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宋词
两宋散文丰神俊朗，长于思辨；诗歌任情率真，回味悠长。然而，这一时代文学艺术真正的瑰宝，还当推词。
在词的历史上，宋词占有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是勘与唐诗相媲美的艺术成就。宋词流派众多，名家辈出。柳永、张先、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刘过、姜夔、吴文英、王沂孙、蒋捷、张炎等人，在宋朝词坛上取得了独树一帜的成就，自成一家。总体上，宋词不仅完成了词体的建设，艺术手段日益成熟，在题材内容与风格倾向上也开拓了广阔的领域。
作为一种晚近出现的文学体裁，词萌芽于唐，成长于五代。及至两宋，则巍巍然已成一大观，绽放出美丽耀眼的光芒。宋词多配合音乐演奏，句式长短不一，故又称长短句。唐末著名词人温庭筠善写女子闺情，浓艳精巧，清新明快。其名作《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以极简的笔画勾勒出深闺女子无人能识的美丽与哀伤，渲染出花间月下的闺情绮怨，进而开创出了以绮艳香软为特征的花间词风，被誉为“花间派”鼻祖。
到五代时期，花间派名家辈出，尤以较为安定的西蜀、南唐两地为最。后蜀主孟昶广政三年（940），出身书香门第的赵崇祚编订中国现存最早的词选集《花间集》10卷，收录韦庄、欧阳迥、温庭筠等或在西蜀为官，或出身蜀地的18位词人的作品497首，囊括菩萨蛮、浣溪沙、清平乐、虞美人等77调。而同时期的南唐也涌现出诸如冯延巳、李璟、李煜等作词大家，词风清新俊逸。其中，后主李煜经历了亡国变故，在词作上也以此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主要记录宫廷生活与男女情爱，绮丽柔靡。如其作《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以“红锦”、“佳人”描摹出奢华的宫廷生活。南唐灭亡后，迁居汴梁（今河南开封）的李煜创作了大量忧伤凄苦，哀婉感人的词，以“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的心境，抒发“天上人间”之感，令人唏嘘。
花间词与南唐词，奠定了宋词清丽柔美的风格基础。宋初，词坛继承五代遗风，多作小令，尚未形成独特的时代风貌，缺乏开拓性与独创性。然而，进入11世纪上半叶，随着柳永、范仲淹、张先、晏殊与欧阳修等词人登上词坛，宋词开始步入迅速发展的轨道。
较早时期的晏殊与欧阳修，在继承五代柔软婉丽词风的基础上，逐渐开始革新求变。晏殊少年得志，一生仕途顺利，作为太平宰相尽享富贵。然而，多愁善感的性格使他即使身处优裕闲逸的生活之中，仍旧不忘记对人生进行体悟与反思。认识到生命局限与人生短暂的他，时常发出诸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可奈光阴似水声，迢迢去未停”（晏殊《破阵子》）的感慨。
与晏殊相比，欧阳修一生仕途多舛，几度浮沉，故而对人生命运的变幻与官场的波谲云诡有更深的体会。加之他在政治生活中刚劲正直，日常生活则颇风流放任，使得他的词作既有抒发人生体验与心态的“雅词”，又有贴近生活、带有浓厚“世俗之气”的“俗词”；另一方面，欧阳修借鉴和吸收了民歌的“定格联章”等表现手法，首先主动向民歌学习，进而造就了其词作清新明畅的艺术风格。如此，欧阳修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推动词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发展。
此后，范仲淹以其在军旅生活中拓宽视野的词作为宋词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力量。“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渔家傲》）词作中已全然不见花间词的旖旎，亦无晏殊、欧阳修的睹物伤情，感怀生世。取而代之的，是边塞世界的萧瑟与肃杀，流露出的是满目苍凉以及对战争的焦虑。范仲淹的词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苍凉沉郁的风格开启了后来豪放词的滥觞。
与范仲淹同时期的张先一生顺遂，所作词章多以听歌看舞、悠游花丛为主。他打破了词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小道”、只用正统诗歌唱和赠答的惯例，创作了大量赠别酬唱的词章。这扩大了词的日常交际功能，在观念上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此外，他率先在词中使用题序，记录作词的初衷。此后，苏轼等人纷纷效仿，在词作中大量使用题序，表明创作的缘起、背景，使词有了更加坚实的现实基础。
王安石词仅存29首，却和范仲淹一样，注重抒发自我的性情怀抱，反思历史与社会现实。其著名的怀古词《桂枝香·金陵怀古》，“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在感叹金陵城繁华景象的同时，不由心生感慨。这个六朝古都，经历了多少战火洗礼，见证了几多盛衰浮沉。可叹的是，历史之所以常常似曾相识，只因人们的善加遗忘。其对历史的凭吊，对现实的思考，令人深受启发。这些词作，引导宋词风格逐渐由狭隘的女子闺怨、宴饮唱和向抒发自我、伸展志向转变。待到柳永登上词坛，宋词的转变更加鲜明，取得了累累硕果。
唐至五代，词的创作体式以小令为主。小令体制短小，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与之相对的，是篇幅较大的慢词，少则八九十字，多至一二百字。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小令与慢词两种体式平分秋色，同时扩大了词的容量，提高了词的表现力。
柳永对宋词的贡献是难以言喻的。一方面，他首创了100多种词调，使得词的体制渐趋完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短调令，不断丰富和拓宽着宋词的创作空间；另一方面，他在创作方向上将词变雅为俗，用通俗化的语言表述市民生活，展现普通大众的喜怒哀乐，所用语言亦多市井俚语和俗语，读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在他的词作中，不仅有大胆泼辣，敢爱敢恨的世俗女性，以“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柳永《定风波》）冲击终日愁眉紧锁，自怨自艾，“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晏殊《鹊踏枝》）的深闺女性。还有情场失意女子的哭声，强烈的苦闷幽怨从字里行间喷涌而出，充满生活气息。“可惜许枕前多少意，到如今两总无终始。独自个，赢得不成眠，成憔悴。”（柳永《满江红》）柳永笔下的女性，虽为情所困所伤，却未曾压抑自我，反而释放出耀眼的生命光彩。这份光亮，不仅来自普通市井女子，还包括下层不幸的妓女们。
由于仕途不顺，柳永长期流连坊间，与歌妓交往频繁。因而在他的词中，有相当部分描写歌妓的佳作，或称赞其“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柳永《少年游》）的品性，或赞美其“丰肌清骨，神态竟天真”（柳永《少年游》）的姿态，以及“自小能歌舞”，“唱出新声群艳伏”（柳永《木兰花》）的卓越技艺，更同情其“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往事，暗心伤”的不幸遭遇，传达其“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柳永《迷仙引》）的心愿。柳永身为文人墨客，真诚地关心着这些烟花女子的命运，着力表现她们的美丽，尊重她们的人格。
在柳永的笔下，我们能看到一个飘**着烟火气息，充满活力的宋朝中国。那里有“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鳖山耸，喧天箫鼓”（柳永《迎新春》）的东京，有“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娥画舸，红粉朱楼”（柳永《瑞鹧鸪》）的苏州，还有“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柳永《望海潮》）的杭州。此外，还有洛阳、益州、会稽、金陵……一首词，一座城，一幅画，一个世界，一代风华。
作为第一位全面革新的词人，柳永惠及后人无数。其在词调的创用、章法的铺叙、景物的描写、意向的组合和题材的开拓上都给后人以启示。苏轼、黄庭坚、秦观、周邦彦等这些在宋朝词坛上熠熠生辉的大家，无不深受柳永的影响，共同开创了宋词的高峰。其中，苏轼对词的改革使其最终突破了“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独立的文学体裁，从根本上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
首先，苏轼打破了诗尊词卑的传统观念，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在此基础上，他主张词章创作应“自成一家”。这种主张，使得他在创作时更加注重个人的表达与探索，虽受惠于柳永却不囿于柳永，最终开创了展现男性豪迈气概的豪放派词风。
在苏轼所创作的词章中，我们能看到一个志怀高远、心胸远大的生命。“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苏轼《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纵使读文章千百，却不被前人所惑，而是按照自我心性，追求属于个人的理想世界。这份豁达，令其历经挫折后的哀愁大为减弱，更凸显出宁静致远的宽阔胸襟。其后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更是寥寥数语便刻画出一个意气风发的苏轼形象。一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其一腔报国之志好似喷涌而出，令人激动。苏轼一生创作了大量抒发个人豪情，彰显进取精神，突出男子气魄的词章，继范仲淹之后正式开创了豪放派词风，更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此外，苏轼对人生的深邃思考，咏史怀古在词中亦有展现。他在感叹“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同时力求自我超脱，保持坚强乐观的信念与超然的人生态度。个人求索之外，他对亲情的描写同样令人动容。如中秋佳节之际，怀念弟弟的他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的千古名句。又如其著名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