的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三个旅和驻防在泸州的袁品文、皮光策、陈兰亭三个旅，举行顺泸起义，由刘伯承同志任总指挥。这时，陈毅同志正由中共北方区委派回四川执行任务，也参加了顺泸起义的领导工作。当时的计划是：争取驻防顺庆和合川的三个旅首先发动起义，在川北站住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三个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把泸州起义的部队，拉到川北会合，扩编为六个师、一个军。如果能在四川立足，便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如果不能在四川立足，便拉到川陕边境，策应武汉，或北进西安，与冯玉祥军配合。
1926年末，顺泸起义先后爆发。顺庆起义被迫比预定计划提前，非常仓卒。刘伯承同志及我党派去的其他人员赶到时，各路军阀部队的反扑已经逼近。由于起义的是旧军队，还没有得到改造就遭到围攻，又没有与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因此战斗力差，很快就遭到失败。只有一小部分，跟着刘伯承同志到了开江县。紧接着顺庆之后，泸州起义也爆发了。按原订计划，泸州起义部队是要迅速开到川北去与顺庆起义部队会合的。但起义部队的将领都是些军阀，他们起义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现在因起义胜利才得到泸州这块肥肉，他们那里肯放呢？为了争夺泸州城每月十万元的盐税，他们甚至发生内哄。陈毅同志也曾对他们反复解说，他们哪里肯听。陈毅同志见他们无望，就离开了。后来，伯承同志赶到泸州，对起义部队力加整顿。这时蒋介石已公开反动，他指示四川军阀，一面在重庆布置大屠杀；—面调动军队包围泸州，企图消灭起义部队；而川黔各个地方军阀，为了抢夺泸州这块地盘，凡是能赶得上的，各人都派出一支军队把泸州包围起来。等刘伯承同志赶到后，泸州城已被团团围困了。与此同时，“三·三一”惨案发生。伯承同志一面通电讨伐“三·三一”惨案的祸首刘湘，一面积极布置守城。由于我党在泸州的工作较有基础，所以一经我党发动，广大群众就积极地起来支援起义部队。工、农、商、学各界，特别是学生界，积极参战，有的甚至壮烈牺性。全城军民在刘伯承同志卓越的指挥下，英勇地坚持了四十余天的守城战斗。当整个形势已经不利，而且起义军阀正在酝酿着投降出卖的阴谋时，刘伯承同志便乘机突围而走。接着，所谓起义将领，果然投降敌人，泸州起义失败了。
顺泸起义时我在武汉。起义之初闇公同志派人来汉口告诉我，顺泸起义已发动，请求国民政府给起义军队以国民革命军番号。我在国民政府会议中，提议按军队序列给顺泸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的番号，委刘伯承同志为该军军长。会议通过了我的提议。但别有用心的谭延阊（这时汪精卫不在武汉，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借故推延，说什么需要经过蒋介石，并将此案交给苏联顾问加伦将军顺便带往南昌蒋总部“划行”。这时蒋介石正在与帝国主义勾结，阴谋叛变革命，他怎么能够同意我党建立军队呢？但国民政府会议既已通过，根本不需要经过蒋介石。因此，我们后来就没有理会谭延阊，公开发表了国民政府给顺泸起义军以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和给刘伯承同志的委任，只是军队番号改成了暂编第十五军。
1927年春的革命形势，一方面是革命势力猛烈发展，一方面革命内部的分化也日益剧烈。在武汉地区，工农运动在我党领导下蓬勃地发展起来；在上海，工人阶级经过前后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了胜利；同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六两军又于3月24日攻克南京。但是，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也加紧了，他首先在赣州惨杀了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同志，随后又在九江、安庆捣毁了国民党党部和总工会。英美等帝国主义在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的当天公然出动军舰，炮轰南京，死伤达二千多人。就这样，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相互勾结，同时举起屠刀，对革命展开进攻，天空出现乌云，革命处于危急中。
当时四川的形势也与全国的形势一样。在四川人民反帝反军阀的群众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和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四川军阀虽然大部都已先后易帜，改悬青天白日旗，改称国民革命军，但他们钻进革命阵营的目的，不过是想利用革命旗帜，来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地盘，保存和扩张自己的实力。这批封建军阀，翻云覆雨，奸狡异常，他们既利用革命，又害怕革命，同时更伺机反革命。
当蒋介石在1927年春决心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革命阴谋的时候，他派遣爪牙向育仁、戴弁、杨引之等入川，以国民党右派）乍基础，勾结四川军阀和一切地方上的封建反动势力，准备首先在四川实行反革命屠杀，以配合他整个的反革命计划。于是，四川的时局紧张起来了。
在这种形势下，闇公同志主张发动群众，反击反革命的进攻。南京事件发生后，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于3月31日在重庆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四川军阀卖国（四川军阀刘湘，当时曾以川滇铁路作抵，向帝国主义借款，密订卖国条约），支援北伐战争，拥护武汉革命政府。在地委会议上，曾经估计到大会可能遭到镇压。但由于对军阀的反革命性认识不足，只认为最大的可能是解散大会，至多也不过杀几个人，没有想到会发生大屠杀。因此，在组织上没有作应变准备——去一批，留一批，而是全部骨干一齐出动，结果几乎损失了全部骨干，使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敌人侦知3月31日要召开群众大会的消息，立刻密报蒋介石，蒋随即电覆刘湘，并派卢师谛传达指示，嘱其镇压。接着，敌人就拟定“黑名单”，决定实行屠杀。敌人对这次斗争，先是采取威胁利诱的办法，要闇公同志取消群众运动。3月30日，刘湘指使他的师长罗汉三恫吓闇公同志说：“明天的大会最好不要开，外面部队的大炮已脱去了炮衣。”闇公同志严辞拒绝。当晚，闇公同志有一位在刘湘那里当参谋的亲戚，又派人送信来说：“明日大会将有事故发生，恐对你不利。”又说，“若能不去赴会，军座（指刘湘）定有好音。”闇公同志看完信后，冷笑置之。
不管形势多么险恶，大会还是如期召开。当浩浩****的群众队伍进入会场的时候，发现一些身分不明、行迹可疑的分子混入会场，闇公同志便指挥工人纠察队和童子军把他们劝了出去，以防不测。大会刚要开始，忽然枪声大作，军阀王陵基预伏在会场里面的便衣队和布置在会场周围的武装，里应外合，刀枪并用，对手无寸铁的广大群众，实行有计划的血腥屠杀。一时血流遍地，呼声震天，惨不忍睹，痛不忍闻，当场死难者即达五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著名的重庆“三·三一”惨案。
当会场上枪声四起时，囿公同志正在主席台上。他连忙指挥大家不要惊慌，就地卧倒。后来枪声^密，死伤渐多，会场秩序大乱，已无法指挥，闇公同志才跳城而出。他跳出城墙后，敌人又紧紧追击，由于他机警灵活，设法甩开敌人，才暂时脱险。第二天，闇公同志又冒着极大危险布置好善后工作，然后准备亲自去武汉向中央报告。这时重庆到处密布暗探，尤其是闇公同志住家周围，更是特务如麻。亲友劝他暂避一时，他声泪俱下地说敌人虽然万分残暴，一想到同志们死得那样惨，我岂能顾及个人安危啊！”4月2日晚，他动身上船，因发现有便衣跟踪，当夜就退回家中。次日晚，他又化装起程，与他的爱人赵宗楷和另外一位同志，同上亚东轮船，不幸被敌人发觉。第二天黎明，轮船开至江心，特务们借口检查，将闇公同志一行逮捕。闇公同志为了救出那位共产党员，便假装不认识他，故意问道我是共产党员，被他们逮捕，你先生又为了什么事情，遭受逮捕？”特务们—听，认为这个同志不是共产党员，就把他释放了。
闇公同志被捕的时候，敌人问他：“你是不是杨闇公？”他面不改色地说：“我是，你们又怎么样？”敌人说：“那你不要干什么共产党了，跟到我们才有命。”他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反动军阀是什么东西！你们是一伙凶恶的强盗，无耻的卖国贼，是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你们眼看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敌人要把闇公同志和赵宗楷同志分别押走，闇公同志镇定地对宗楷同志说：“你不要害怕和难过，转告同志们，我会斗争到底的。孩子们大了，要他们为我报仇！”
后来，宗楷同志经营救获释，闇公同志则被囚在浮图关蓝文彬军阀司令部。军阀刘湘、王陵基、蓝文彬及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共同审讯他。无论敌人实行威胁利诱，或用严刑拷打，囿公同志都丝毫不为所动，并且痛骂敌人无耻。敌人问他：“你难道不怕死吗？和我们一起千，你的前途还大嘞！”闇公同志回答说：“哼！怕死，只有你们才怕死，也必然快要死无葬身之地。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一句话，我头可断，志不可夺。”敌人用尽一切卑鄙手段，都无法使闇公同志屈服，便于1927年4月6日夜在浮图关把他秘密杀害了。闇公同志临难时还慷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滥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出共产党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伟大崇高的革命气节。
继“三·三一”惨案之后，上海又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事件，蒋介石在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他的南京反动王朝。“三·三一”惨案，是四川地区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场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是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结合全国各地封建军阀和反动地主阶级，实行反革命阴谋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是“四·一二”政变的序幕。
我在武汉听到“三·三一”惨案的消息，极为悲愤。后来得知这次惨案的凶手杨引之，要去向蒋介石报功，我们便派人到宜昌等着他，跟踪他到武汉，然后将他逮捕。当武汉的革命法庭审判杨犯时，我极力主张将他当场正法，但是身为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的徐谦却坚不同意。经过我们力争，最后才把杨犯判处死刑。这个嗜血成性的刽子手终于受到了正义的惩处。消息传出后，人们无不拍手称快。
但是反革命逆流，很快也席卷了武汉。7月，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从此，全国陷入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我们四川许多共产党人，朱德、刘伯承、陈毅等同志和我，都跑到南昌去参加了“八—”起义。
闇公同志在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大革命中英勇地牺牲了。他的牺牲不仅使我失去了一位多年同甘苦共患难的亲密战友，而且使党失去了一位坚强的优秀的战士。每念及此，悲痛万分。但是，闇公同志和我党许多先烈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中国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仍然继承着烈士们的未竟事业，继续进行顽强的战斗。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不仅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并将为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到底。这是可以告慰于先烈们的。
闇公同志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