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梦 退回去了廿年
零碎的爆竹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听到窗子外面有一个苍老的声音骂道：“……这些猴儿崽子，开的什么穷心？年过了这多天，还直放麻雷子、二踢角。这年过的有什么痛快？山东省闹土匪，直隶闹蝗虫，黄河闹水灾，煤、面全涨钱。这大杂院里，除了张先生也没有谁作官，哪里来的这么些个容易钱，到了初五六，还直让小孩子过年？”
最后几句话，是我惊醒之后听到的。这时，我正在北京农商部当一名小办事员，大小是个官。睁着眼睛一看，墙上挂着的月份牌，上面大书“中华民国八年阳历二月，阴历正月”。大杂院里这位卖切糕的街坊大胡子骂得痛快的时候，也是我该到部的时候了，怎么还睡觉？于是匆匆起床，将白泥炉子上放的隔夜水壶，倒着漱洗过了。头上戴了兜头线帽，围了一条破毡子旧围巾儿，锁门就走。
当个小办事员的人，决没钱买大衣。北京这地方又冷，不这么穿着不行。出得门来，这冷僻胡同里的积雪，依然堆着尺来厚，脚在雪上踏着，唏唆作响。那西北风像刀割似的迎面吹过，把人家屋脊上的积雪刮了下来，临空一卷，卷成个白雾团子，然后向人扑来。任是围了破毡子，那碎雪还向衣领子里钻进来。我虽穿了一件天桥收来的老羊皮，不觉还打了两个冷战，鼻子出来的气，透过了兜帽的窟窿，像是馒头出笼屉，热气上冒。沿了鼻孔的一转帽沿，都让气冲湿了。心想，不过为了三十块钱的薪水，冒了这种风雪去办公，实在辛苦。
正想着，一辆汽车自身后追了上来，把地面上的雪烂泥浆，溅了起来，汽车两边就飞起了两排泥雨，溅了我一身的泥点。汽车过去了能奈它何？由那车后身窗子里望去，一对男女厮搂着，头挤在一边。那汽车号码是自用六零六，巧了，这就是我们总长坐着办公的车。不用说，车上那个男人是我上司赖大元总长。慢说我一个走路的人，追不上汽车去讲理，就算追得上，难道我还敢和总长去辨是非不成？叹了一口气，只好挨着人家墙脚，慢慢走到部里。
我们这农商部，在北京是出名的闲衙门。门口站的那两个卫警，夹了一枝旧来福步枪在胁下，冷得只作开步走。我向传达室一看，那传达正在走廊下拢白炉子的火。他窗户上放了一架小闹钟，已到十点了。院子里除了满地积雪，并无别的象征。那些花木，由雪堆里撑出枝枝丫丫的树枝，上面还堆了积雪，在高屋檐下，一点也不见响动，走廊地上倒有十几只小麻雀，见人来了，哄的一声飞向屋檐上。这不像衙门，倒像座庙了。
我是矿务司第一科的办事员，直走到东向角落的五进院子，才是我们的办公处。北屋五大间是司长室，西屋是第一科，科长在外面一间屋子里，几个科员也在那里列着桌子，我和另一个办事员同三个录事，就缩在另一小屋子里。矿务司有个特别好处，尽管市面上煤卖到二十多元一吨，大同、石家庄两处的红煤，我们依然可以特殊便利一下，所以每间屋子里，都把铁炉子生着火。这年头虽不像北京饭店有热汽管子，屋子里拢“洋炉子”，也就是人间天上了。
掀开棉布帘子进了屋，早是满座生春。我摘了帽子，解了围巾，掀帘进了第一科。铁炉子上放了一把白铁壶，水沸得正沙沙作响，壶嘴里向外冒汽。院子里的堆雪，由玻璃窗上反映进光来。
科长陶菊圃是位老公事，他向例来得早。这时，在玻璃窗下写字合上，摊了一本木版大字“三国演义”，架上老花眼镜，看得入神。茶房早已给他斟一杯好香片茶，热气腾腾，放在面前了。陶科长虽然年纪大，炉子里的火生得太热，穿来的皮袍大衣，都已挂在衣架上。只穿了一件存在部里的旧湖绉棉袍子。
照例，小办事员和录事员见了科长，得深深一鞠躬拜年。但我是新出学校的青年，这个恭维劲儿做不出来。好在是旧历年，行旧礼罢，因之两手捧了帽子和围脖，乱拱了几个揖，口里连称：“科长，新禧新禧！”
陶科长两手捧下眼镜，向我点个头，又去看“刘备三顾茅庐”了。
这屋子里除了科长，并无第二个人。那边小屋子是我们自己的园地了。同事们都比我早来了。两个录事，已在誊写公事；另一个录事和一个小办事员，在屋角里的小桌子上下象棋。我一进门，这两位同事，透着气味相投，一齐站了起来，拱手道着新禧。
我挂起围脖和帽子，问另一位办事员李君：“有什么公事办吗？”
李君道：“没有什么公事，司长有一个星期没交下重要公事了。写的这两件公事，是阴历年前留下来的。”
他口里说着，眼睛正对了象棋出神。对方来了一个当头炮，挂角马，他正在想法解除这个难关，我也就不问他的话了，跟着坐下看棋。
隔壁屋子里一阵乱，几位科员来了，全部向陶科长一鞠躬。尤其是一位二等科员范君，态度恭敬。马褂套着长袍，两手垂直袖子，站在陶科长面前，笑道：“正月初一，我到陶科长公馆去拜过年的。”
陶科长道：“失迎失迎，孩子们闹着去逛厂甸。”
范科员道：“回头我又到沈司长家里去了。沈司长太客气，留着我在他身后看牌，又是茶叶蛋，又是猪油年糕，只管拿点心待客，我还替他出主意，不声不响的和个三番。”
陶科长笑了一笑，似乎想起一件事，走出屋子去了。
立刻这屋子里热闹起来。一位科员佟君，首先放肆着，在报架上将当天的报放在公事桌上，笑问道：“老范啦，八小姐那里去过没有？喂！今天晚上好戏有‘打樱桃’，又有前本‘海慧寺’，包个厢，到小房子里去约了八小姐来听戏吧，大家也好见个面儿。”
范君也拿一份报回到公事桌上去看着，笑道：“谈八小姐呢，去年几乎过不了年。还是老马好，办自由恋爱，比我们这在胡同里胡闹的人经济得多，他还是一到部就写信。”
在他的对面桌上，有一位二等科员马君，拿一叠公用信笺放在桌上，抽起一张，信笔瞎写。其实他不是写爱情信，是作篇“菊评”，要投到一家小报去登出来，题目是“新春三日观剧记”。
正在谈论着，一位胡君进来了，在屋里的人都向他道着新禧。他是次长面前的红人，虽未能取陶科长而代之，但在本科，也可算位副科长了。他一面脱着皮大衣，一面问道：“科长没来吗？”佟君道：“科长早来了，刚出去。”
胡君在衣袋里取出一枝雪茄，咬了头子，衔在口里，就有人擦了一枝火柴，来替他点着烟。他喷了一口烟。用指头夹了雪茄，高高举起来笑道：“我告诉诸位一件极有趣的事：我打了这多年的扑克，从来没有拿过同花顺，这次新年，可让我碰着了。”
在屋子里的科员，全部哄然一声。
胡先生站在屋子中间，精神抖擞，笑道：“这还不算，最有趣的，同场的人有一个人换到了红桃子同花，一个人是爱斯富而好，这两位仁兄拼命的加，一直加到一百多元。还是我告诉他们，不必再拼命，翻开牌来，我是要贺钱的。连赢带收贺，一牌捞了个小二百元。”说着，口里衔了雪茄，两手连拍一阵。
当时陶科长进来了，那些科员不便作声，只有这位胡科员来头大，并不介意，依然在屋子中间说笑着。
陶科长笑道：“胡兄如此高兴，必有得意之作。”
胡君连笑带比，又叙了一番。
我们这屋子里，显然另是一个阶级，那边尽管笑声沸天，我们这边，决不敢应他们一个字的腔。约十分钟，那位向科长作九十度鞠躬的范君走过我们这边来。我们也向他恭贺新禧，有的点头，有的拱手。因为他的阶级，究竟还支配不了我们的饭碗，所以并没有人向他作九十度的鞠躬。然而他也无求于我们，只是微笑着点了两点下巴。我有点瞧他不起，借着在桌子抽屉里找稿件，没有和他打招呼，他走过我面前时，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但我没有和他贺新禧的义务，他也就过那边去了。
这时，那边屋子，又来了几位科员，我们这边，也增加了两名办事员。这两名办事员，一位是司长的小舅子，年才十八岁，一个月也不到部一次，今天大概是为了春节假后的第一天，也来画个“到”；另一位是次长的堂叔，已经有六十多岁了，他来是常来的，来了照例不作事，科长向来也没有交过一件公事给他办，他却以堂侄身居次长，只给他一个起码官做，十分牢骚，常把他一口的家乡土话低声骂人。今天大概年酒喝的太多了，面变紫红，白色胡须桩子，由红皮肤里冒出来，又露出一口长牙，真不大雅观。
这两边屋子里，大小官员二十余人，各都坐着一个位子，或者用公用信笺写信，或者看报，或者口里衔了烟卷，眼睛望了天花板出神。比较坐得近一些的人，就喝着部里预备下的香片茶，轻轻地谈着麻雀经。其间有两个比较高明的，却是拿了报上的材料，议论国内时局。我们这边两位录事，将交下的公事写完了，到隔壁屋子里去呈给科长。今天也算打破了纪录，学着隔壁屋子里的科员，无事可做，我们也来谈谈天。
忽然外面有人喊着：“总长到！总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