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国有厂的电影创作始终坚持多样化的道路，着力反映民生与现实生活，所表现的故事情节是创作者相信就发生在老百姓当中的“普通生活”，影片刻画的人物就是工农兵群众自己的模范，电影所表现的一切都与他们的情感和生活现实“零距离”接触。像“十七年”时期主要表现“工农兵”题材的影片《上甘岭》、《青春之歌》、《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柳堡的故事》、《小兵张嘎》、《革命家庭》、《红旗谱》等，都对以时代历史为主题的电影创作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新时期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和乡村都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景观，这种转变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体现。《邻居》、《人到中年》、《逆光》等影片注重更深入地发掘生活，选择具有时代意义的事件，真实地再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比较全面地反映都市中普通百姓从一个压抑的时代走进开放时代的真实的心路历程。而同样是农村题材，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意境悠远的《乡音》、《乡情》、《乡民》三部曲，20世纪90年代有温婉隽永的《那山那人那狗》、《暖》，21世纪有写实、冷峻的《美丽的大脚》、《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等等。
此外，国有厂在创作中始终不忘电影是“大众的艺术”这一本质，力求用最朴实的语言、最普通的人物形象、最真实的故事情节，塑造出最平凡但也最生动的角色，像《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孔淑贞、高占武，《李双双》中的李双双、喜旺这样“沾满着泥土气息”的农民，又如《秋菊打官司》中倔强、坚韧而又善良的秋菊，《没事偷着乐》中油嘴滑舌但又透着机智、幽默的大民，《漂亮妈妈》中淳朴、无助、渺小而又闪耀着母性光芒的“漂亮妈妈”，等等。这些人物形象从生活和群众中来，最终又凭借艺术的力量回到生活和群众中去，成为真正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这一个”。在如何塑造最有表现力的电影形象这一问题上，影片创作者们都比较严肃，他们发现了共同的基础与增加活力的可能性。
国有厂的电影创作坚持现实主义的路线，持续不断地为人民大众创作好作品。这既是其优势所在，具有无限容纳力和意义，也是其能够获得市场竞争力的动力源泉。下面试以2000—2006年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影片为考察对象，来说明这一问题。
表8-32000—2006年荣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的影片名单
与金鸡奖和华表奖不同，大众电影百花奖是一个完全由群众参与投票选举出的电影奖项，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大众的审美趣味、评判指标和观影偏好。换句话说，能够在这个奖项中赢得大奖的影片，首先就可以视为有流行性的、属于人们生活的文本，说明它是经得住群众检验的，是比较多地考虑商业性并代表了大众趣味与利益的电影。上表所列2000—2006年共有14部影片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在这14部影片中，只有《大腕》和《英雄》由纯民营影视公司或民营影视公司与其他机构合作拍摄，其余皆为国有厂出品或国有厂与其他影视机构合作拍摄的影片（占到全部获奖影片的84。6％）；在国有厂出品或者与其他影视机构合作拍摄的12部影片中，《我的父亲母亲》、《漂亮妈妈》、《芬芳誓言》、《法官妈妈》、《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手机》等都可视为反映普通民众生活的作品，占到54。5％。生活是一种自身具有目的性的存在方式，众多关注民生的影片，展示了生活本身的意义。以人为本的关于生活的电影成为弘扬主流文化的电影创作的基础部分，这也许可以为创作者提供一些启示。
电影和政治的关系，反映了当代电影构建所采取的上下互动的方式。在这里，人物与事件组成的生活与变化发展的现实世界不断浮现出来，左右着电影创作及其价值选择。影片重新铸造现实，其中的剧情往往远比真实的人生更惊悚或更浪漫，可不管如何从电影艺术的综合创造中感同身受，获得全新的观影经验与感受，人们在本质上仍无法完全摒弃政治文化、时代理性的作用与主观精神的概念本身。在当代文化建构与发展中，电影的创作、生产与传播具有守望、决策、教育、意识形态主导等基础功能，包括传记影片创作在内的主流电影，在很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建国大业》片头，第一幅字幕是“谨以此片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60周年”。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一个新的国家的诞生，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影片让人看到了它另一面的意义与魅力。《建国大业》反映的是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时期，共和国的缔造经过。国家的命运成为影片全景展现历史的聚集所在。
《建国大业》的策划张和平在谈起这部献礼片时说：影片“现在真正变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史诗般的作品。从力量上来说，今年献礼的作品这么多，它应该是最有力量的一个。它几乎变成了一个‘现象’了。”[4]显然，这样的影片，包括其他主流意识形态电影创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蕴含主流逻辑的社会化进程掀开了别有天地的一页影像历史。影片表现美好生活与幸福，表现励志、爱国主义、为国家献身等内容，以向富有精神感的人与历史致敬，但是人和历史具有如此的多样性，影片所突出的某些位置不断变动的主题与象征价值，会比常规的虚构叙事电影更加直接地与真实性、艺术性的个人化建构维度发生关系，并进而产生崭新的富有时代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特定环境中的国产影视片创作由象征价值与形式建构向个体化社会建构转向的努力，无疑表明对重新整合的维度的追寻具有重要意义。追求生命幸福与个体价值实现，担负在传媒、文化与生活之间的历史建构使命，使自身成为个体和社会空间关系的“变形”或“范畴转型”的重要表征，表现当下中国社会共同关切的主题，这些会越来越多地被看作一种新的社会化模式与趋向。
蕴含意识形态的影片创作，无处不在。应该说它们在商业化环境里同样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这些年来，在电影市场上，我们能看到的这类作品还不是太多，一些少量的已经完成并在影院放映，其艺术上的成败已经得到初步检验，人们原来担心的情况（仅让观众面对大量的同时性符号，接受那些必须依靠说出来的思想，一旦出现与其所得的信息的线性连接相反，就会产生不佳效果），基本没有出现。电影拍出来是要让人看的，即使是列入献礼片范围的作品，也需要在市场与艺术的双重要求下进行选择，毕竟影片不能藏之名山，它们总是要经受市场考验的。献礼作品为当下观众的观影以至文化生活带来新的活力，其所做的努力值得肯定。这样的一类作品，有越来越多的观众来看，就会有更多的电影人愿意为之付出努力，其所传递的人物符号、艺术、文化、主流逻辑、意识形态信息以至市场化建构及价值，才能最大限度得以实现。
历史的经验值得汲取。采用历史、社会的不同理论基础和方法学，可以重新研究、认识流行的献礼片的叙事策略。当前的一些国产影片创作，尤其面临市场化竞争的激烈，主旋律影片不少被理解得相当概念化、简单化、实用化甚至实利化——只要有人投钱，能挣钱，将一些劳务给大家分分就可以。在这些影片创作上，公式化盛行，制作粗糙，虽极力倡导创作中的主旋律精神，但政治意识形态与主流象征价值过度高扬，这难免令熟识革命话语的中国电影观众渐生倦意，甚至反感。在电影市场化不断获得发展的当下，包括献礼片在内的当代中国电影需要认真反思。电影影像与愉悦感之间、电影创作与电影营销及市场之间的关系必须得到较多的清理和高度的重视。
（三）主流大片的直接性
随着好莱坞等国外大片的蜂拥而入，当代中国电影与国际电影制作业、世界电影市场逐步接轨，保守、僵化已越来越不受重视，电影制作理念、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准大幅提升，无论国有电影机构还是民营公司，都已具备制作中国自己的大片的实力。关于大片，国家电影管理部门给出的说法为，大片的概念“是主流大片，突出主流意识，追求一流制作，进入主流市场，赢得大众好评，创造好的效益。即在导向上是健康有益的，在制作技术和艺术水准上是精湛的，叫好又叫座，而不是单纯追求制作规模和投资规模的宏大，也不能片面追求单一的题材和类型”[5]。
从进入21世纪以来的发展情况看，主流大片已成为国内票房的支柱，那些在市场轨道里运行的电影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满足了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也推动了整个电影产业的阔步前进。统计显示，2013年中国故事片产量638部，全国总票房217。69亿元，其中国产影片票房127。67亿元，占比58。65%。而2006年，国产电影票房仅为14。4亿元（国产片产量330部），仅仅7年的时间，增速明显。大片的生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来自CCTV—6电影频道的电视电影和广告收入，也同等重要。[6]
作为我国电影业内的中坚力量，国有厂的主流大片和CCTV—6电影频道都曾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2003年国内电影票房排行榜前十名中，除了排名第七的《双雄》为香港银都机构出品外，其他的9部影片均有内地国有制片机构参与其中。像排在第一名的《手机》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北京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哥伦比亚电影制作（亚洲）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第二名《天地英雄》由西安电影制片厂、西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有限公司、哥伦比亚电影制作（亚洲）有限公司联合出品。2004年有《邓小平·1928》（上海电影集团公司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上海周氏集团公司）、《张思德》（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第一制片分公司、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公司出品）闯入国内电影票房排行榜前十名。2005年有《任长霞》（长春电影制片厂、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北京名将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兄弟时代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生死牛玉儒》（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进入前十名。2006年则有《云水谣》（中国电影集团、台湾龙祥育乐公司、香港英皇影业公司、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东京审判》（上影集团）和“票房黑马”《疯狂的石头》（中影华纳横店）进入前十名。
国有电影企业在主流大片制作上的成功足以说明，只要电影编创者心存大众，始终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严肃性与娱乐性相统一、坚持市场服务和公益服务两手抓，用产业的大发展，促进事业的大繁荣，就一定能以直接性的方式赋予影片明确的意义，拍出思想性和观赏性相统一的主流大片，最终从观众那里赢得丰厚的回报。
[1]参见许士密：《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求实》2002年第6期。
[2]［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
[3]［美］罗伯特·考克尔：《电影与文化》，见王志敏、陈晓云主编《理论与批评：电影观念的演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页。
[4]参见马戎戎：《张和平谈〈建国大业〉策划始末》，《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9月7日第33期。
[5]参见赵实：《在2007年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原文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页，。sarft。gov。。
[6]李妍：《电影衍生产品入市为何难见曙光》，《中国电影报》2004年4月23日。作为国有电影机构的一个广受瞩目的标本，CCTV—6电影频道发展非常快速。诞生之初（1998年），它的广告收入才4000多万元，到后来，一年有了将近15个亿的收入。这是它带来的电影市场和电影业发展的第一个重要变化。作为电影频道枢纽概念的延伸的电影很有活力：截止2013年电影频道组织拍摄的1600多部电视电影中，不少影片值得称道，即使放到包括整个大银幕电影的国产影片创作整体中观察，它们也是相当突出的。著名导演侯孝贤在2008年、2009年的百合奖颁奖典礼上，说他看到这么好的电影，感到惊艳。他用了“惊艳”这个词，来表达他的感受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