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与中国人[1]
[1]本篇最初发表于1933年10月28日《申报·自由谈》。
按本篇和《南腔北调集》中的《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伪自由书》中的《伸冤》、《王道诗话》等十二篇文章，都是1933年瞿秋白在上海时所作，其中有的是根据鲁迅的意见或与鲁迅交换意见后写成的。鲁迅对这些文章曾做过字句上的改动（个别篇改换了题目），并请人誊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笔名寄给《申报·自由谈》等报刊发表，后来又分别将它们收入自己的杂文集。
余铭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译：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1]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Karlgren）。他为什么“贵姓”高呢？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对于中国语文学有很大的贡献。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国字，以为对中国人是不可少的。
他说：“近来——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多数定报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着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却因此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来，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还是莫名其妙的。”
于是他就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1]高本汉（BernhardKarlgren，1889—1978），瑞典汉语学家。1909年至1912年间旅居中国，研究汉语音韵学。他的《中国语和中国文》一书，1923年在英国出版；后经张世禄译出，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