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他爬上塔顶，双手撒开，抛下大小两个铁球，不一会儿，“嘭”的一声两球同时落地。就这一声，敲开了物理学的大门，我们有了一个新概念：加速度，我们开始了对运动的研究，有了以后的火车、汽车、登月飞船。而曾亲睹这光辉的一刹那的，现在还存在于地球上的，就只有这座斜塔了。
伽利略做完实验，从斜塔上缓缓地走下来，伽利略的学生欢呼着、拥戴着他。他满面春风，东望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他的目光穿过教堂的丛林，他怀疑上帝设计的这个世界。
当时的比萨属于佛罗伦萨国。伽利略自从斜塔实验之后春风得意，却被公爵算计，丢了比萨大学的教授，只好到威尼斯去教书。那时威尼斯被教会摒弃，宗教裁判所也不去管它，因此意大利不少学者都逃到这里来治学。他在这里又发明了天文望远镜，在那本是一片深沉静美的夜空中发现了转动的新星，发现了月亮上的山脉，他一下子把上帝完美的世界给捅了个大窟窿。教会给了他第一次警告，不许他再说话。
他这样憋了九年，直到老教皇死了，伽利略又忍不住写了一本《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大胆宣传哥白尼学说，又道出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新原理——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这就是有名的伽利略相对性原理。这一下又把上帝纸糊的世界捅了个更大的窟窿，从根本上动摇了地球是静止的，是宇宙的中心，并且这还成为后来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基础。
这次教会再也不能容忍这个叛逆，便把他抓到了罗马，审讯了三个月，昼夜不息，施以酷刑。他最后只得声明：“我从此不以任何方法、语言或著作，去支持、维护或宣扬地动的邪说。”伽利略当时是屈服于教会的**威，他没有像布鲁诺那样勇敢地去接受火刑，他签字了。据说他伏在地上签字时，又悄悄地自言自语：“但是地球确实在转动。”一个科学家的良心在受煎熬。伽利略是曾经想和教会搞好关系的，他说：“我是上帝忠实的孩子。”他曾寄幻想于他的几个主教朋友，但是，愚昧容不得科学，他还是没有逃脱审判。这年是一六三二年，是斜塔建成的三百六十四年后，宗教裁判所判他终身监禁。当年，年轻潇洒的伽利略做完实验，迎着欢呼从斜塔上走下来，一条真理——自由落体定理——也随他从斜塔上走下来。现在他已入垂暮之年，更多的真理从他的口里说出来，宗教裁判所的黑牢却一口将他吞进去。
一个科学原理在发现之初总是不为人注意。当年法拉第刚发现磁变电，进行表演时，有绅士问：“可这又有什么用呢？”法拉第说：“先生，不久这玩意儿就会为您交税的。”现在全世界因电而创造的税收已经数不清了。伽利略被终身监禁在一个幽深的教堂里，可外面的世界却在一步步按他揭示的规律演变，就连那些神甫、主教也都坐上了汽车、火车、飞机，去做相对运动，他们看着卫星传播的电视，终于不得不承认地球确实在动，在绕太阳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天体运行和身边的运动都无数次地证明伽利略是正确的时，主教、教皇们的良心也在无数次地被谴责。终于，他们实在脸红心跳地坐不住了，到一九八〇年才为伽利略平反。但教会与伽利略的这段公案，却拖了三百四十八年。
一条真理被承认却要付出这么长的时间，现在这段历史的见证只有两件了。一是那斜塔。那天，在暮色苍茫时，我在塔下久久凭吊。塔拔地而起，一出就斜。旁边就是笔直冷峻的教堂。但是它背过脸，不理它，只是向大地俯吻下去，好一个叛逆者。还有一件是佛罗伦萨的主教堂，这在意大利也算一景，其规模，就是在全世界的教堂群中也是数得着的。
教堂内有一个特点，就是埋葬着教会承认的名人，并都配有大理石雕像。没想到进门后第一个人就是伽利略。他端坐于上，长须齐胸，明眸远眺，右手中捏着大小两个铁球，左手持一个单筒望远镜，象征着他对物理世界和天文世界的重大发现，实际上就是对上帝世界的挑战。教堂大厅的尽头，主教正在布道，蜡烛在昏暗中闪着幽幽的光，虔诚的教徒跪在一排排的长凳前，游客在厅里自由走动。伽利略就这样静观着世界变化。他生前恐怕也想不到，到死也不给他平反的教会，却又把他请到这里，给一把交椅，终日与唱经布道的主教们为伴。
三
教堂虽然是基督的大旗，是他的讲坛、他的行营，但教堂首先又是它自己，是由砖石构造，建成某种形状，又配以某种装饰的房子。它是盛着精神的物质，是相对内容而存在的形式。而形式这种东西又常常可以偷偷地离开内容，或假借内容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正如不管是皇帝还是农夫都要穿衣，裁缝就只管他们的形式，只在这一点上实现自己的手艺。中国诗赋的格律，就是离开内容而独立存在的声韵和节奏的美。当主教大人们决心到处修造恢宏的教堂来宣扬圣道时，艺术家也就找到了一种表达自己艺术才能的借口和形式。所以今天我们看教堂，就是对宗教没有一点兴趣，也可以把它当作艺术来欣赏。就如欣赏马王堆出土的金缕玉衣，并不必追究这衣服是穿在什么人身上的。
教会垄断了文化，也垄断了艺术，垄断了建筑。因为它有势，有钱，能调动最好的材料、最好的艺术家来修教堂。与教堂平行的是皇宫，那也是有钱有势的主，你看哪一家不金碧辉煌？因此罗马和欧洲大地上的著名教堂，实际上成了那些伟大艺术家的个人纪念碑。我猜想教会与艺术家之间是心照不宣、互为利用的。我花钱雇你来修教堂，你的才能越发挥得淋漓尽致，教堂就修得越好，就越证明我教的伟大；我被你雇来修教堂，你花的钱越多，教堂修得越大，就越能发挥我的才能，证明我的存在。这种暗中的相互利用，倒给我们留下了一件件艺术精品。
借教堂成名的艺术家当首推米开朗琪罗。米开朗琪罗一四七五年诞生在佛罗伦萨，他的奶娘是位石匠的妻子，也许就是这段缘分，他一生也没有离开石雕艺术。后来他风趣地说：“我是吃铁锤和凿子的奶长大的。”他二十八岁时便完成了成名作《大卫》，至今这件作品被全世界美术院校的学子奉为入门教材。
梵蒂冈宫的西斯廷教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米开朗琪罗纪念馆。这位文艺复兴的先驱，以他人文主义的思想，是反对神权的，但是他被迫两次来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作画。第一次来是一五○八年，画了四年；第二次来是一五三五年，这次画了八年。现在西斯廷教堂成了游人难得一进的艺术圣地，那天我们去瞻仰时，教堂内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大家慢慢地挪动脚步，都仰起头看着这四百多年前的珍品。
米开朗琪罗的这些画全部用**人物来表达，他是以人的尊严来对抗神的统治。他第一次受聘是来画这个大厅的拱顶，开始他请了几位当时也是很有名的高手画家帮忙，几天后他发现不合自己的标准，然后就一个人来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在这块八百平方米的天花板下，他站在脚手架上，仰着脸，要是晚上，手里还举着一盏灯，就这样一直画了四年，到一五一二年完成。不用说别的，就是我们现在仰脸看画，一会儿就脖颈酸疼，他是以怎样的毅力来创造艺术的啊。
他第二次被召来是为了在祭坛后的山墙上画一幅《末日的审判》，画高十米，宽九米，两百多个人物，足足画了八年，还是全用**。当画快完成时，教皇的一位官员来视察说：“这么神圣的地方，怎么能画这种画？这画不如挂在澡堂子里。”米开朗琪罗非常恼火，此人一去，他就将他的形象画成一个阴间的法官，脚上盘着长蛇。现在这个人还在画上受罪。他的透视技巧十分高超，画上每个人物都像随时要走下来。这幅画当时就轰动了世界。
我挤在人群中，屏住呼吸，和大家一起感受这种艺术的魅力。我只感到四周全是米开朗琪罗的化身，这些人物从两侧的墙壁上，从天花板上，一起拥来，穿越五百年的时空，带着画家的呼喊，向我们诉说人的复兴，文艺的复兴。在教会死寂的殿堂里竟有了这样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世界，这和我们在庙里和石窟所看的冰冷的一个模样的佛祖、罗汉大不一样。大约上帝也承认了内心深处的寂寞，从而暗自屈从了这位艺术家，让他在神殿上打开一扇通向人世的窗户，而实际上也就在众神间为米开朗琪罗留了一把交椅。
米开朗琪罗的创作态度是极其认真的。创作《大卫》时，他用一道屏风挡起来，作品未完成前，不许任何人看一眼。一次他正修改一件作品，有朋友来访，刚扫了作品一眼，他就装作失手把灯掉在地上，屋里一片黑暗。凡是自己眼睛通不过的作品，绝不肯示人；凡是没有新意的作品，他绝不留存。一次，他为雕一个人像，竟一连做了十二个稿样。正是这种执着，这种残酷的追求，使我们在五百多年后还觉得他是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峰。
罗马和欧洲的著名教堂，大多是经数代名家设计和监督施工而成。世界第一大的圣彼得教堂是公元三四九年始建，以后历次重修，到十六世纪更有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这样的大师加入，到一六一二年才完成现在这个规模，前后一千二百多年。世界第四大教堂的佛罗伦萨大教堂一二九六年开工，到一四六一年完成，前后一百六十六年。大圣玛丽亚教堂是公元三五二年始建，一直建到十八世纪，前后一千四百多年。
一座建筑的修建动辄上百年，上千年，只有宗教的信仰才能维系这样的工程。这在东方也不例外，中国的云冈佛窟修了五十年，乐山大佛修了九十年，大足佛刻前后七百年。因为朝代可以更替，信仰却没有更换，并且又只有这种宗教迷信式的信仰，才能驱使人们将自己的精力、财力去做无限的倾注，并代代相续。
一个教堂越是这样一代代地往下传，就越显得珍贵，好像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这是欧洲人最爱向客人显示的骄傲。正是在这种传承中，教堂成了一棵独特的艺术大树。如果你细心一点，还会发现这棵大树仍在不断地抽着新芽。现代艺术家就是设计教堂也要张扬自己创造的个性，他们已突破传统教堂尖顶厚墙的冷面孔而更富有人性，这也许是为了适应旅游业的需要。最典型的是芬兰的岩石教堂，建于一九六九年，由蒂莫和图奥莫兄弟两人合作设计。它完全是在一座岩石山顶上挖的一个深坑，搭上玻璃、钢和铜材的大顶棚，十足的现代味道，但仍不失教堂本色。
我认为，教堂对教会来说是布道的场所；对教徒来说，是寻找安慰、洗刷心灵的地方；对艺术家来说，那是他手中的一块石料或者是一块画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