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张亮常回来吗？”
“也就是半个月开一次联校会议，见个面。有时星期日回来住一天。二月十一那天，他那个村里唱大戏，他回来问我去不去看戏。我们这个村小，自我嫁过来也没有请过剧团。我说去吧，可是一转念，这十几个娃娃怎么办？今年还有两个毕业生升学呢，缺不得课。算了，不看了，有甚好呢。”
我们就这样不紧不慢地拉着话。外面窗台上两只大芦花鸡正啄着窗玻璃。里面窗台上摆着一盆石榴、两盆月季，鸡要吃那绿叶子。阳光射到室内，在炕上投下一个明亮的大方块。屋子里比来时更暖和了。隔着光线，我端详一下她的脸，已爬上不少皱纹。我计算她今年该是四十四岁，这正是一个女人的第二黄金年华。我过去采访过许多中年女科学家、女工程师，她们满腹学识正好配着那富态的身材、雍容的风度，春华虽过，却秋实满枝，生命正堪骄傲之时。至于这个年龄的演员，却还光彩犹存呢。可她至少像五十多岁。多年为人师表的严肃和山里生活的清苦，塑造了她这种谦虚、诚实、任劳任怨和略显憔悴的身影、风度。我心里只是莫名地为她惋惜和不平，但说出口的却是这么一句：
“山里生活这么多年，身子骨还好吧？”
“好甚哩。这眼睛都认不出人了。五百度的近视，人家小胡来过几次了，刚才一见，怎么也想不起。不知道的，还以为眼高哩。”说着，她揉揉眼眶，眼睛已经泪湿了，忙又解释一句：“这眼不好，动不动就流泪。”
我想起刚才她说，村里直到去年才通电。二十五年，一豆油灯，一本一本地批改作业，哪有眼睛不坏的。
我说：“近视，就该早点配副眼镜啊。”
“有哩，就是戴不出去。人家见了会说，看当劳模了，神的，酸的，还戴个镜子。”
我们不禁“轰”的一声笑了。我说：“怕什么，刚才在山下还看见一个赶驴车的农民戴着眼镜哩。再说，只近视也不该流泪啊。我就是五百度，你看，摘了镜子不是好好的。你怕是还有什么病呢。”
“是哩。六年前检查说是肝炎。进城打了个方，回来连吃了四十服，就再没去看。离不得，一进城少说也得七天，谁代课呢？山里人，身子能扛呢。”
贾老师这话教我大吃一惊，近年来不少中年人都死于肝病，大都是累死的。我忙问：“右肋下疼吗？”
“疼，有时像针扎。”
“背困吗？”
“累了，后背沟、腰就困。腿软，回联校开一次会，发愁得走不回来。”
“不是吓唬你，贾老师，你身上肯定有病呢。为了能够多教几茬学生，你也得看啊。”我想到可怕的后果，没有敢说出口。她还是那句话，没人代课。我抬头看看墙上的奖状和镜框里的大照片。她近七八年来，年年被评为地、省以上的劳模，到北京、省城开过会，领过奖。可怎么就没有顺便看看病呢？大凡这种人已经形成一个模式，只知工作，不顾身子，明知有病，不去想它。
我看看表，已近中午，想找她最早的几个学生谈谈。她说：“最大的一茬学生才小我四岁，有的在县里、乡里都当干部了。有的当了老师，村里还有几个，这几天送粪哩，山道远，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我想到山后面雪地里司机该等急了，便要起身告辞。她还是坚持要我们吃了午饭，我们赶紧逃了出来。
街上，一群妇女正在向阳处纳鞋底。我走过去问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贾老师教过你吗？”
“教过。呶，他也是贾老师的学生哩。”姑娘顺手指了指一个过路的小伙子。
妇女们七嘴八舌地说：“贾老师可是好人哩！”
贾淑珍说：“乡亲们好，就是出野地里拾点地皮菜、黑山药，回来也要给我送一碗。”
我们返回学校的窑洞前，邀她一起和孩子们照张相。她高兴地进屋唤孩子。小家伙们出溜出溜地奔下炕，赤着小脚片找自己的鞋。她却理理这个的头发，拉拉那个的领子，还为一个最小的孩子擤了一把鼻涕，笑着说：“看这样子，还照相哩。”
我再一次在旁偷偷地、静静地观察她。这哪里是一名教师，完全是个慈母，一个山里的母亲，她有四十二个孩子。
告别时，我还是提醒她要看病，又留一张名片，到城里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忙。她却一直念叨着，来了一趟，饭也没吃一口，又说风大，你们衣裳单，别着凉。快转过山坳时，我回身看了一眼，她还在风里向我们挥手。村民们的话又响在我耳旁：“贾老师，好人哩。”这样的好人真不多啊，像一棵灵芝草，静静地藏在深山里。这个二十户的小村托了她的福啊，几十年来，有了一个她，全村就没有一个文盲，还出了两个大学生、两个中专生。都说教师是蜡烛，她就是这样默默地燃着自己，在这无人知晓的山里，在那盘农家最普通的土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