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科学博物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萨德·帕森斯三世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但是国家宝藏馆，特别是科学博物馆的地位，相比较而言，往往遭到忽视。在战争期间，保护藏品的政策从简单地隐藏在安全的地方发展到建立保护和保存藏品的系统。一旦藏品离开了博物馆，尤其是科学博物馆，就很可能用于其他目的。战争结束后，各种国家级博物馆面临着严重的制约，但科学博物馆逃过了一劫，它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科学博物馆能够在1946年迅速重新开放。除了先前的藏品管理，战争还给几个国家收藏机构（包括科学博物馆）提供了一个机会。无论是轰炸机的客观威胁还是展览主题的选择，航空业在此期间一直是展览主题之一。
动力飞行发展之前，英国深受皇家海军（RoyalNavy）的保护，但空军打破了权力平衡。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首次成功地用一个空气飞行器的动力装置控制飞机飞行。自此，莱特兄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1901年，莱特兄弟的成就报告传到欧洲。1902年，一位名叫费迪南德·费伯（FerdinandFerber）的法国人，根据他知道的模糊细节组装了莱特滑翔机。1903年年初，费伯和奥克塔夫·沙努特（Oute）推广他们的不精确版莱特飞机，并呼吁在法国进行更多的航空研究。[1]1904—1906年，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奥地利和日本进行谈判，签订了有关飞机方面的契约。随后，在1907年，查尔斯·R。弗林特（CharlesR。Flint），一个国际知名军火商，成为莱特兄弟的代理商。[2]飞机迅速进入公众的视野中。1908年，威尔斯发表小说《航空之战》（TheWarintheAir），这是第一篇关于空中战争的虚构小说。[3]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关于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很受欢迎。诺埃尔·彭伯顿·比林（onBilling）——飞行员先驱，彭伯顿·比林公司（后来以电报致辞出名的超级马林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在1928年写出一部名为《叛国罪》（HighTreason）的戏剧，于1929年拍成电影。威尔斯发表了描绘未来战争的第二个作品，即《未来轮廓》（TheShapeofThingstoe），这个作品发表于1933年。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1940年的空中战争》（TheGasWarof1940）、《战争中的女性：一部热门的戏剧》（oopicalDrama）、《四天战争》（FourDaysWar）、《威胁：一部未来的小说》（Menaoveloftheure）等作品陆续发表。虽然小说的差异很大，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集中、毁灭性攻击一个主要的城市（或者许多城市）：
国会大厦熟悉的轮廓不再明显，其中，那曾经具有雄伟高度的大本钟变成了一团郁积的废墟。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可能再也看不到了，再也看不到那些对于他，对于上千个其他人来说，都再也看不到的记忆中的英国生活了，约翰惊悚地前进。当他来到切尔西堤，他遇到了一个狂野、浑身脏兮兮的人，那个人一直痛苦地呻吟。
“你受伤了？”约翰问，“我可以帮你吗？”
“没有人能帮助我。想想看，那些在空中飞的非人类怪物已经毁掉了那美妙的建筑，以及英国的一切。”
“是的，”约翰赞同地说，“国会将再不会在那里。”
“国会！”那人喊出了声，“谁会在地狱关心国会？这就是我想说的。”他边说边把手指向已成为废墟的泰特美术馆（theTateGallery）。[4]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们的头等大事就是尽力防止日常生活和国家的文化历史被摧毁。对于平民百姓而言，空中是未来冲突的主战场。在许多政府官员（包括博物馆的专家）看来，准备空战是头等大事。科学博物馆是莱特飞机的收藏之地，这是科学博物馆对航空学关注的一个表现；对航空的兴趣是博物馆藏品的一个优势，这显示了博物馆在危急时刻的实用性。
即将到来的战争
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tler）于1933年1月30日成为德国总理。短短几个月内，欧洲开始为20世纪的第二次战争做准备。英国的国家博物馆和艺术馆（以下简称为国家宝藏馆）也开始着手准备防止战争破坏。1933年，国家宝藏馆常务委员会，同意开始实行空袭预警（airraidpre，ARP）计划，以保障国家的文化瑰宝不受损失。[5]每个博物馆都是早期ARP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博物馆被要求列出被保护对象的名单。1934年，第一个列表被创建出来，依据货币价值，大多数藏品价值都超过五千英镑。[6]保护藏品的第一步是同意将“典型的藏品”移至孤立的乡村别墅，在那里是不可能发生轰炸的。[7]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由于政府和博物馆试图维护他们的瑰宝，一些计划慢慢形成。在1938年春天，随着ARP计划接近完成，各大博物馆的馆长组成的小组委员会正式成立，他们在常务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战争的摧残中保护国家宝藏馆。
为了履行这一职责，馆长们拟订了详细的指导方针，以此来应对不可避免的战争（表3。1）。指导方针将藏品分为4个类别，概述了其相应的存储方式，并指定优先疏散计划。每个博物馆根据指导方针安置自己的藏品，1938年秋季计划完成。清单只是撤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表3。1ARP的种类
包装和运输给后勤和组织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最迫切的问题是提供安全的存储空间。并且，尽管工程建设办公室（theOfficeofWorks）在储存方面处于“中央统筹权威”地位，但是许多博物馆仍独立进行安排，因为他们认为工程建设办公室未能提供足够的存储空间。[8]根据工程建设办公室的安排，科学博物馆的A类和B类藏品被分配到两个乡间别墅：巴桑公园（BasingPark）和海瑞德公园（HerriardPark），二者都在汉普郡（Hampshire）乡村。[9]尽管不足以提供安全的存储空间，所有主要的安排还是在1938年中期完成。除了提供场地，各博物馆和工程建设办公室对包装及运输也做了安排。征用包装材料很困难，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没有国家机构曾试图对整个藏品包装；二是战争临近，一些材料的供应是有限的。为了简化任务，科学博物馆像其他一些博物馆一样，决定打破定制储存箱的传统，一个大的藏品或多达50件的小藏品都统一用标准尺寸的箱子储存。[10]科学博物馆像大多数其他博物馆一样，依靠工程建设办公室安排货车公司运送藏品，而大英博物馆和国家艺术馆做出单独安排，通过铁路运输藏品。结果，运输计划一致显示，他们过于乐观，这在计划一开始就被认识到，并于第一次测试时被证实。尽管他们很乐观，但是铁路非常繁忙，几乎没有办法运输博物馆这些不重要的物资。最重要的是，科学博物馆馆长麦金托什上校意识到，博物馆藏品很可能需要几辆货车运送很多天才能完成，而不是像承诺的那样，很多辆卡车运送几天就完成了。[11]
在20世纪30年代，科学博物馆同时参与了1911年贝尔报告中提出的建设计划。建设中楼是第一个计划，但是直到1925年也没有开始建造。之所以没有按计划进行是因为咨询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和其他协会的不作为。[12]1927年，国家宝藏馆皇家委员会成立，目的是检查楼宇情况，当然也包括其他目的。人们可能会认为，委员会将会让科学博物馆受益，但第一份报告的产生过程延迟了对中楼的任何行动，这种延迟一直到报告于1930年出版为止。[13]最终报告的第二部分指出，该博物馆的扩建是“出于国家的迫切需要”。[14]1933年10月，财政部原则上同意建设中楼，但令人困惑的是，它能否在1935年之后开建。[15]无论如何，在经历20多年的等待之后，中楼终于将要开建了。
除了财政部的预算安排，20世纪30年代中期影响建设的几个问题随之而来。最重要且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天文馆问题。麦金托什扩张了里昂的原始计划，准备在三楼建一个30英尺（1英尺约0。3048米）到70英尺的圆顶，用中楼的屋顶支撑圆顶。[16]1935年7月，对天文馆的定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它的内容和位置从来没有被正式批准，尽管里昂决定在1931年将它纳入科学博物馆中。到1935年年底，教育委员会才正式批准同意天文馆定位于麦金托什优先选的位置。[17]批准位置是积极建设的一步，但是却将科学博物馆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没有地方容纳天文馆，财政部将不会为天文馆提供配套设施预算。如果麦金托什不能为圆顶提供配套设施预算，工程建设办公室是不会考虑他们的圆顶计划的。这导致工程部第一委员会的威廉·奥姆斯比-戈尔（Williamore）在1936年1月发出“最后时刻”的呼吁。最终，购置天文馆的投影机和设备，如座椅和地毯等需要的资金在2月底到位。[18]财政部半官方地宣布中楼建设的日期推至1938—1939年。[19]1937年，南肯辛顿的重建计划被提出，麦金托什对此感到很惊讶，因为这个计划起草后他才被告知。该计划涉及7个大型机构：皇家艺术学院（RoyalCollegeofArt）、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帝国研究所、帝国理工学院、自然博物馆和英国皇家音乐学院（theRoyalusic）。该计划提出，科学博物馆将获得由贝尔报告所要求的空间。但科学博物馆有两个地方不满意：一是该计划改变了贝尔提出的布局，二是没有许可博物馆的未来扩展。[20]但开始重整军队时，该计划连同很多政府建设都被终止了。
1938年秋天，各博物馆的真正考验来了。1938年3月奥地利被侵袭后，希特勒转向了苏台德问题。9月中旬，危机不断加深，战争一触即发。[21]在这种情况下，各博物馆已经准备好迎接这次考验。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运输。藏品需要安全牢固且合适的运输方式，但9月15日，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发现所分配的车太小。大挂毯对于小车而言太长了，因此无法离开伦敦。[22]即使藏品能够离开博物馆，在运输过程中对国家文化瑰宝的安全保护也让人担忧。这场危机很快就于9月30日被解除了，亚瑟·张伯伦（ArthurChamberlain）回到伦敦并宣布我们将迎来“和平的时代”[23]，这对国家宝藏馆来说是一大幸事。（图3-1）
图3-1鸟瞰科学博物馆和相邻的博物馆、皇家艾伯特音乐厅[拍摄于1939年，版权方：英格兰遗产组织（原国家遗产名录）]
运输过程中发现的效率低下和设备不足的问题，已经迅速采取措施以纠正，并改善计划以确保有足够的人力可以包装和搬运藏品。此外，大英博物馆的馆长约翰·福斯代克（JohnForsdyke）提出了安全问题。他担心文化瑰宝在运输途中的安全，以及在边远地区的存储问题。由于缺乏其他选择，他提议在存储藏品的房间里安排工作人员。在法律上，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可以携带枪支，但馆长小组委员会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工作人员的存在本身就具有足够的威慑力。[24]科学博物馆没有这种威慑力，因为它没有为存储藏品的房间配备工作人员。它主要依赖居住者的防火和防盗措施。为了消除危险，工作人员需要定期检查，并与所有业主保持友好的联系。[25]保持友好交往也并不困难，因为许多业主自愿提供自己的居所来保护国家的文物，但是有些业主更乐意保护自己的小家庭不受其他危害。比如，他们更乐意将自己的房子作为军事用途或作为疏散儿童的避难所，而不是用来保护文物。[26]安全问题只是藏品储存在乡村处所所应该考虑的问题之一，而文物存储的环境是应该考虑的另一个问题。1938年年底和1939年，馆长小组委员会都很关心湿度、温度和害虫这些方面的问题。[27]这些都会给乡村处所所庇护的藏品带来危险。
非实战状态
因为这场危机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博物馆的藏品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转移，参观展览的群众和之前一样保持正常。但好景不长，1939年，外交形势急转直下。8月24日，德国和苏联达成的秘密协议被透露出来。9月1日，波兰被入侵，因为对波兰政府的保证，英国被卷入和德国的战争。9月3日，张伯伦正式宣战。[28]德苏条约一经公布，战争一触即发，科学博物馆奉命制订相应的计划。8月24日至9月1日，卡车共跑了26个来回，最后将藏品安置到居所。26幅油画和书籍被存放在海瑞德公园，而147个储存箱被储存在巴桑公园。这包括所有的A类藏品，部分B类和C类藏品，再加上约20000本旧的或罕见的图书。[29]撤离是成功的，但又是非常有限的。
科学博物馆的藏品绝大多数保存在南肯辛顿，直到英国公开声明参战之前，观众参观情况仍比较正常。如果宣战之后就遭遇袭击，炮火就会给国家宝藏馆带来灾难性的破坏。科学博物馆9月3日关闭，以保护存有的藏品。旧的南部和西部展区被清空，因为南肯辛顿消防队认为这里的建筑年代久远，容易引起火灾。此外，工作人员清空了东楼顶部两层，他们转移了所有的藏品，大多数藏品随同他们的陈列柜都转移至东楼的地下三层，因为混凝土建筑可以提供最好的保护。所有可用的楼层空间都投入使用，所有的空闲空间都塞满藏品，这些藏品都来自被遗留在科学博物馆易受袭击部位的固定展箱中。策展人采取措施避免飞尘给藏品带来损害。小的、易碎的物体被小心地包裹好，然后小心地放置到展览箱子里。工作人员用纸粘贴窗户和展箱，以减少玻璃飞溅，并用3英寸的木制盖板保护留在原地的藏品。到1939年11月，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科学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了藏品的定期检查。[30]
当教育委员会主席斯坦诺普勋爵下令关闭科学博物馆的时候，科学博物馆只有部分骨干员工保护藏品，并为图书馆工作，科学博物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正常开放的。9月2日，麦金托什离开科学博物馆，成为军事工程学院（theSilitaryEngineering）的指挥官。在此期间，赫尔曼·肖（HermanShaw）担任执行馆长，直到1940年7月麦金托什重新回来。在科学博物馆关闭前，和馆长一样，其他43名员工也离职去服务部或者其他政府部门工作。科学博物馆关闭后，大部分员工离开了，剩下的工作人员一般早已过了正常的退休年龄。用麦金托什的话来说，他们是一些“年纪稍微偏大的员工”。到战争结束时，只剩115名员工——是战前的将近一半。[31]员工的减少对科学博物馆的藏品造成了影响，尤其是在藏品的维修方面。具体来说，维护工作日志直到50年代中期才得到整理。
人们认为，参与到战争中的英国将直面德国激烈且直接的轰炸。幸运的是，大量的轰炸机没有出现，八个月里没有什么明显的活动。但不明显的活动导致了一些问题。冷漠、厌倦和安全的错觉，成为各阶层普通市民的普遍感受，其中包括科学博物馆工作人员。[32]在此期间，伦敦众多的博物馆重新开放。各博物馆将部分古老的展品翻新，并且重新展览，但三个国家宝藏馆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国家艺术馆重新开放时没有展出它收藏的藏品，而是举办了古典午餐音乐会。第一场音乐会于1939年10月10日举办，在战争期间，共有1698场音乐会在此举办。此外，1940年5月，提供便餐的食堂开业，这就是展区的长期咖啡厅的由来。[33]1940年2月，科学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举行新展览，所有的展览有一个共同点：缓解人们的厌倦。文化欠缺和军事行动的缺乏让整个国家产生倦怠。许多人认为，解决厌倦情绪的最好办法是重新开放文化机构，如钢琴家迈拉·赫斯（MyraHess）组织了午间音乐会。各博物馆的重新开放很受欢迎，但只有在空袭是轻微的和偶发的情况下，这才算是一种安全的解决方法。
财政部出台政策限制大英博物馆的重新开放。所有参展的提案必须有财政部的批准，必须是“展出的样本价值不重要，或者展出的展品即使被破坏了也不会损坏主要藏品的地位”，保护和维修藏品的费用不会“实质性增加”。[34]1940年2月22日，大英博物馆关闭不到半年，印刷书籍、手稿、版画和素描的展览对公众开放。[35]随后不久，大英博物馆的史前和欧洲部举行了规模更大的战争展览，它包括来自萨顿胡（SuttonHoo）和其他地方的考古资料。从珠宝到灯具的各种金属制品和一系列科学材料的汇总如下：6个钟、40块表、17种称重设备、38个科学仪器、一些日历和几个计数装置。[36]本次展会涵盖了大英博物馆的全部藏品。战争展览面临很多危险，它被称为“自杀展”（SuicideExhibition）。
1940年2月14日，科学博物馆举行了一场题为“和平与战争中的飞机”的展览（图3-2）。本次展览，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它的重点，就是介绍在整个20世纪里飞机的用途。展览中非技术性的故事不同于博物馆的正常内容，工作人员意识到他们呈现了历史。为了呈现飞机的社会历史，展览将主题按时间分为4个阶段：1903—1914年的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民用和军用航空（1919—1939），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1940）。大部分入选的展品都是永久性航空藏品的模型。有100多个模型被展览，并通过少量真实尺寸的实物进行补充。这些都是英国皇家空军的现代化设备，并且是从空军部和航空行业租赁过来的。为了让观众体会战斗的感觉并全面展示这些展品，展览还展出了一些照片，其中多数是广受欢迎的《飞机》（TheAeroplane）杂志拍摄的飞机图片。这些照片给人一种战斗的感觉。由于战争的原因，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展览。展览中的展品时而被搬入，时而被搬出。不管是故意的还是偶然的，这个变化的展览实现了它的目的。它直接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让观众了解了短期动力飞行历史过程中飞机的用途。[37]
图3-2展览“和平与战争中的飞机”（拍摄于1940年）
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在战争期间留在科学博物馆，伯纳德·戴维（BernardDavy）是其中的一位。他迅速投入组织举办展览的工作中。戴维于1920年进入科学博物馆工作，他的职业生涯致力于航空藏品的收藏。[38]由于战前的准备工作，戴维收集到了战争爆发时英国皇家空军使用的大部分飞机藏品的模型。由于他的经验和沟通能力，在这个困难时期，他也能够请求将这些模型加入和租借到“和平与战争中的飞机”这一展览中。1939年年末，戴维在帮助政府和工业部门建立联系上做出了贡献。[39]戴维和他的联系人之间的通信说明了当时展览战争材料的困难，但这个困难必须被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