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水李公讳邦华，字孟暗，懋明其别号也。先帝（指思宗。）御极，起工部右侍郎，改兵部，协理京营戎政，进本部尚书。在事一年，用中旨罢归。［崇祯十二年］己卯特简起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逾年丁父忧。［十五年］壬午服除，起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未几拜北掌院左都御史。抵湖口，得后命。便宜发饷遏宁南侯左良玉溃兵。上闻之，大喜。益专意委信公。［十七年］甲申三月十八日贼破外城，移宿吉安馆文信公祠下。诘朝内城陷，持束帛系信公坐楣，投缳而绝。三月十九日辰时也。四月公之丧至自北京。十一月二十四日葬仁寿乡鳌山钓鱼台之谕茔。公既葬，［孙］长世泣而言曰，隧道之碑铭有与吾祖游，而载史笔者谁乎？谋于诸父，渡江来请者至再。［十六年］癸未北上，要语广陵僧舍，艰危执手，潸然流涕。嘱曰，左宁南名将也。东南有警，兄当与共事，我有成言于彼矣。箧中出宁南牍授余曰，所以识也。入都，复邮书曰，天下事不可为矣。东南根本地，兄当努力。宁南必不负我，勿失此人也。偷生假年，移日视息。生我知我，辜负良友，伤心尅骨，有余痛焉。徬徨执笔，老泪渍纸，而不忍终辞者，以为比及未死，放只字于青简，庶可以有辞于枯竹朽骨也。（又检牧斋尺牍上有「与李懋明」札一通。绎其内容，知为崇祯十二年四月李邦华起为南京兵部尚书时所作。附记于此，以供参考。）
牧斋此文作于何年，虽未能确定，但文中有「长世渡江来请」，及「偷生假年，移日视息」等语，则当是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行，至次岁，即顺治三年丙戌秋间南还家居以后所作。其述左良玉与李邦华及己身之关系一节，盖欲藉是以湔洗其与马阮交结之事实，并表明其中立不倚之政见耶？牧斋颇认此次与懋明之会晤，为其一生志业所关。故于垂死之时赋诗，犹忆及此事。有学集壹叁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十八云：
忠躯义感国恩赊。板**凭将赤手遮。星散诸侯屯渤海，飚回子弟走长沙。神愁玉玺归新室，天哭铜人别汉家。（原注：「一云，共和六载仍周室，章武三年亦汉家。」）迟暮自怜长塌翼，垂杨古道数昏鸦。（自注：「记癸未岁与群公谋王室事。」）
自注云「群公」，则懋明之外，尚有他人。侯忠节公［峒曾］年谱崇祯十五年壬午条云：
九月改浙江嘉湖道备兵参政。
十六年癸未条略云：
正月之官嘉兴。夏五月吏部上计，举府君大廉卓。而府君是时亦既病矣。天方大旱，府君步而祷焉。未几疮痏发于足跗，委顿者两月余。又一日方视案牍，忽呕血数十口，累日乃止。投牒请于当事者三，终不许。府君方卧病时，徐太宰［石麒］，以司寇事被放归里，陶陶永夕，差以为快。九月诏使逮问周宜兴［延儒］。
寅恪案，虞求虽于崇祯十六年正月削职。其归至嘉兴之月日，今不易考。但据侯谱，知其十六年五月以后，九月以前，必已返家。由是言之，虞求十六年正月削职后，由京南归，于四月中途过扬州时，与牧斋会晤，颇有可能。若果如是，则虞求亦是与牧斋共谋王室群公中之一人也。
又此事亦间接涉及侯恂方域父子。兹略论之于下。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叁「为司徒公与宁南侯书」（寅恪案，「司徒公」乃朝宗称其父恂之官号。「宁南侯」则指左良玉而言也。）云：
乡土丧乱，已无宁宇。阖门百口，将寄白下。喘息未苏，风鹤频警。相传谓将军驻节江州，且扬帆而前。老夫以为不然，即陪京卿大夫亦共信之，而无如市井仓皇，讹以滋讹，几于三人成虎。夫江州三楚要害，麾下汛防之冲也。郧襄不戒，贼势鸱张，时有未利，或需左次以骄之。储威夙饱，殚图收复，在将军必有确画。过此一步，便非分壤。冒嫌涉疑，义何居焉？若云部曲就粮，非出本愿，则尤不可。朝廷所以重将军者，以能节制经纬，危不异于安也。荆土千里，自可具食，岂谓小饥，动至同诸军士仓皇耶？甚则无识之人，料麾下自率前驱，伴送室帑。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生平审处，岂后嫖姚？或者以垂白在堂，此自纲纪，奉移内郡。何必双旌，聿来相宅？况陪京高皇帝弓剑所藏，禁地肃清。将军疆场师武，未取进止，讵宜展觐？语云，流言止于智者。若将军今日之事，其为流言，又不待智者而决之矣。惟是老夫与将军义则故人，情实一家。每闻将军奏凯献捷，报效朝廷，则喜动颜色，倾耳而听，引席而前，惟恐其言之尽也。或功高而不见谅，道路之口发为无稽，则辄掩耳而走，避席而去，蹙乎其不愿闻也。顷者浪语最堪骇异，虽知其妄，必以相告。将军十年建竖，中外倚赖，所当矜重，以副人望。
此书后附杨廷枢跋语云：
癸未侯子居金陵，宁南侯兵抵江州，旦夕且至。熊司马知其为司徒公旧部，请侯子往说之。侯子固陈不可，乃即署中为书以付司马，驰致之宁南。后一夜侯子晤友人云，议者且唱内应之说。遂以书抵议者而行。侯子祸虽不始此，然自此深矣。宁南旋得书而止。余尝见其回司徒公禀帖，卑谨一如平时，乃知宁南感恩，原不欲负朝廷者，驾驭失宜，以致不终，深可叹也。偶过侯子舟中，观此书，感而识之。乙酉三月杨廷枢记。
同书伍「宁南侯传」略云：
朝廷以司徒公代丁启睿督师，良玉大喜。未几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吕大器代。良玉愠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尽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吕公代，是疑我，而欲图之也。自此意益离。遂往来江楚，为自竖计。尽取诸盐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财。贼帅惠登相等皆附之，军益强。又尝称军饥，欲道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尚书熊明遇大恐，请于司徒公，以书谕之而止。朝廷不得已，更欲为调和计，封良玉为宁南侯，而以子梦庚为总兵官。良玉卒不为用。
同书叁「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寅恪案，「阮光禄」指阮大铖。）云：
仆窃闻君子处己，不欲自恕，而苛责他人以非其道。今执事之于仆，乃有不然者，愿为执事陈之。执事仆之父行也，神宗之末，与大人同朝，相得甚欢。其后乃有欲终事执事，而不能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大人削官归，仆时方少，每侍，未尝不念执事之才，而嗟惜者弥日。及仆稍长，知读书，求友金陵。将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虽于我为后进，常心重之。汝至，当以为师。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当持刺拜于床下。语不及执事。及至金陵，则成公已得罪去，仅见方公，而其子以智者，仆之夙交也，以此晨夕过从。执事与方公同为父行，理当谒，然而不敢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今执事乃责仆与方公厚，而与执事薄。噫！亦过矣。忽一日有王将军过仆甚恭，每一至，必邀仆为诗歌，既得之，必喜而为仆贳酒奏伎，招游舫，携山屐，殷殷积旬不倦，仆初不解，既而疑，以问将军。将军乃屏人以告仆曰，是皆阮光禄所愿纳交于君者也。光禄方为诸君所诟，愿更以道之君之友陈君定生吴君次尾，庶稍湔乎？仆敛容谢之曰，光禄身为贵卿，又不少佳宾客足自娱，安用此二三书生为哉？仆道之两君，必重为两君所绝。若仆独私从光禄游，又窃恐无益光禄。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绝矣。凡此皆仆平心称量，自以为未甚太过，而执事顾含怒不已，仆诚无所逃罪矣。昨夜方寝，而杨令君文骢叩门过仆曰，左将军兵且来，都人汹汹。阮光禄飏言于清议堂云，子与有旧，且应之于内。子盍行乎？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仆与左诚有旧，亦已奉熊尚书之教，驰书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顺，则贼也。仆诚应之于内，亦贼也。士君子稍知礼义，何至甘心作贼？万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穷，倒行而逆施，若昔日干儿义孙之徒，计无复之，容出于此，而仆岂其人耶？何执事文织之深也！仆今已遭乱无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独惜执事忮机一动，长伏草莽则已，万一复得志，必至杀尽天下士，以酧其宿所不快，则是使天下士终不复至执事之门，而后世操简书以议执事者，不能如仆之词微而义婉也。
同书陆「壮悔堂记」略云：
同书首载年谱略云：
崇祯十六年癸未公二十六岁。司徒公解任，避兵扬州。左良玉军襄阳，以粮尽，移驻九江，欲趋南京。南本兵乞公为司徒书，驰谕止之。阮大铖以蜚语中公。公避于宜兴。有与光禄书。以不即救汴，逮司徒公系狱。
顺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岁。奉司徒公居南园。当事欲案治公，以及于司徒公者。有司趋应省试，方解。
国榷玖捌略云：
壬午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总督保定侯恂免。
同书玖玖略云：
癸未崇祯十六年二月庚辰平贼将军左良玉避贼东下，沿江纵掠。土寇叛兵俱冒左兵攻剽，南都大震。壬午左良玉泊池州清溪口，副总兵王允成称以二千人勤王，纵掠青阳南陵繁昌。沿江**，薄于芜湖，竞传其兵叛。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知良玉为尚书侯恂旧部。恂次子方域适在金陵，代为尚书书［致良玉］。良玉得书，禀答卑谨，一如平昔。七月议处郑三俊，逮张国维侯恂，以秉枢不职，弃开封不守也。
徐鼒小腆纪传陆肆逆臣壹左良玉传略云：
释侯恂于狱，以兵部侍郎代丁启睿督师。恂未至军，而良玉已溃于朱仙镇矣。开封陷。帝怒，罢恂官，而不能罪良玉也。［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良玉］抵武昌，至正月中启行，艨艟蔽江而下。当是时，降将叛卒假左军号，恣剽掠。蕲州守将王允成为乱首。破建德，掠池阳。去芜湖四十里，泊舟三山荻港，漕艘盐舶尽夺以载兵，声言将寄帑南京。士民一夕数徙，商旅不行。南兵部尚书熊明遇不知所计。适都御史在家被召，道出湖口，闻变，乃倚舟草檄告良玉曰，贵镇宜即日严戢兵丁，疏通江路，捩舵回船，刻期还镇。缺饷事情，候本部院到皖设法措处。勿过安庆一步，以实流言。良玉得檄心折。邦华飞书告安庆巡抚，发九江库银十五万，补六月粮。军心大定，南都解严。邦华具威仪入其营。良玉红袜首，??袴，握刀插矢，俯立船头。邦华辞。乃用师弟子礼见。临别，誓以余生效顶踵。
寅恪案，侯恂与左良玉其关系密切，远胜于李邦华。当崇祯十六年正月中良玉拥兵东下，南都士大夫皆欲止之。朝宗适在金陵，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使方域为其父作书与良玉，亦情势所必致，殊不足异。后来良玉之众屯驻九江而不至南京者，实懋明筹拨银十五万两之力。侯氏之书，岂能一动昆山之心乎？朝宗自言得杨龙友传述阮集之谓已欲为左氏内应之语，因促其出走避祸。年谱载崇祯十六年「司徒公解任避兵扬州」及「公访陈定生于宜兴」等语，假定崇祯十六年正月至四月侯恂果已在扬州，则方域何以不至扬州，而至宜兴。考明史贰柒叁左良玉传云：
［崇祯十五年］九月开封以河决而亡。帝怒恂，罢其官。
参以朝宗代其父致昆山书所谓「乡土丧乱，已无宁宇。阖门百口，将寄白下」及「相传谓将军驻节江州，且扬帆而前」等语，则朝宗作书之时，若谷尚未至南京。但朝宗避祸出走之日，即使若谷未至扬州，何以不留扬州以待其父，而迳至宜兴定生家耶？如若谷于崇祯十六年春间及夏初果在扬州，似亦应列入与牧斋共谋王室群公之中。今载籍未详，不敢决言也。细绎朝宗之文，颇疑非其当日之原稿，致有疏误。据邵青门述朝宗刻其文集事（见钱仪吉碑传集壹叁陆邵长蘅撰侯方域传及清史列传柒拾文苑传侯方域传。）云：
今观壮悔堂集载朝宗代其父致昆山书题作「为司徒公与宁南侯书」。考明实录怀宗实录壹柒云：
崇祯十七年三月癸巳封辽东总兵官左都督吴三桂平西伯，平贼将军总兵左都督左良玉宁南伯，蓟镇总兵左都督唐通定西伯，凤庐总兵左都督黄得功靖南伯，各给勅印。
明史贰肆庄烈帝本纪云：
崇祯十七年三月癸巳封总兵官吴三桂左良玉唐通黄得功俱为伯。
同书贰叁左良玉传略云：
崇祯十七年正月（寅恪案，「正月」当为「三月」之误。王氏明史考证攟逸未之及。）诏封良玉为宁南伯。福王立，晋良玉为侯。
故朝宗作此书时，良玉尚未封伯更何侯之有？此亦足为此书乃朝宗后来所补缀之一证，并足征邵氏之言为可信也。兹有可附论者二事。一为朝宗作壮悔堂记时，其年三十五岁，即顺治九年壬辰。前一年朝宗欲保全其父，勉应乡试，仅中副榜，实出于不得已。「壮悔堂」之命名，盖取义于此。后来竟有人赋「两朝应举侯公子，地下何颜见李香」之句以讥之。殊不知建州入关，未中乡试，年方少壮之士子，苟不应科举，又不逃于方外，则为抗拒新政权之表示，必难免于罪戾也。至「庸杂堂」之命名，朝宗所言亦非其最初真意。殆本以司马长卿自儗，而以李香君之流比卓文君也。二为自桃花扇传奇盛行以来，杨龙友遂为世人所鄙视。今据朝宗自述之文，则为阮圆海游说者，乃王将军。传阮氏诬搆之言，促其出走避祸者，为杨龙友。戏剧流行，是非颠倒，亟应加以纠正也。寅恪近有听演桃花扇戏剧七律一首，附录于此。
听演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沈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
兴亡旧事又重陈。北里南朝恨未申。桂苑旧传天上曲，桃花新写扇头春。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铁锁长江东注水，年年流泪送香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