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因为政治原因被逮捕，囚禁于彼得堡的保罗要塞，在狱中创作了充满革命信心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
“新人”是指19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社会上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民主主义者，其基本特征是:从事劳动，自食其力，意志坚强，道德高尚，积极行动，献身革命，实事求是，头脑清醒，他们不仅有美好的理想，而且有能力去实现它。他们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在处理家庭和恋爱婚姻问题时，遵循“合乎理性”的“合理利己主义”原则。
《怎么办》出色地描写了两种类型的“新人”。一类是普通的“新人”，如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薇拉等;另一类是“特殊”的“新人”，有拉赫美托夫、穿丧服的太太等。拉赫美托夫的形象集中地体现了“新人”的特点与本质:他虽然出身贵族家庭，但却同本阶级决裂，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投身革命队伍。他有意识地从两个方面锻炼自己:一是漫游俄罗斯，广泛地了解社会，并且有意识地抛弃舒适的生活，甚至弃绝正常的生活享受，自觉地过俭朴、艰苦的生活，他说:“凡是老百姓吃的，有机会时，我不妨吃吃;凡是老百姓吃不着的，我就不应该吃。”他长期“不吃一块糖”“一只水果”。他走遍俄罗斯各地，同农民一起砍柴、锯木、拉纤，以加强与劳动人民的联系，更好地向他们学习。二是不建立家庭，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具有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注意自觉地锻炼革命意志，准备迎接艰苦的斗争，甚至睡钉着许多铁钉的床板，以磨砺自己的意志和毅力，以备他日经受敌人的严刑拷打。普列汉诺夫说:“在每一个出色的俄国革命家身上，都有过许多拉赫美托夫气质。”拉赫美托夫被称为“优秀人物的精华”“原动力中的原动力”，集中概括了职业革命家的典型特征，是俄国文学中典型的新人形象。通过拉赫美托夫这一形象，小说给“怎么办?”这一问题做出了完满的回答:为促进祖国的解放和发展，应该有一种献身精神;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应该起来进行斗争。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是俄国文学中一位英年早逝的文学批评家。他捍卫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并表达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在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上，他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一文中，提出了人民性的原则。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他提出了真实性与典型性两个问题。米尔斯基公正地指出:“杜勃罗留波夫对于文学价值具有一定判断力，他对他打算用作其布道文本的文学作品之选择就整体而言亦很成功，但是，他却从未试图过多探讨这些作品的文学层面:他仅将它们当作当代俄国生活的地图或照片，当作进行社会布道的借口。”其主要论文是评论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的三篇文章:《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1859）、《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1860）、《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他强调文学“表现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愿望”，认为文学应该“随着生活的趋向而改变”，注重描写的真实性，致力于塑造反对农奴制的英雄人物，因此他“往往以文学作品为依据，解释生活本身的现象”。他的观点较之前两位理论家更加激进，把文学完全当成社会斗争的工具，衡量作品几乎只关注社会政治内容，而对艺术性关注较少，甚至强作解人，把一切都政治化，因此引起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不满，与之绝交。
此后，又出现了政论家、文学评论家、民主革命者皮萨列夫（1840-1868），这是继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之后的俄国批评家和社会活动家，被称为19世纪60年代社会活动家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其主要论文有论托尔斯泰、谢德林、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作品的《幼稚想法的落空》（1864）、《千金小姐的爱情》（1865），阐述自己观点的《普希金和别林斯基》（1865）、《美学的毁灭》，评《罪与罚》的《为生活而斗争》（1867），评《战争与和平》的《旧贵族》（1868）。他宣称要把“艺术的殿堂变成人类思想的作坊。作家、文学研究者、画家都要在这所作坊里依照自己的方式奔向一个伟大的目标——消灭贫困与愚昧”，因而坚决反对纯艺术论的唯美追求，更注重文学的实用性。
总体来看，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批评有如下共同的基本观点:一、重视文学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别林斯基认为艺术是“形象思维”，哲学家用三段论，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二、重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别林斯基认为，一切艺术的内容都是现实，但必须经过选择、加工，是提高到普遍的、类型的、典型意义上的和谐整体。三、强调人民性:即除了民族性之外，还要描写平民百姓的世界、情操高贵的平民百姓的典型，描写普通人。四、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反对“纯艺术论”。别林斯基指出，要想做一个诗人，不需要炫耀自己琐屑的意愿，不需要无所事事的幻想的梦，陈腐的感情和华丽的忧郁，需要的是与当代现实问题的强烈的共鸣;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文学应该说明生活，对生活现象下判断，通过描写生活所提出的主题，表现一定的思想，成为“人的生活的教科书”。在此背景下，作家们致力于反映生活，揭露社会问题，更有些作家进而思索人生，探索人性和心灵的奥秘，出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
也有人把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的文学创作列入革命民主主义文学中，而不把他们列入现实主义文学中。那么，此处就按照这个划分，介绍一下这两位作家。
涅克拉索夫（1821—1878），既是出色的编辑，主编了《祖国纪事》等杂志，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作家和诗人（米尔斯基称，涅克拉索夫是一位天才的编辑，他遴选最佳文学、促使合适人选诉诸当代题材的能力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又是出色的诗人，创作了大量的抒情诗、叙事诗乃至长诗。其重要作品有:叙事诗《严寒，通红的鼻子》（1863），反映了贫苦农民的悲惨命运，塑造了一个勤劳、勇敢、诚挚、谦虚、美丽的农村妇女达丽娅形象，米尔斯基称这首诗“神奇壮美”，“其中有对俄国农妇神话般的理想化，也给出一幅幅静谧冰封的森林之壮阔画面”;《俄罗斯女人》（1872），则描写了两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动人形象;代表作是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6），写七个刚从农奴制下获得好日子的农民争论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有的说是地主，有的说是官僚、神甫、富商、沙皇等，相持不下，便决定一起漫游整个俄罗斯，亲眼看看到底谁能过好日子，是幸福的人。长诗借这一情节，广泛地描写了改革前后俄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艰难生活，揭露了农奴制改革的欺骗性，表现了农民的觉醒和反抗，指出农民要生活得快乐而自由，只有走革命的道路。米尔斯基认为，这部长诗充满活力、创新和杰出的语言表达方式，是19世纪俄国诗歌最具独创性的作品之一，是涅克拉索夫民歌风格创作的最高成就，或许是其整个创作的最高成就。
涅克拉索夫诗歌的主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民的苦难”。他紧密结合俄国的解放运动，充满爱国精神和公民责任感，许多诗篇忠实描绘了贫苦下层人民和俄罗斯农民的生活和情感，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充满爱国主义精神和公民责任感，并且以平易口语化的语言表现社会底层生活和农民生活，代表了千百万人民的呼声，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开创了“平民百姓”的诗风（米尔斯基认为，他最为出色、最为独特的诗作之意义，恰在于他大胆创作出一种不受传统趣味标准之约束的新诗歌，因此，就其独创性和创造力而言，他位居一流俄国诗人之列，堪与杰尔查文媲美。在19世纪所有俄国诗人中，只有他能够真正地、创造性地接近民歌风格），因此，他被称为“人民诗人”，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文学的主流，对当时的诗歌以及20世纪俄罗斯的诗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他的诗冗长、呆板，不注意技巧，过于平铺直叙，缺乏跳跃，且往往千篇一律，尽管语言上有民间语言活泼、风趣、生动、丰富的一面，仍然缺乏弹性。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俄国著名讽刺作家，主要作品有特写集《外省散记》（1856）、长篇小说《一个城市的历史》（1869—1870）、《戈洛夫廖夫一家》（1880）。代表作是《戈洛夫廖夫一家》，通过一个贵族地主家庭成员堕落和衰亡的历史，揭示了俄国贵族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米尔斯基指出，仅此一书，便已使他位居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家之前排，永远跻身俄国经典作家之列。这是一部社会小说，是一个外省贵族家庭的自然史，旨在展示农奴主阶级之文明的贫乏与兽性。兽性对人类生活的统治从未获得如此有力的描绘。戈洛夫廖夫一家人恶毒、贪婪、自私，彼此间没有任何家庭感情，他们愚蠢阴暗的心灵甚至丧失一切感受满足和幸福的能力，他们是兽性人类的无望荒原。此书无疑是整个俄国文学中最阴郁之作，更为阴郁的是，这一印象凭借最简单的手法获得，不带任何戏剧手法或氛围渲染。小说中最出众的人物是波尔费利·戈洛夫廖夫，绰号“小犹大”，这是一个空虚机械的伪君子，油腔滑调，废话连篇，这并非出于内在需求或外在益处，而是因为他的舌头需要不断运动，这是一位作家所能想象出的关于人类最终的非人化之最恐怖景象之一。
民粹主义，指的是1861年至189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斗争时期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活动。民粹主义代表农民利益，反对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推翻专制制度。民粹主义是农民村社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变种。创始人是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家是巴枯宁、拉甫罗夫、特卡乔夫。19世纪60年代初，民粹主义分裂为两派:革命派和自由主义派。70年代初，民粹主义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领袖人物是哲学家、社会学家拉甫罗夫（1823—1900）和巴枯宁（1814—1876）。
拉甫罗夫在其著作《历史信札》（1870）中认为，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为创造文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此，享受文明的少数人，即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向人民偿还欠债。在《前进，我们的纲领》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俄国大多数居民的前途赖以发展的特殊基础就是农民以及村社土地所有制。在村社共同耕作土地和村社共同享用土地的产品这个意义上发展我们的村社，把米尔大会变成俄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政治因素，使农民懂得自己的社会需要……这一切就是俄国人的特殊目的，一切希望祖国进步的俄国人都应该促使这些目的的实现。”也就是说，他把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希望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
这一运动的另一领袖人物巴枯宁更是热情洋溢地向俄国青年发出号召:“赶快抛弃这个注定要灭亡的世界吧，抛弃这些大学、学院和学校吧……到民间去吧!你们的战场，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科学就在那里。在人民那里学习如何为他们服务，如何最出色地进行人民的事业……知识青年不应当是人民的教师、慈善家和独裁的领导者，而仅仅是人民自我解放的助产婆，他们必须把人民的力量和努力团结起来。但是，为了获得为人民事业服务的能力和权利，他们必须把全部身心奉献给人民。”
这样，1873—1874年，俄国知识青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到民间去”运动。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放弃舒适的城市生活，成群结队地到农村去。他们在那里身穿农民的服装，使用农民的语言，过着农民的生活，向农民传播知识，教他们读书写字，为他们解除病痛，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革命宣传，号召农民起来斗争，推翻沙皇政府，建立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失败后，1876年他们成立“土地与自由社”，提出要把全部土地平均分给农民，村社完全实行自治的主张。1879年，“土地与自由社”又分裂成两个独立的组织:“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前者后来变成一个恐怖暗杀组织，1881年3月，他们刺杀了锐意改革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使得亚历山大三世上台后，变本加厉地强化专制高压统治，禁锢社会思想，迫害进步力量。
随着“到民间去”运动的兴起，俄国文坛出现了民粹派知识分子作家群，宣传民粹主义思想的民粹主义文学也就应运而生。民粹派作家主要有:纳乌莫夫（1838—1901）、格·乌斯宾斯基（1843—1902）、扎索津斯基（1843—1912）、尼·费·巴任（1843—1908）、兹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1851—1895）、卡罗宁—彼特罗帕夫洛夫斯基（1853—1892）、奥西波维奇诺沃德沃尔斯基（1853—1882）等，他们创作了大量的特写、中短篇小说。他们特别关心农村中出现的资本主义现象，并把村社理想化，竭力维护村社和劳动组合的原则，认为这些原则能够使俄国避开资本主义;侧重写农民的生活、农村的分化、淘金者和纺织工人的生活以及民粹派革命家的活动。
民粹派的代表作家是乌斯宾斯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遗失街风习》（1866），反映了图拉城郊区工匠、小市民、小官吏等城市贫民的困苦和受压抑生活;《破产》（1869），描写一个工人的悲惨命运;《土地的威力》（1882），描写一个农民的破产史。米尔斯基指出，他在作品中体现出无疑的幽默天赋和对人的同情，同时也表达他对现实生活清醒公正的观察，因此他的作品都以幽默的天赋、深刻的人性和清醒朴实的观察见长。乌斯宾斯基之有趣，并不仅仅在于他是农民生活的探究者。他就总体而言，是最佳类型的俄国知识分子之最具代表性、最为典型的人物之一。他具有高度发达的道德感，十分强烈地体验到俄国激进主义思想的各种矛盾和悲剧。俄国知识分子与俄国人民的悲剧罗曼史在他灵魂的小宇宙中上演。但一般认为，乌斯宾斯基的作品充满了民主主义和人民革命的思想，他是一位出色的、独创一格的素描大师，善于把形象与政论艺术地交织在一起。
尽管民粹派作家有限地发展了特写和短篇小说的体裁，在某种程度上把艺术地展示现实生活与政论性相结合，把数据和事实引进文艺作品，以便确切地反映现实生活，对开拓文学体裁做出了某些贡献，但总的来说，他们的作品艺术成就不是太高，完全把文学当成了说教、宣传的工具。
以上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成为当时文学界的主流，影响极大，梁赞诺夫斯基等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现实主义批评家对费特破口大骂和极尽讥讽，促使他作为一名作家不得不在19世纪60、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沉默。”正是由于当时社会现实的政治高压和唯物主义、崇拜金钱、现实主义的盛行，以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过分重视文学的政治功用而使之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涅克拉索夫、谢德林等现实主义作家和民粹派作家过分注重写实，甚至完全把文学变成政治宣传的工具，唯美主义文学作为一种反拨甚至矫枉过正的力量和思潮、流派出现在俄国19世纪中后期的文坛。
唯美主义（一译“艺术至上主义”“为艺术而艺术主义”）是19世纪中后期流行于欧美的一种文艺思潮，它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超现实、无功利的纯粹美，否定文艺的道德意义和社会教育作用，致力于追求艺术技巧和形式美。
事实上，唯美主义对东西各国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极大（我国的田汉、郁达夫以及滕固、章克标乃至著名的“新月派”，都受到了唯美主义的影响），但我国一直对其重视不够，甚至主要采取否定态度，究其原因，有着“文以载道”传统、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现代中国，比较轻视为艺术而艺术，而且，往往过于重视内容而忽视艺术形式。诚然，唯美主义过于重视艺术形式，否定文艺的道德意义和社会教育作用，这是其不足之处，容易为人所知，但我们学习文学史，更重要的是，要看它在当时有什么创新或开拓，以后又有什么影响，至少，要考察一下它当时是在一种什么社会文化背景中产生的，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治史、学史的人和真正做学问的人落在实处的工作。
如前所述，19世纪中后期，俄国逐渐走向开放，资本主义经济大力发展。这种经济走向的改变，导致了人们观念的普遍改变——唯物主义、崇拜金钱、现实主义风行一时，成为时代主流。而唯美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正是对这种时代主潮的一种反动。俄国唯美主义包括“纯艺术论”文学理论与“纯艺术派”诗歌创作两个方面，在19世纪后期的俄国文坛曾经占有令人瞩目的地位，也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文学成就，并且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的理论偏颇有一定的矫正;在20世纪，又对俄国诗歌尤其是现代派诗歌、“静派”（亦译“悄声细语派”）诗歌和形式主义理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俄国唯美主义的重要先驱是著名批评家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他写有大量剧评和各种评论文章，著名的有《果戈理和他的最后一本书》（1847）、《1851年的俄罗斯文学》（1852）、《1852年的俄罗斯文学》（1853）、《艺术与真实》（1855）、《论奥斯特洛夫斯基喜剧及其在文学和舞台上的意义》（1855）、《论艺术中的真实与真诚——关于一个美学问题》（1856）、《对当代艺术批评原理、意义和手段的批评见解》（1858）、《普希金去世后的俄国文学概观——普希金、格里鲍耶陀夫、果戈理、莱蒙托夫》《普希金去世后的俄国文学概观——浪漫主义—批评意识对浪漫主义的态度—黑格尔主义》《屠格涅夫和他的创作活动——关于长篇小说〈贵族之家〉》（均1859）、《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之后——给屠格涅夫的信》（1860）、《艺术与道德——关于一个老问题的新争论》《文学中的西欧派》《别林斯基与文学中的否定观》《我们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均1861）、《论涅克拉索夫的诗歌》《为我们批评界所疏漏的当代文学现象——托尔斯泰伯爵和他的作品》（1862）、《俄罗斯戏剧——戏剧舞台领域的当代状况》（系列）（均1862）、《戏剧札记》《论文学和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均1863）等。米尔斯基指出，作为批评家的格里戈里耶夫，主要因“有机批评”理论而青史留名。这一理论强调，艺术和文学应扎根于民族土壤（其追随者的“土壤派”之名便来源于此）的有机体。他在普希金作品中发现了这一有机品质，他对于普希金崇拜之建立贡献很大，还在同时代人奥斯特洛夫斯基身上看到了这一品质。
俄国唯美主义理论又称“纯艺术论”，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帜，捍卫艺术的独立，特别注重艺术形式的美。“纯艺术论”的三巨头是德鲁日宁（1824—1864）、鲍特金（1811—1869）、安年科夫（1813—1887），三位理论家都有各自的贡献。
德鲁日宁的美学观点主要集中体现在其《普希金及其文集的最新版本》（1855）和《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的批评以及我们对它的态度》（1856）两篇文章中。他认为，社会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社会兴趣转瞬即逝，不变的只有关于真、善、美的永恒理念。因此诗歌的任务不应涉及外在目的，而是要表现这些永恒不易的理念。只有表现了超越时代局限的“永恒之美”，并且不受时代的现实利害制约的文学作品才能流芳百世，当教诲诗人及其应时之作早已被遗忘的时候，纯艺术诗人及其作品却能永受后世崇敬。德鲁日宁的理论主张对于俄国文艺具有重大意义:其一，在文学描写的对象方面，与车尔尼雪夫斯基针锋相对，认为文学作为一门艺术，源于超凡脱俗的诗人艺术家的内在心灵，而非现实生活;其表现的对象应是“爱和欢乐”，即某种普遍的永恒理念——真、善、美，而非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目的和利益;其二，文学世界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它独立于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利益，并且只应以自身为目的，而不应为某些外在于文学的实际目的服务，不应成为用于说教目的的政论或科学论文;其三，文学创作是一种非理性的产物，纯艺术诗人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其天才中的非理性因素，与现实世界中的实用目的和功利行为背道而驰;其四，在文学与时代要求的关系方面，认为只有表现了超越时代局限的“永恒之美”，并且不受时代中的现实利害制约的文学作品才能流芳百世。这四点体现了一种与俄国“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传统的“唯美主义式的断裂”，已预示了现代主义新的文学创作走向的开端，而这正是德鲁日宁纯艺术论的重要意义之所在，对于俄国文艺具有重大意义。
安年科夫的《普希金传记资料》（1855）是奠定俄国普希金学术研究的基石，开创了俄国的“普希金学”;其重要论文《旧的与新的批评》《柔弱者的文学典型》等认为，俄国的作家和艺术家无论多么热衷于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事业，都不应该转变为“导师和预言家”，不应该激起深刻的道德判断和社会对抗，更不应该致力于将社会力量引向改造既定生活的现实实践领域。他们的主要任务首先应该是促进社会和个体意识在精神方面，即道德和审美方面的进步和发展。在俄国纯艺术论中存在着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范畴:果戈理倾向与普希金倾向、社会教诲论与自由创作论、教诲的原则（即功利主义文艺观）与优美的原则（即纯艺术论），这种创作原则的对立乃是当时俄国社会中自由派与革命民主主义派文艺美学思想间的对立在俄国纯艺术论者思想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