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唐中后期两税法的产生与发展
一、唐中期租庸调制的崩溃及两税法的产生
两税法是唐朝后期及五代时期实行的基本赋税制度，标志着中国赋税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唐书·食货志》中称：“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深刻阐明了两税法产生的历史背景，而安史之乱的爆发，则使得租庸调之所以存在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归于消失，终于成为租庸调被替代的直接原因。
其实，租庸调制难以在唐中后期实行的原因，有几个层面可以解释。
第一，均田制所需的国有土地，在日益增长的大土地私有制的冲击下彻底崩坏，租庸调制失去了继续实施的基础条件。唐王朝前期百余年的安定，直接造成了官僚体系的日益庞大，以及由此而来的土地买卖越来越多，在国家权力的背景下，各级官僚地主进行大肆的土地兼并，一般的编户齐民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但仍承担了大部分的国家赋税，必然会造成更大的民众流亡。所谓“编版之户，三耗其二，归耕之人，百无其一”[15]。但唐王朝无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根本的解决，租庸调制的基础已经消失。
第二，唐朝在租庸调制度之下，赋税的征收超常苛滥，逐步超越了民众的承受能力。从中央以至地方各级政府官僚机构庞大，王公贵族也占用了极大比例的开支。贞观初年（627），朝廷官吏不过600余人，唐高宗时内外文武官一品到九品已达到1。3万余人，再到唐玄宗时，内外文武官员已达1。8万余人，若再包括流外官在内，则全国官吏数量约计37万人，而当时全国户数约为900万，则平均约20户养一个官吏，赋税之重也由此可见，国家的财政开支日益紧绌也属再正常不过了。
第三，租庸调制度之下的赋税征收，轻重不均现象极为严重，不公平的程度已至极限。《通典》记载称当时的情况是，全国“应管户总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课户总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课户七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二；管口总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不课口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课口二百三十七万七百九十九”[16]——赋税征收的对象，完全落在占总户数13，总口数17的农民身上。这种状况直接导致农民无以为生，只能逃亡，但政府又用摊逃的方法对未逃户课户加征赋税，使得逃户更多。因此，在安史之乱后，唐朝户数从顶峰时期的900万户锐减至190余万户，虽不排除大量人口在战乱中死去，但因赋税过重而逃亡者也应不在少数。
安史之乱后，赋税征收的重点转移到了相对比较安定的江淮地区，官僚豪强等特权等级，通过各种办法规避赋税，负担全部落在贫苦农民身上，农民无法承受，只好逃亡，政府为保证收入来源，只能进一步加重在籍农民的负担，这样又造成更多农民逃亡。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下，除了经常性的租庸调之外，各级官吏在征收赋税过程中还巧立名目，多方敲诈，使得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财政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唐朝放弃均田制进而改变赋税制度的租庸调制度，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