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静纯扭过头来看看她，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她看见母亲的嘴巴在笑，眼睛却似乎在哭，为什么要哭？“那怎么哭了？”
“没、没什么……妈妈只是觉得，好不容易……终于胜利了。有些事情……有些事情……”
不用母亲真的把那些事情是什么说出来，她也知道那可能是什么事情。年月太平了，世道好了，母亲肯定会想要重新把她的婚事提上日程，积极张罗起来。可往日里要是说到此事，母亲从不支吾。她不知道现在是因为母亲一直病着缺乏力气，还是因为母亲已经多少察觉了自己和汤玉玮的关系，因此觉得困难重重同样不愿面对——这也是她熟悉的、只是这些年不曾展露的母亲（难道是被自己保护得太好了？），一个给了自己面对人情世故的艰难时有可能选择逃避的性格的母亲。
母亲终究是不认可的。她想起母亲在病房说的话，竟然一时愧疚，悔恨往日不曾制造一个好的时机把话都说清楚，现在给母亲出了这样的难题。
可是说，又如何说？
自己今年三十一岁，三十一年来，她们一直都是沉默的母女。
那夜她终于什么都没有对母亲说，避免加重母亲的心理负担。胜利之后，她也有许多事情要做。她要开始努力地找另一份工作，不再只是做翻译，何况中美所的事情很快就会没了——气象情报就不需要了——她得赶快寻找收入来源。
找工作才是她确定自己何去何从的一根中流砥柱。
她相信自己因为有公董局的履历和优秀的外语能力，寻找一份工商业的工作不说轻而易举，也应该是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唯一的难关应该是竞争激烈。谁知道是没有时间在阻拦她。就比如她最想去的那家美商公司的面试，她本来要去的，结果母亲病情突然加重，她只好和汤玉玮连夜把母亲送往医院。到了医院，一经诊断，母亲甚至开始有了肝腹水。她努力稳住自己不要着急不要慌，然后是汤玉玮来了，从家里带着一堆东西赶过来，拉着她的手腕让她不要着急不要慌。
然后她就接连错失了接下来的好几个面试。再去问，自然也不再考虑爽约的人。
是啊她爽约了，她不该。机缘巧合那时候她都在这里，而不是提前选择去面试现场。机缘巧合那时候她本来要走了又出现突发情况，她放不下心。总是如此。她不知道该怨谁，最后谁也不怨。
人她不怨。但她会恨重庆政府，会恨财政部，恨俞鸿钧、孔祥熙、宋子文、还有陈行亲{72}，恨这一切人，因为那份《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因为按这份办法200元汪政府的中储券才合1元法币！还要“替换回收”！要知道民国三十一年的时候{73}，哪怕是汪兆铭，也只是用2元法币合1元中储券收换法币！现在日夜盼望的“王师”来了，明抢的程度比汪政府还有过之无不及！
想想当初汪政府来了，2:1打对折抢走多少人的财富，现在200:1，就算把近年的通胀都算进去——不，通胀算进去就更是抢了！
她尚有好一笔翻译稿费是中储券发的，因为出版社也没有别的可以发给她，拿着中储券也几乎换不到别的——到现在也是什么都不好换了——她本想看看胜利之后市面会不会好些，哪怕是2:1也行啊，现在她手里的钱根本是废纸，她过去一段日子的劳动根本是无效的，除了磨练自己的技能之外什么作用都没有。
汤玉玮安慰她，但她只是摇头。她知道自己的情况远比其他普通家庭好得多。她也知道不能完全责怪政府，毕竟这是个难题，换成是自己也许也会做一样的选择——可是！这山是一座一座地往她头上压啊！
一片晦暗混乱中她唯一听到的比较确定的消息是，朱家骅复任教育部长，还是巫山告诉她的。这么久了，她很少再去见巫山，巫山也几乎不曾找她，有一度她都怀疑巫山是不是也逃到重庆去了，毕竟巫山的声音听起来始终是个胖大而优雅官太太。胜利之后没几天巫山就主动联系了她，透过郁秉坚，还是在教堂忏悔室与她“见面”，说的内容倒是很简单——中美所应该不会再工作了，你回来吧，我们很需要你，但短时间内你还是跟着郁秉坚。
她说好。
巫山似乎笑了笑，又说，我听说你最近在努力找工作。朱先生回到教育部了，你要是有需要，可以去找他。
她没回答。
毕竟此刻如果说不想，那就是连巫山也回绝了。
虽然她还是和当年那样，觉得最好是离这些人这些事越远越好。但现实情况也是和当年一样，想归想，做并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