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这件事她们担惊受怕、几乎天天被人跟踪、挨了两次冷枪，所蒙受的不白之冤，而且在蒙冤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她们主张，现在带一条口信，就可以了？
她看着汤玉玮转过身，两眼有些呆滞地走到床边坐下。
她的爱人不应该是这样的。
于是她握住汤玉玮的手，“没事了。”
“是啊，没事了。什么都没了。”
汤玉玮有这个自觉，因为她比裴清璋了解德堂，也了解自己的一部分同事，更清楚自己被嫉妒的程度，所以她明白德堂就算说让自己回去，可能也没有什么可以干的了。只要他们都怀疑自己，无头案落在自己的身上就会成为一道判决，成为一道悬崖，之前和之后的事会完全不一样，她的理想和应该承载这理想的人生，也许会在这个地方发生转向。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说起来没事了，准确地说应该是没有祸事了，但也没有好事了——那之后，十二月里，她只见了一次德堂，此后就很少接到上峰的工作安排。和往日忙得团团转的样子简直天壤之别。德堂也许是从此终于得到了把自己闲置的理由吧？他终于可以把自己放在一边，有理有据地冷落自己，用本来应该交给自己干的事情去栽培他信赖的下属、他的人。上海站的事情这样做也就罢了，现在中美所的事情也是这样——她不知道德堂是怎么和那边的人说的，也许各打五十大板，或者还向戴笠那边说了什么也不一定，总之，她有军衔，她有地位，她有基于这两样的基础津贴，她就是没有什么工作任务。
德堂另外指派别人的参加，中美所无人置喙，上面的想法或许也是如此吧？
一开始她的确是愤恨的，因为这一切的起因都不能怪她，现在却要她来承担结果。仿佛那段时间她不应该坚壁不出、反而应该出门去四处伸冤——倒好像她是铜墙铁壁，@#！子！@#@！弹打不透似的！
往日她总觉得自己一世英雄，现在的确没有逃脱英雄被机关算尽的小人给坑害的命运。仿佛是定制的枷锁一般，她觉得自己比白虎堂里的林冲还要冤屈。
但有时候，心情低落之际，她也会想，自己明明不如林冲。林冲不知道自己被坑害，直到发现那两个长随不见了。自己一路都知道，只是选择了无视，一路双手紧握着宝刀大剌剌地走进白虎堂来。
或者自己也是倨傲而愚笨的杨雄吧。
不过，幸好这一切都不曾波及裴清璋。因为本质上，在中美所内部，裴清璋另外算管理关系，除了工作上的合作关系，和自己几乎是无关的。而且在气象情报领域，裴清璋几乎是不可替代的，动她可以，动裴清璋自取灭亡。
她就不信他们还能在自己的那堆人里找出个能替代裴清璋的人来！
闲下来，她终于有了更多的时间思考，比如去思考自己的厌恶，再思考自己应该去哪里。往日她觉得自己的理想是承载在其上的，以后再怎么办是不确定的，好像有很多选择，但都不能说一定可以跳得出军统乃至情报界的圈子。现在此事发生，倒像是一下子把她的生命往前推了一步，强迫她做了决定、或者说，别人替她做了决定。你想不想摆脱不要紧，别人已经不想留着你了。
有了人、人一多就要有派系，有了派系就要互相争斗，争斗什么？利。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可他们应该是这样的组织吗？国难当头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把这些东西都放下吗？他们还是找到了利，并且汲汲于利。
她想起很久之前父亲与自己说到张静江，还有张静江与那些国府元老的故事，那些说不清楚的久远案子，比如父亲意向怀疑的宋案，真能是袁世凯派人去刺杀的？论刺杀，袁项城什么时候是陈其美的对手？宋教仁死了，到底是谁获利最大{69}？
还有五万银元，还有黄兴和孙逸仙的争执和互相指控——如此种种，许多事情藏在烟雾里，迷蒙看不清楚，也许最好是看不清楚。看清楚了未免就失望乃至绝望，甚至有性命之虞。
直到这个时候她才理解父亲对她回国投身这一行的轻微的反对是为什么。
迟了吗？也许吧。
回溯理想的河流，一切的肇始是王小亭的那张照片。
现在除了保护裴清璋，她几乎没有什么事，遂多出很多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工作？她作为记者的工作量太低了，想要她的作品和采访还有新闻稿的人很多，但几乎没有不是汪政府旗下的亲日媒体的，她不愿意和这些人沾上关系，一点都不，仿佛一个黑点她就会变成汉奸文人。但如此过下去，她的收入来源就只有一个：卖照片。
回到理想的源头，在战争发生之前，在想要回国之前，在晨边高地的小雾中，她想做一个摄影记者。那时候是想要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带给中国，如今也许不能，但至少她还幸运地拥有这一份理想、相关的种种技能、以及一个售卖的渠道。
她还有说是美商社实际上是中美所给的两台相机，普通的那台正好拿去拍照。
她是不是非要这么做？她觉得是，即便金钱上的压力还不是非常大，如果只算她自己的话；可照她自己看来，她还是要去挣钱的。她要把自己的经济压力降低，多留下一点盈余，越多越好，为此她退了公寓，准备搬去和裴清璋一起住——正好那对租客已经退租——为此对裴清璋说，自己一方面可以全职保护她，一方面还省钱，一方面还可以给裴清璋跑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