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科学发展的影响：南肯辛顿的扩张02
注：罗伯特·莫兰特，教育委员会的常务秘书，有影响力的公务员，他最终设法使科学博物馆形成。该照片出自伦敦国家肖像馆。
德意志博物馆突出了方向转变上的成果。以前，对新机构的建立，不论是在私人信件中还是在公共文件中，所有参照都是巴黎工艺博物馆。为了向法国的影响表示敬意，附近的科学学院被命名为科学师范学院。然而，在英国，越来越多的发展参照不再是法国。1870年德国胜利之后，德国的机构、价值观和实践不断彰显尊重德国新建立的联合组织和力量的元素，用意很清楚：有助于实践的研究行为和科学行为是有价值的。博物馆展出的藏品背后的科学原理为选择和解释展品提供了标准。
德国的竞争和挑战的意义值得进一步考虑。竞争和挑战在辩论话题中不断地被引用。这些辩论的主题从教育、博物馆到养老金都有涉及。当然，引入德国的威胁可能会放大提议的吸引力，并且有助于从不情愿的财政部赢得资源。英国政治和学术精英的成员中有很多人都在德国受训过，他们意识到新标准正在跨越北海。理查德·伯登·霍尔丹（RichardBurdonHaldane）在转向法律和政治方向之前是在哥廷根研究生理学的。他把这个新标准告诉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他经历过军队的改革和帝国理工学院的成立，该学院的建立是英国面对德国的挑战而对公众的回应。化学家特意用珀金（Perkin）花了半个世纪才在1906年发现的苯胺紫向他们的同胞展示德国化学的实力。[63]因此，历史学家分析这个阶段为“世界性民族主义”（opolitannationalism）时期。[64]然而，尽管德国威胁论可能会唤起本国人民对这个项目的支持，但期待从中看到对英国机构全新的完整解释通常是不明智的。
为了了解下个阶段发展的本地根源，我们必须弄清楚20世纪早期莫兰特领导的教育组织激进改革。莫兰特可能是现代“世界性民族主义”的代表，他在温彻斯特大学（WierCollege）、暹罗（Siam，泰国的旧称）和瑞士都有着丰富的教育经验。早在1898年，莫兰特总结他在瑞士的教育观点时，提出了“在国际挣扎中求生存”的教育观点，也就是他所说的“集中脑力”将是生存的关键。[65]1903年，在他成为负责博物馆和教育系统的教育委员会常务秘书时，他的这个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莫兰特和阿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JamesBalfour）执政的保守党一起对国家的基础教育体系进行了改革。当时教育方案一团糟，儿童经常在12岁就已经离开学校。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小学教育到11岁，中学教育12～18岁。中学教育商业化会阻碍贫困学生进入大学。为此，莫兰特提出建立学术卓越的文法学校，让贫穷学生也能进入大学。
要实现教区学校的国有化以及引入国家检查员制度，就需要走出宗教教育的政治困境。莫兰特因在宗教学校里实行低标准的骑士教育而丢掉了工作，他对技术教育的漠视受到更多的诟病。[66]以前，企业化的小学为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引入技术培训，但这样的小学被莫兰特的小学教育系统所取代。该系统注重中等学校的学术水平。如果你把莫兰特看作理解科学和技术的敌人，那你就错了。[67]他提倡的是，工人阶级的职业培训和中产阶级通识教育不应该严格分开。因此，对他来说，建立一个将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融合的科学博物馆是很有意义的。几年之后，技术学校的总督察弗兰克·普林格（FrankPullinger）和负责技术部“T”部门的埃德蒙·钱伯斯（EdmundChambers）都回忆说，莫兰特是个伟人。莫兰特调职后不久，威尔逊继承了莫兰特的工作，他为普林格和钱伯斯工作。后来，威尔逊提出了“工业化公民教育”的理念。威尔逊通过下面一段话清楚阐述了莫兰特的观点：
莫兰特梦想的工业民主是人们欢迎并理解技术成就，勇敢地面对技术成就，并称赞手工作品。即使在灰暗的日子里，这些劳动也值得诗歌、艺术和文化的歌颂。[68]
莫兰特在1910年离开教育委员会，并建立了新的国家保险制度。在新角色上，他很快立法建立了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Researcil）。
当工具的临界尺寸受制于科学进步和用以解释科学原理的机器时，科学本身正在增长的意义还有当地的职业原因。从德文郡委员会到博物馆最后宣言的三十年，人们见证了一系列为科研筹资的活动，也见证了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强有力的专业科学社会团体，这个团体正急于赢得它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罗伊·麦克劳德（RoyMacleod）表明，19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英国学术界的科学席位从60个增加到400多个。[69]科学家不断呼吁增加文化空间和课程时间，这为警惕德国威胁提供了很好的背景。对新博物馆所需资源的呼吁显然和这样的背景有关：对来自德国商业、帝国及军事竞争的恐惧。同时，人们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不断地寻找一个与自身社会政治地位相匹配的职业，以确保国家的国际地位和角色。
19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科学家对政府施加的压力大大超过了20世纪初英国科学协会施加的压力。[70]英国科学协会是洛克因为英国协会的犹豫不决而灰心丧气之余建立起来的一个游说组织。与兄弟会和工会社会主义的内涵相比，英国科学协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显得比较稚嫩。然而，英国科学协会的主要成员都是19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退伍军人，包括洛克和罗斯科。1907年，罗斯科读到洛克关于科学教育争论的最新观点后写信给洛克，然后他们一起战斗了四十年。[71]其他的主要成员彼此之间也认识了很久。1880年，钢铁大亨休·贝尔（HughBell）在他父亲的故乡认识了洛克，他的父亲是钢铁制造商兼药剂师洛西恩·贝尔（LowthianBell）爵士。[72]其他的一些成员更年轻，包括理查德·格莱兹布鲁克（RichardGlazebrook），他是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的学生，他那时刚被任命为国家新物理实验室的主任。
1909年3月，新财政大臣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Lle）宣布了“人民的预算”报告。[9]他保证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以及对农业提供了援助。劳埃德·乔治在预算报告中告诉下议院（theHouseofons），这个援助将由化学家执行。可能这是唯一一次政府在预算报告中青睐化学家。科学协会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最近几年，新的科研机构成果非常突出。科学协会在1909年的年度报告中提到了前两年的进步，这段时间正好是阿斯奎斯（Asquith）的任期，这一时期见证了非洲昆虫学服务（theAfriologicalservice）的建立、昏睡病局（theSleepingSiessBureau）的建立、航空咨询委员会（theAdvisoryitteeforAeronautics）的成立、对欧内斯·沙克尔顿的南极探险（ErSha'sAion）和发展委员会（theDevelopmentission）的贡献、对海外参会人员的资助与接待基金的筹备等。[73]遗憾的是，洛克关注的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仍没有解决：科学博物馆和太**理实验室。
然而，教育委员会已经决定维护科学利益。莫兰特正在编辑一份正式报告。洛克启动了一个新的充满活力的倡议。该倡议以他自己的名字印制了一个备忘录，呼吁政府尽快完成科学博物馆项目。1851委员会重新为科学博物馆项目提供了25年的费用，共100000英镑。[74]到1908年中期，莫兰特一边和洛克、罗斯科谈判，一边和财政部谈判，最终达成了协议：如果能筹集到这些费用，科学博物馆将被建成。科学支持者、牛津大学的议员威廉·安森（WilliamAnson）提出的议会问题以及教育委员会的积极反馈最终在1908年6月予以公示：
我认为这将是非常可取的，应该有一个科学博物馆被妥善安置在帝国理工学院附近。如果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的委员们觉得他们自己处于合作的地位，我非常高兴在我的好朋友——财政大臣的努力下促成这件事情。很明显，任何需要政府资金援助的项目都需财政部许可才能开展。[75]
创建一个独特的科学博物馆的问题终于在一年内解决了。1908年6月，罗斯科和莫兰特同意写给政府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该文章由当地所有顶尖科学家联名上书，请求建立一个新的博物馆。[76]正如唐纳利预测的那样，新的艺术博物馆的建筑现在走到了最后一步。在国王准备为新博物馆剪彩的前一周，莫兰特完成了文章。这篇精心措辞的文章实际上是科学博物馆的“出生证明”。莫兰特提醒部长以已故女王命名的“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这一名称只能用于艺术博物馆。十年来，政府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莫兰特用他的方式说明必须有科学博物馆，并详细证明了为什么“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这个名称只适用于艺术博物馆，而不能用于其他博物馆。因此，莫兰特得出结论——西边储存藏品的建筑应该简单地被称为“教育委员会的科学博物馆”。[77]
建立一个独立的博物馆的目标正在实现。资金和藏品的存放问题急切需要解决。罗斯科的报告（已经和莫兰特进行过商谈）于7月14日正式提交，并附带报社按语。像罗斯科要求的那样，《泰晤士报》用了相当大的版面刊登了这个报告。[78]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的委员们（包括莫兰特、洛克和罗斯科）及时地提出了对30年前普莱费尔提供的100000英镑的要求。
现在出现了关于建筑和边界的棘手问题。教育委员会主席、莫兰特的政治导师、议员沃尔特·朗西曼（WalterRun）任命了杰出的委员会主席——休·贝尔。他是米德尔斯堡的钢铁巨头，同时也是洛克的老朋友。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五名皇家学会的研究员和两位杰出的工程师。国家物理实验室主任理查德·格莱兹布鲁克和化学家威廉·拉姆齐也是这里的成员。贝尔委员会的四位成员同时也是英国科学协会的领导人。贝尔与教育委员会的部长也有紧密的联系。教育委员会主席朗西曼来自东北（the）地区。他的副手——查尔斯·特里维廉（CharlesTrevelyan）是贝尔的女婿，也是东北地区一个大地主家族的子嗣。一年前，贝尔曾写信给朗西曼，让他把一个年轻人安排到政治办公室。这个年轻人当时刚刚当选为议员。[79]（图1-6）
图1-6初建时从展览路看到的科学博物馆
注：该图的背景是壮观的帝国研究所（ImperialInstitute）。博物馆的入口在图片
右方所示的天蓬处。
贝尔很高兴在大范围内和莫兰特讨论博物馆的一些问题，并且他还向朗西曼咨询了“他应该遵循的路线”。[80]委员会给的建议比较少，这些建议要么太新，要么就让人感到震惊，但是委员会的章程和议程将很多结论合法化，并且这个合法性已经维持了一个世纪了。也许最持久的是博物馆建筑的进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博物馆逐渐占据了展览路和女王门（Queen'sGate）之间的整个空间。
与自然博物馆的边界问题是遗留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大机构的主要人物之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主要在《泰晤士报》的书信版面呈现，以及在差不多整个公务员系统之间展开。最初，工程建设办公室（OfficeofWorks）支持科学博物馆。工程建设办公室的第一位专员是刘易斯·哈考特（LewisHarcourt），英国科学促进协会（theBritishAssofortheAdvaofSce）的创始人是他的孙子。事实上，1910年10月，哈考特给内阁（et）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触动了很多经济和民族主义人士的神经，文章名为《提出新的科学博物馆》（“ProposedNewSceMuseum”），以下面这段话开始：
多年来，南肯辛顿现存的科学博物馆已经成了一个丑闻。因为缺乏房间，以及火灾的破坏，我们已经丢失了很多有价值的礼物和藏品，其中有些藏品已经流失到德国。[81]
那个时候，哈考特正在和比彻姆勋爵竞争，最终不被看好的比彻姆胜出。莫兰特使尽全力斡旋，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当人们怀疑内阁委员究竟决定了什么时，莫兰特发现他的部长太忙了以至于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10]直到最后，通过确定自然博物馆隔壁的酒精储存并不构成火灾隐患，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洛克年事已高，但见多识广。贝尔宣布即将访问这位75岁的现代预言家。贝尔在1911年5月写道，他迫切地想听到洛克对于他长期思考的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也是洛克长期花费精力所研究的。
莫兰特在去国家保险部（NationalInsurance）任职之前，送给博物馆最后的礼物就是给科学博物馆任命了新的管理者。作为馆长，他选择了一位苏格兰物理专家。这位专家是爱丁堡科学与艺术博物馆的前任馆长——弗朗西斯·格兰特·奥格尔维（FrantOgilvie），他同时也是贝尔委员会的秘书，并且在和洛克的谈判中，他是一位中间协调者。[82]同时，莫兰特还任命皇家工程院（theRoyalEngineers）的亨利·里昂（HenryLyons）为咨询委员会的秘书，兼任博物馆的副馆长。这个位子使里昂后来顺利升任馆长一职。里昂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以一种卓有成效的方式确立了洛克遗产的地位以及这些遗产在科学博物馆中的持久性作用。
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四年里，作为在埃及工作的一名年轻测量员，里昂被借调去和洛克密切合作。天文学家已经研究出一种理论，即埃及寺庙的校准具有天文意义。因此，他们的宗教是建立在细致天文观测的基础上的。20世纪20年代，这个理论似乎已被推翻，里昂与这个理论也保持距离。然而，在19世纪90年代，他却频繁地报道关于“他们”项目的进展。[83]洛克1894年出版的书籍《天文学的黎明：一项关于朝拜殿和古埃及神话的研究》（TheDawnofAstronomy：AStudyoftheTemple-worshipandMythologyoftheaians）就是他们研究的结果。1906年，通过洛克的推举，里昂荣获皇家学会的奖学金。在致谢信里，未来的科学博物馆馆长——里昂，仍谦虚地表示自己对于科学的理解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他强调他有一些欠他的导师的私人债务。[84]
新独立出来的科学博物馆在刚开始阶段发展得并不顺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土建部分就已经开始动工，直到战争结束时建筑物的外壳才完工。然而，战后经济衰退，政府将视线转向经济发展，科学博物馆此时面临一个严重的危机，来之不易的博物馆建筑可能将被征用做其他用途。幸运的是，这样的行为被阻止了。自由党和劳动党1924年联盟执政，此时教育部的新大臣是附属于劳动部的查尔斯·特里维廉，他是自由党的党员，并且被任命为贝尔委员会的副主席。特里维廉坚持认为科学博物馆的项目应该继续进行。[85]两年后，新的保守党政府再次考虑重新建设这个建筑。1928年，科学博物馆的东楼终于开放了。也就是1876年特别租赁展展览后的近五十年，这个租赁展项目一直由洛克、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以及洛克的门生亨利·里昂馆长管理。（图1-7）
图1-7麦考特和贝的复制品
注：麦考特和贝是用于天文计时的古埃及仪器（真品在柏林的皇家博物馆）。麦考特是由一个带着铅垂线的棒组成，用于测量恒星位移；贝是一个叉形棒，用于校准。这是从亨利·里昂爵士那里得来的，是亨利爵士在古埃及测量方面的遗留物。亨利爵士在古埃及测量方面的兴趣是被诺曼·洛克培养出来的。这反映了诺曼先生对博物馆持久的间接影响。
结论
里昂和乔治五世共同工作的成果是真实存在的。20世纪20年代，科学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增长了4倍。但这不是乔治的祖父艾伯特亲王的愿景，也不是现代工业的版图。科学博物馆成功地介绍了伟大的蒸汽机，记录了世界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进步。因此，这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博物馆，是博物馆文化合法性斗争取得的来之不易的胜利。为了这个胜利，科学家和积极参与者进行了半个世纪的奋斗。
1932年里昂退休时，科学博物馆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10年来，科学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增长了5倍，周末的参观人数更是大于伦敦其他的博物馆。科学博物馆被认为是整个国家最具创新的博物馆之一。[86]无论是公共场合，还是私人场所，里昂的咨询委员会主席格莱兹布鲁克都称里昂是“天才”。[87]用格莱兹布鲁克自己的话来说，他也是一个以在埃及传播“科学的芽孢杆菌”（thebacillusofsce）为职业生涯的人。这个“杆菌”已经被洛克播种。[88]洛克带来的巨大影响使得英国的“进步时代”和“科学发展”也开始结出丰硕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