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雄心和焦虑：科学博物馆（1950—1983年）
斯考特·安东尼
从战后参观人数来看，科学博物馆的受欢迎程度是毋庸置疑的。1950—1983年，观众数量从每年不到一百万增加到每年超过五百万。南肯辛顿博物馆的藏品大幅增长，增长幅度让人难以置信。此外，两个新的区域中心也成功建成。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荣耀与焦虑并存的时期。每位科学博物馆的馆长都必须处理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应该怎样把科学呈现给公众？出于什么目的呈现？科学博物馆应该对过去的研究报以多大的关注？科学博物馆是否应该支持新的科技？科学博物馆在教育方面应该处于何种角色？它应该怎样被正规化？这段时间的困惑就像科技的进步速度一样与日俱增。
英国展览节（1951年）
举办英国展览节是为了给科学博物馆新的推动力，让科学博物馆从战后的低迷状态走出来，以获得长远的发展。对于新馆长舍伍德·泰勒来说，该展览节在用新的展览手法激发公众兴趣方面非常有用。英国展览节大量借鉴巴黎探索宫（thePalaisdelaDecouverteinParis）已用的方法，展出的许多展品都是模型而不是历史实物，主要用更容易理解的故事来展示展品之间的联系，而展品的标签处于次要地位。展览不是为了科学人员或者专业科技人员设计的。策展人伊恩·考克斯（IanCox）解释道：“它的目标观众是那些普通大众。虽然他们并没有接受过特别的科学训练，但对科学事物具有强烈的好奇心。”[1]伦敦运输局的《庞奇》（Punch）和《伦敦新闻画报》（LondonIllustratedNews）是众多给予考克斯外部群体支持的代表，它们提供给考克斯从漫画到立体摄影的各种需求。像20世纪末“科技中心”的先驱一样，科学展展示了舍伍德·泰勒的特色展览方式。就像舍伍德·泰勒所说的：
一位精通音乐盒及其历史的专家，也许并不精通如何在公众展览上摆放音乐盒或者选择说明标签的标题和类型。我们应该在目前的情境下走得更远。那些不得不在19世纪发明的展览和印刷方式上花费工作时间的博物馆职员，可能很容易在无意识中接受远离大众的标准。[2]
对于舍伍德·泰勒来说，展览节是舍弃旧的管理理念的一种方式。有序的科学展览品与“只有技术积累的小古董”形成对比。他警告说，这种小古董让博物馆处在退化之中。[3]科学博物馆的历史伴随着科学展览的每个阶段，并展示了科学博物馆进一步发展的前景。
然而，展览节对科学博物馆的影响只是暂时的。科学展是临时的展览，观众必须付费，且必须由南肯辛顿站点隔离出来的独立入口进入。科学展没有让资深主管留下深刻印象，也没影响他们。它通过实物化的形式表现出了舍伍德·泰勒和他的资深馆员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与理解。这让舍伍德·泰勒进一步确信他需要更高的管理权威去为科学博物馆重新定向。
在展览节期间，由布赖恩·皮克（BrianPeake）设计的充满了现代主义视觉气息的六边形石墨阵列在科学博物馆东楼的新古典主义南墙展出。这个展览吸引了213000位观众，比因为政治原因所鼓吹的预期人数少，但仍占了科学博物馆每年总参观人数的五分之一。迈克尔·弗雷恩（MichaelFrayn）审慎地把这个展览节描述成一个“欢乐盒子”，和所有的“欢乐盒子”一样，其最令人高兴的就是它的包装。[4]科学展览是科学博物馆自己的“欢乐盒子”，当皮克董事会结束任期之后，被推迟的科学博物馆重建进程得以恢复。（图4-1）
图4-11959年科学博物馆楼层平面图草图
注：因为只有东楼在使用，所以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平面图就没有改变过。
对于前任馆长赫尔曼·肖来说，举办这个展览节的最大作用就是启动了从1914年就悬而未决的建筑项目。这个展览节给予了科学博物馆绕过工程建设部的特权，自己雇用私人承包商重建新的展览中心。然而，私人承包商并没有在展览节中楼的地下室和一层建筑中安装博物馆展厅所需的永久灯光和供暖设施。直到自然博物馆将其哺乳动物藏品临时放入这个中楼时，它的设施才得到改善。事实上，中楼直到1961年才完全建成，最终的中楼展厅直到1968年才对公众开放。
舍伍德·泰勒的管理（1950—1956年）
如果说英国展览节给博物馆畅想机构未来的机会，那么1952年的“百本炼金术书展”则让员工有机会了解舍伍德·泰勒的内心想法。“百本炼金术书展”是一个有争议的展览。因为尽管炼金术可以被认为是化学的早期形式，但在战后初期它不是一门受学者尊重的学科。此外，通过展览书籍，舍伍德·泰勒在筹划一类展览。这类展览是由他对科学史的研究和他个人对卡尔·荣格（g）工作的兴趣所激发而成的。舍伍德·泰勒对于炼金术历史的兴趣不仅是由化学引起的，而且是由宗教信仰等一些不寻常的因素共同激发的。舍伍德·泰勒是炼金术和早期化学史协会的奠基人之一。并且从1937年开始一直到他去世，他通过协会杂志《炼金术和化学史》的编辑来促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在1945年出版的《四重视觉》（TheFourfoldVision）中，舍伍德·泰勒试图去平衡科学和他的信仰。科学博物馆的资深馆员认为，这种科学和精神信仰的混合会威胁到科学博物馆作为一个科学机构的名誉。“百本炼金术书展”可能是科学博物馆第一个由多米尼加的一位修士出席开幕式的展览。这位修士名叫维克多·怀特（VictorWhite），他是一位心理治疗新疗法的专家。
尽管舍伍德·泰勒明白他对炼金术的兴趣在他的同伴看来很不寻常，但他仍然是一位合格的领导。除了作为牛津科学史博物馆策展人成功的十年任期外，他还写过儿童教材和流行作品，如《科学世界》（WorldofSce）。舍伍德·泰勒对科学史的兴趣对于科学博物馆未来如何管理和展示藏品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并很快被其他策展人学会了。对于科学博物馆的定位，教育部门描述的重点与舍伍德·泰勒阐述的内容值得进行简要对比。
教育部门的观点：
科学博物馆是国家的科学和工业的博物馆，其宗旨在于通过它的藏品去展示科学的历史及科学在技术和产业各个分支的应用。[5]
舍伍德·泰勒的观点：
如果惊奇和敬畏感是理论科学（如天文知识）合适的献礼，那么我们就应该唤起这种惊奇和敬畏感。如果需要对提供给人类当前生活水平的应用科学成就进行赞美，那么这种成就就应该作为历史及其进展过程的一部分被展示出来。在这种观点下，科学博物馆的宗旨也许可以被简单的阐述为去展示科学的成就、奇妙之处、重要性和历史。[6]
舍伍德·泰勒的观点不受欢迎的范围远远超出资深馆员，因为它威胁到了科学家和专业的科技人员。舍伍德·泰勒对博物馆展览的硬性标准要求很高，他认为，造成视觉疲劳的展览会阻碍博物馆教育使命的达成。他想让科学博物馆从店铺陈列、广告、海报、电影和连环画中学习一些创意。例如，舍伍德·泰勒买来菲利普-捷克·德·卢森堡（Phili-ppe-JacquesdeL）的画《卡尔布鲁克代尔之夜》（CoalbrookdalebyNight）去展示冶金史。这激怒了弗莱德·莱贝特（FredLebeter）——化学馆副主管（主管冶金方面的工作）。莱贝特抱怨说，《巴洛克和浪漫主义》（BaroqweandRomantic，1801）画作才代表了典型的18世纪中期的场景。因此，《卡尔布鲁克代尔之夜》画作对于实际冶金进程的说明意义不大。[7]莱贝特和他的同事反对舍伍德·泰勒将博物馆拨款的八分之一花在一个与科学博物馆无关的艺术作品上。相比之下，舍伍德·泰勒认为科学博物馆可以并且应该平衡一下艺术展览和艺术教育。尽管如此，他还是给莱贝特写了一封道歉信，这在科学博物馆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舍伍德·泰勒关于科学的实践、目的和展览方面的独特想法在更具有学术氛围的牛津科学史博物馆得到发展。但科学博物馆缺少宽容的氛围。当舍伍德·泰勒接到任命的时候，科学博物馆正处于混乱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博物馆的修复压力使得前任馆长赫尔曼·肖在职位上去世。“科学博物馆处于失控状态，”政府部门承认，“科学博物馆最需要的是一位能够控制员工的管理者。”[8]
舍伍德·泰勒得到这份工作是因为有C。P。斯诺（ow）的支持。斯诺的支持意味着，尽管先前宣布行政管理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但教育部的官员还是任命了舍伍德·泰勒。而在他的前任看来，他只是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他可能会发现科学博物馆的管理工作占用了大量用于个人爱好的闲暇时间。[9]在推荐舍伍德·泰勒的时候，斯诺还是有点担心“他可能会被这个职位的管理负担压垮”。[10]舍伍德·泰勒到达科学博物馆不久就在牛津科学史博物馆申请了一个初级职务。[1]很尴尬的是，牛津科学史博物馆劝说他撤回申请。虽然他是科学博物馆战后引入的英雄人物，但像他的前任一样，舍伍德·泰勒也在职位上去世了。
舍伍德·泰勒在1951年成立了“科学博物馆考虑儿童需要委员会”，该委员会产生了长远影响。舍伍德·泰勒邀请了教育心理学先驱菲利普·弗农（PhilipVernon）来研究儿童对博物馆的反应、博物馆对儿童的影响，以及博物馆可能产生的效益。这项工作推动了一系列成功的变革。科学博物馆开始每月向学校发行非正式的简报，并制作特别指南去发展特定的观众。喧闹的演示使得公开讲座充满活力。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对中央展区新儿童展厅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图4-2）
图4-21963年，一个孩子正在操作儿童展厅里的一个1924年的电梯模型
在某种程度上讲，舍伍德·泰勒也树立了科学博物馆科学史家的榜样。凭借可观的档案资源及政府的支持，科学博物馆已经成为英国科学史研究中心。
特伦斯·莫里森-斯考特的管理（1955—1960年）
1956年5月，舍伍德·泰勒久病去世，科学博物馆处于相当严重的混乱之中。行政部门没有制定任何关于科学博物馆未来的政策。[11]咨询委员会的主席霍尔斯伯里（Halsbury）伯爵在采访之后给斯诺的信中写道：
科学博物馆早就成了无舵之船，员工士气低落，政策决定姗姗来迟。由于工作的需要，工程建设部的建设计划刻不容缓。候选人员应该是夜中行船的船长，他经验丰富，很清楚掌舵的技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博物馆有各种类型的馆长，从退休的军人到牛津的知识分子，却没有一个博物馆内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们现在必须处理的问题。我们不想再要业余人员了。[12]
霍尔斯伯里是一个性格强硬的人，他在1951年就成了咨询委员会的主席。他是著名大法官托尼·吉法德（TonyGiffard）的孙子。在他父亲的强迫下，他成了一名会计师。之后，他辅修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化学学士学位。[13]1949年，在布朗·弗斯研究实验室（BrownFirthResearchLaboratories）和迪克唱片公司（DeccaRecords）辉煌的职业生涯后，霍尔斯伯里（已经在1943年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成了国家研究发展协会（NationalResearentCorporation）的第一任执行会长。这个协会的建立是为了探索公共部门的革新。他决心要给科学博物馆找到合适的人，而在他看来，那个人就是自然博物馆的一位相对低级别的助理馆长——特伦斯·莫里森-斯考特（TerenceMorrison-Scott）。自从1921年在伊顿相遇之后，他们就成了朋友。霍尔斯伯里对莫里森-斯考特的社会和科学立场印象深刻。莫里森-斯考特是一个“带有令人舒适的私人特性的传统伊顿公学人（OldEtonian）”，也是排外的雅典娜俱乐部的领导成员。令霍尔斯伯里惊奇的是，莫里森-斯考特为了某个人放弃了前景广阔的职业而去从事科学工作，并顽强地坚持，直到发表作品从而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也可能如霍尔斯伯里所感到的惊奇一样，某位与斯诺关系紧密，又沉迷于科学的人影响了斯诺，从而使斯诺在两年后写下了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的瑞德报告。
尽管有霍尔斯伯里这样强大的支持，莫里森-斯考特也险些得不到这个职位。他的面试被描述为“令人失望的”。他承认，他对教育没有兴趣，并且如果科学博物馆的金融和政治情况不能快速得到改善，他将会离开。相比之下，挑选小组的一些成员被爱德华·克里斯托弗·鲍恩（EdwardChristhan）的表现所吸引。鲍恩是一个专注细节和有深度的人，他是皇家军事科学院的化学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被迫研究运筹学之前曾在曼彻斯特跟随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Polanyi）学习。
霍尔斯伯里没管这些，他向斯诺宣称：
……鲍恩可以操控好任何运行良好的演出，并贴上自己的标签，而且他了解关于演出的一切。但他对科学博物馆了解甚少，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将“沉淀”并观察六个月。然后，他将开始对科学博物馆施加影响。然而，科学博物馆并非一场运行良好的演出，而且在他“沉淀”期间，科学博物馆不良好的状态还将继续，它需要及时采取很多行动。我认为对于员工来说，看着他们的新馆长“沉淀”起来并不好。
相比之下，霍尔斯伯里说，莫里森-斯考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博物馆内行，而且这种评价在博物馆业界是被接受的。斯诺认为霍尔斯伯里的论据是有力而不可抗拒的，所以莫里森-斯考特得到了这个管理职位。
霍尔斯伯里向斯诺坦白说，莫里森-斯考特“具有某些先天不足”，他有不敬之情，在面试中也不会改变他一贯的行事风格。这种咄咄逼人的风格导致他没有赢得主管职务，也不能赢得比如给车间工作人员加薪等改革的支持。尽管莫里森-斯考特成功地向政府申请到将对科学博物馆的拨款从2000英镑提高到8000英镑，但他却不能招到他想要的合适的员工。在某种程度上，莫里森-斯考特在科学博物馆馆长职务的工作从本质上看是对自然博物馆馆长职务的培训，因为莫里森-斯考特更适合作为一位动物学家。当他的导师加文·德·比尔（GavindeBeer）爵士在1960年退休的时候，莫里森-斯考特很高兴地回到了他之前的博物馆当馆长。
很明显，一直到1965年，由霍尔斯伯里任主席的咨询委员会不想再重复前面的失败，再去试着任命一个外部的人员去管理科学博物馆。戴维·福利特（1960—1973年的馆长）和玛格丽特·韦斯顿（MargaretWeston，1973—1986年的馆长）都是博物馆内部人员，并且都可以称得上是科学博物馆历史上最成功的馆长。在莫里森-斯考特离开之后，科学博物馆相对稳定的23年中，大家对馆长的谈论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太空竞赛和科学博物馆的广泛吸引力
20世纪60年代初，新闻界要么忽略科学博物馆，要么贬低它。杰拉尔德·里奇（GeraldLeach）在《卫报》（TheGuardian）上写道：“科学博物馆就是将五六个看似相关的摘要分散地贴在国家艺术馆的墙上。”[14]英国报纸贬低高度互动的北美科学中心，并认为科学博物馆需要在新旧科学上进行折中。因为十二岁的孩子对原子、星星和太空之类的东西感兴趣。所以媒体认为，科学博物馆需要的是新科学而不是旧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