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科学博物馆的收藏：藏品、文化与制度三者关系的建设
罗伯特·巴德
导论
科学博物馆的藏品是世界上最好的。这种说法既真实，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科学博物馆的藏品规模之大、数量之多确实是毋庸置疑的。从古埃及的测量仪器到最新的电子设备，科学博物馆拥有超过25万件的文物藏品。这些藏品涵盖了科学、工程学、运输学和医学等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现状，而其中不乏一些个人藏品（如詹姆斯·瓦特个人实验室中的数千件物品）。
关于藏品的类别存在的争议更大。自20世纪以来，欧洲各地相继建立了与之范围相似的博物馆，这种结合更像是对文化多样性的继承，如“自然博物馆”或“国家历史博物馆”。然而，在科学博物馆出现之前，许多博物馆建立的目的只是为了展现人们对历史或发明创造的尊重。相比之下，科学博物馆自19世纪80年代建立之初起，就一直是个现代化的机构。它一直致力于借鉴历史经验来了解我们自身文化创造力的现状，并且为未来的发展照明道路。如何将历史与当代结合，将科学与技术结合，作为先驱者，早期的科学博物馆只有一个例子可以参考，那就是巴黎工艺博物馆。尽管两个博物馆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与巴黎工艺博物馆不同的是，科学博物馆的重点在于科学而非技术。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管理者们反复寻找那些能够在科学与技术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的博物馆，但是却很难找到。即使是最接近科学与技术平衡点的位于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也达不到很好的平衡。
科学博物馆收藏的创始人、专利局官员伍德克夫特，在其1864年的官方报告中阐述了他的文物收集策略。他提出了一种定位于20世纪工业革命丰富遗产所在位置的考古技术。[1]近150年后，我们可以通过考古的方式接近这些文物藏品。这个过程揭露了一段跨越近代文化多个层次进行考古探究的诱人历史。希望和梦想、失望和胜利就像车床和星盘一样明显。这些藏品不仅仅揭示了科学博物馆是以机构的形式存在的，也展现了科学博物馆的文化内涵，同时也体现了资助者、观众以及将这些文物重现天日的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的价值观和愿景。
每次文物采集都有相关的记录，而这些记录通常保存在文献中心的相关技术文件中。在这些文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只有通过大图片才能够清晰地看到在这个特殊的“探究”中的每一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文物藏品是如何反映现代话语层的。那么它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将通过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变化的文物采集方式以及科学博物馆自身承受的压力（这种压力影响了科学博物馆相关收藏长达一个半世纪）来对其进行探究。此外，对数百万名观众产生的影响及其保存下来的物质文化，有助于科学博物馆向英国大众解释其存在的价值和“科学”的本质。特别是其自身的藏品历史向英国公众阐明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它揭示了一个流程。在这个流程中，起初科学是技术应用的表现特征，但一个世纪后，技术已经成为科学博物馆的主要特征，甚至已经成了科学和医学的特征。
长期问题
人们反复提到的有关藏品的一个问题是伦敦的这些大型博物馆关于文化空间（culturespace）长期以来存在的争议和矛盾。科学博物馆起初作为一个刚起步的机构，按照惯例，必须长期排除某些特定的区域。即使到了1857年，仍有一些机构声称其自身具有相似的专业、文化和物质空间。这其中就包括那些致力于自然研究的机构。1883年，大英博物馆将自然类的藏品独立出来，建立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自然博物馆。19世纪后期，皇家矿业学院的地质学相关教学工作与其他学科的教学工作相分离，同时地质学的展览也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展览首先在杰明街的博物馆内举办，这个博物馆位于皮卡迪利广场附近（地质调查院和皇家矿业学院旁边的第一栋建筑），而后又在南肯辛顿举办了同样规模的展览。美学设计已经成为南肯辛顿博物馆艺术收藏的范围，随后又落到了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身上，而绘画艺术则成为国家美术馆关注的领域。科学博物馆与格林尼治博物馆（1873年成为海军博物馆，而后在1934年改为国家海事博物馆至今）藏品的紧张关系直接导致了科学博物馆与船舶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各军事博物馆也影响了科学博物馆对战争物质文化的态度。
通过国家的计时收集分区，我们可以体会到复合生态的含义。历史悠久的时钟已经安置在大英博物馆显著的位置，航海钟则安置在国家海事博物馆，而反映技术发展的时钟则安置在科学博物馆。14世纪晚期，威尔斯大教堂钟的加工、维护等工作是在1884年具体落实到科学博物馆的，而大英博物馆则负责17世纪早期的卡西奥伯里塔楼时钟的相关维护工作。早期木制的约翰·哈里森（JohnHarrison）时钟保存在科学博物馆，而著名的天文钟则保存在国家海事博物馆。
各个机构之间对文化空间的竞争已经开始约束藏品的物理空间。这种强有力的约束迫使博物馆对藏品收购的优先级做出决定。正如约翰·利芬在本书的下一章所提到的，只有在1952年，位置偏远的商店的需求是持久的。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博物馆收购了斯温登附近莫尔伯勒丘陵上的机场。科学博物馆从皇家海军飞机场那里接管老机库，建设自己的现代化仓库以获得更多空间，以便于在已有空间消耗殆尽之前实施更大的采购计划。
除了像这样的存储空间，其实展厅本身是一类巨大的资源，它们的采购需求一直连绵不断甚至处于主导地位。20世纪70年代，新化学展厅的开幕更是引发了藏品采购的热潮。与60年代相比，科学博物馆70年代从实验化学中收集的藏品多出了4倍多。而从当时的工业化学类藏品收藏中，我们发现了一种类似的不成比例的增长率。有时甚至一个临时展览，如1936年的低温展览，就带来了大量藏品收购的机会。此时，科学博物馆既是藏品的受益者也是保存者，如科学博物馆拥有的弗朗兹·西蒙（FranzSimon）爵士的低温液化器。相比之下，在大多数情况下，展览的物品都是借来的，只是在展览期间由博物馆临时保存。因此，在著名的1933年的塑料展览中，尽管有100万人参观，最后没有一件展品留在科学博物馆，就连一个由压缩成型机（这个机器主要是按照人们的想法将碗制作出来）现场制作的碗的样本都没留下。
在收藏的过程中，即使是在特定的时代，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之间还是存在着深刻并且持续紧张的关系。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关系已经通过很多方式表达出来了。比如，科学博物馆在1923年使用了国家科学工业博物馆的非官方标题，做出了对工业界以及学术界非常重要的承诺。科学博物馆策展人也做出承诺：为了公众利益以及与媒体的约定，无论科学或工业起源如何，科学博物馆都将不遗余力地获取之前的和现在的重要发明作品。
在科学博物馆的藏品中心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博物馆追求的共同目标是展示过去最重要的遗址和现代最重要的产品以及对未来的预测。这些都体现了管理者和外部顾问，特别是早期科学师范学院的教授和专业工程师的专业判断。
科学博物馆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态度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对“进步”的特殊态度却是一成不变的。科学博物馆形成于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发展和演变的理论是交织在一起的，而所有的讨论都是建立在达尔文自然选择论和生命树理论的基础上的。近几十年来，通过这些讨论，科学博物馆得到了一个关于科学和工业设备改进的演化模型，这甚至比从任何历史学家那里得到的内容都多。我们将从个体时代的详细研究中看出这个演化模型如何影响收藏。
令人惊讶的是，研究学术的历史学家很少直接参与这些讨论，而社会历史学家也很少参与到科学博物馆建设过程的讲述中来。另一方面，科学博物馆一直是科技史学科发展的中心。纽科门协会和英国科学史学会都在那里召开了各自的早期会议。具有划时代开创意义的纽科门和瓦特蒸汽机在科学博物馆入口的大厅有详尽的图表展示。[2]这张图表呈现了11个平行柱，每个平行柱都能使观众将其关联到相应的重大历史事件。第一个平行柱展示的是“在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上，对原动力的发展有直接和间接影响力的重要事件”。第二个是“工程师的生活”。第三个是“时间表”。后面6个柱子说的是发动机和锅炉的发展。紧接着的平行柱是一个展现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联合王国的煤、生铁产量和铁路里程数的综合图表。最后一个平行柱说的是“英国和世界历史的重要事件”，又分为经济史和政治史。这些平行柱并没有整合政治的发展状况——最近的一项是爱尔兰的新芬党（1915—1916）的发展、妇女解放（1918）和伴随着技术改革的爱尔兰自由州协议法（1922）。这些图表清晰地展示了科学博物馆为改进自身做出的努力以及自身与潜在的社会经济变化之间的联系，但很难表示出它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因此，科学博物馆的藏品自19世纪70年代一直保持了下来。过了将近一个半世纪，我们意识到，复杂的文化生态对于空间以及展览的需求已经处于主导地位。还有这样一种学术观点——通过实际应用和实验成果而不是通过对社会历史的持续怀疑，来颂扬科学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观察科学博物馆目前的收藏，然后将藏品根据正式入馆的年份划分，观察各个年代的藏品量比例，我们不难发现，科学博物馆经历了19世纪80年代、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这三个藏品量激增的高峰阶段。进一步观察目前的藏品（不包括韦尔科姆收藏）我们可以看出，藏品的5%来自几十年前的第一个高峰阶段的收藏，10%来自第二个高峰阶段，25%来自第三个高峰阶段。纵观科学博物馆160年的藏品，仅这三个高峰阶段的藏品就占据总量的40%。因此，观察这些高峰值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和关键的转折点。（图11-1）
图11-1截至2008年，科学博物馆藏品在过去每10年入馆数量所占百分比
藏品的构成
要想了解科学博物馆藏品的构成，我们需要思考两个机构之间的“反向收购”，同时还要考虑于1883年开始使用的新的馆名“科学博物馆”（虽然“科学博物馆”这种说法直到1909年才被正式认同）。正如本书第一章中所描述的，这个过程中的具体细节也是受到1876年“特殊租赁科学仪器设备”展的发起者影响。这些发起者包括科研机构的成员、新科学师范学院的教授，还有当时的新科学杂志《自然》的编辑。这个团队在其反对者——一些哲学家团体的逼迫下解散，这些哲学家想要说服英国财政大臣支持“科学促进”。[3]如赫胥黎已经呼吁大多数皇家矿业学院的师生从杰明街转移到南肯辛顿。因为南肯辛顿是开展广泛的科学教育的基地，而不是用于采矿专业的技术培训基地。这个奇妙独特的现象可以说是19世纪的奇迹之一。只需要一些职员和19世纪中期的技术，《自然》杂志的编辑诺曼·洛克就从世界各地收集了20000件藏品，并在3个月内将它们展示给30万名观众。所谓的职员团队是由5个小组委员会的科学家，在1875年的第一次会议时组成的。团队后来又陆续吸引了本地一些顶尖的科学家，而时任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会长的约翰·廷德尔（JohnTyndall）也对科学与艺术部门的配合表达了诚挚的谢意。根据英国协会各部门的指示，这些小组委员会是：
A。力学（包括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委员会
B。物理学委员会
C。化学（包括冶金）委员会
D。地质学、矿物学和地理学委员会
E。生物学委员会
尽管收集的大件藏品多数被退回，但仍有一部分藏品保存了下来。这些藏品中有些是捐赠的，有些则是用科学与艺术部门的专项资金购入的。在那些被退回的藏品中，有一些重要的藏品是通过使用埃尔金顿公司的电铸手段的新型复制工艺进行复制得到的。因此，在退回到布拉格之前，科学博物馆使用这种工艺复制了第谷·布拉赫的象限仪——它曾经提供图片证实了开普勒关于太阳系的理论。在这些图片中，行星是围绕着太阳转的。同样被复制的还有格瑞克的两个半球——它证明了就算是数量多达两支队伍的马，都不能将被大气压压在一起的两个球分开。
展览原本计划永久性开放，但却在1876年年底关闭了。受到展览关闭的影响，展览的发起者计划以个人名义购买这些藏品。但当政府决定将现有的南肯辛顿博物馆藏品交予他们时，这个计划反而被叫停了。最终，教授受邀去搜寻南肯辛顿博物馆和位于展览路东侧的专利局博物馆的各种非艺术藏品，拿走他们想要的东西，其余的则丢弃，并临时借用南肯辛顿博物馆的品牌名称，并借鉴其管理结构进行管理。1874年，德文郡委员会公开谴责南肯辛顿博物馆所谓的科学藏品数量匮乏的说辞：
在哈姆雷特这部戏剧中与丹麦王子有关的部分都缺失了。缺失的部分有文物、图片和书籍；也有美国人所谓的“虫子”，即自然标本。但是，博物馆没有任何能够让学生对观察和实验科学产生兴趣的藏品，以及对那些依靠应用科学的工业人员有实用性的藏品。[4]
虽然科学博物馆有古物、图片、书籍和“虫子”，但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科学藏品。
新来的顾问只想要很少量的南肯辛顿博物馆现存藏品，这主要是指教育类藏品的大部分以及重要的船舶模型藏品。按照商业领域的通用办法，其余的就被进行“资产剥离”。大部分非艺术类藏品、建筑类藏品、动物和食品类藏品都将被剥离。
这次收购的第二个受害者是专利局博物馆，主要是因为当时为了艺术类的藏品而占用了专利局博物馆位于展览路东侧的空间。这是令人敬畏的拥护者和创造者伍德克夫特充满**与活力的杰作。以历史为基础的藏品主要包括早期的蒸汽发动机，如现存最早的博尔顿和瓦特蒸汽机、彗星发动机、欧洲最早商业化的蒸汽动力船、普芬·比利机车（现存最早的机车）及其伟大的“继任者”——斯蒂芬森火箭。1874年1月，艺术学会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大法官面前，为藏品寻求更好的安置地，他们称自己的藏品为“世界上最有趣的、独一无二的藏品，其中更是包含了一些发明最原始的标本，而这些发明彻底改变了现代工业、现代旅游业和整个‘文明’的特点”。[5]
解决安置问题的方法是将各种藏品合并在一起管理。而于1876年退休、1879年逝世的伍德克夫特，并没有妥善保护他的藏品遗产。根据1883年颁布的专利法，伍德克夫特的藏品将移交到科学与艺术部门并由他们保管，财政部也同意将这些与其他藏品合并在一起。
19世纪80年代
1882年，科学与艺术部同意把科学师范学校教授所建议购入的藏品补充到现有藏品中。物理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格思里（FrederickGuthrie）在其相关的物理介绍中主张：“应该通过仪器设备来阐明物理发现及应用的各个步骤。因此，我收集了一个完整的电流发电机藏品，包括沃尔塔的冠杯以及最近的蓄电池和发电机。”在确定了光和热的等价标题（被他称为收藏的“脊髓”）后，他强调：
只有不及上述那样重要的藏品会出现在展览上，用于展示关键的发现或方法。我的意思是，那些重要的藏品毫无疑问不会一直用于展览。这些重要的藏品包括展示了波义耳定律的仪器、通过棱镜对光进行分析的藏品、通过电流引起转动的磁针，还有透析仪器。这些藏品应用并不广泛，但它们却是“脊髓”。如果这两个主要目标能在预定的计划中着重标注，我相信其他的展品会自行协调，分成三类：技术工具类，如电报和电话仪器；乐器类；气象仪器类，如天文测量仪器等。很可能还有其他政府部门，如海军部、军需处等会需要这些东西的帮助。还有天文学、气象学等学科，甚至许多仪器的设计，如气压计、温度计、分光镜等，与理论物理学科有共通点。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应该没有难度。[6]
随后，格思里认识到了“感性认识文物对象的重要性（不是牛顿的棱镜，而是牛顿的笔）”。最后他提到了“所谓的‘集合’指的是具有不同理念的仪器制造商用于展示的物理设备的全部。在接受、选择和整理这些展品等方面具有相当大的难度。而大多数这种集合却存在大量的垃圾”。生物学和化学教授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
在格思里提到的大多数集合背后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因素，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科学设备或仪器。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在1876年的展览演讲中第一次对这个新兴类别进行充分详尽的说明。科学在技术和材料方面比理论或书籍方面更要适合博物馆。正如格思里所表明的，我们研究所采取的方法正是科学研究要经历的过程。他的分析并没有涉及大的理论方案或哲学见解，而只涉及发现和应用的步骤。
与此同时，工程师委员会审查了专利局博物馆的藏品。委员会要将其作为科学博物馆的一项核心工作进行审查，同时他们也参考相似的标准对专利局博物馆的科学家进行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