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的方向
在汉魏之际这个历史阶段的后期，社会思想的重点已经逐渐从关注现实问题转移到玄远之学上来。当向外追求接近现实的通道受到阻遏，向内探寻的动机就变得日益强烈。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人们迫切地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将经学、黄老之学、名理学等统合起来，进而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哲学理论去观察世界、处理问题。
黄老之学的复兴为人们提供了形而上的思想资源，人们在《老子》中发现了“道”、“无”等概念。这继承了汉代宇宙生成论的传统说法，并在此基础上跳出旧的窠臼，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一场新的哲学革命即将到来。
学术的变迁，一来与时代风气有关，二来有赖于治学之新方法。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认为：“新学术之兴起，虽因于时风环境，然无新眼光新方法，则亦只有支离片段之言论，而不能有组织完备之新学。”[16]那么在有了新材料后，新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新的方法就蕴含在当时人们热衷的“言意之辨”当中。关于“言意之辨”的讨论起源于汉魏间的名法之学的评论人物。它本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一项命题，却无意间提供了一把打开新哲学之门的钥匙。
《抱朴子·外篇·清鉴》中说：“区别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为。”[17]因为在现实中检定名实的过程里，人物伪诈者甚多，而且辨别极难。人们认为圣人识鉴人物，要像《抱朴子》中说的那样瞻外形而得其神理，视之而会于无形，听之而闻于无音，以此来评量人物，百无一失。而这只可以意会，不能言宣。“意”与“言”这一组对立统一的对象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出现的。
晋人欧阳建在《言尽意论》中说：“世之论者以为‘言不尽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达识咸以为然。”[18]可见魏晋间名家之学流行于世，言不尽意则是大家公认的推求名理应有的方法。当时人在月旦品评人物的过程中，渐渐默认了这一点，并成为他们普遍信奉的准则。
人们推求行名，目的原本在于品评人物。然而在此过程中，引出了“言不尽意”之说，最终归宗于无名无形，这就从名家转向了道家。日后王弼采纳“言不尽意”之义，加以变通，提出“得意忘言”，于是名学的原则摇身一变成了玄学家首要的方法。
这种“得意忘言”的新方法，首先用于解释经籍。汉代经学依据“章句”，照此说理，拘泥文句。魏晋之人则注意“会通其义而不以辞害意”。这种差异的影响一直持续到隋唐时期。《世说新语》中说“北学深芜，南学清通”[19]。因为北学上承汉学，而南学则为玄学一脉。其次，这种方法也用于会通儒道二家之学。从学理上讲，儒道两家有根本上的差异。但魏晋人士照此新方法，主张儒、道根本上并无差异，两家典籍中的矛盾之处也可依“得意忘言”之法予以忽略，这就将两家学说统合在一个框架之内。最后，这种新方法还影响到了当时人们的立身行事，形塑了“重神理而遗形骸”的人生取向。
东汉灭亡后，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连同与之配套的意识形态分裂为一个个的碎片。如何依据新的形势，把这些碎片重新拼合起来，就成了魏晋时期人们共同面临的历史任务。道家学说的复兴，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现实问题中衍生出的“言意之辨”，为人们重新诠释经典提供了新的方法。思想资源的补充加上哲学方法的革新，促成了魏晋玄学的兴起，进而影响到整个时代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