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有人认为“政策”一词是从日本转译来的。日本明治维新后，接受西方文化，将“policy”译为“政策”，传入中国。也有人认为，它可能是由在中国生活的西方人翻译出来的。中国人中较早使用该词的是梁启超，如在写于1899年的《戊戌政变记》中，他认为“中国之大患在于教育不兴，人才不足，皇上政策首注重于学校教育之中可谓得其本矣”。孙中山随后在文章中也使用“政策”，该词开始流传开来。胡宁生：《现代公共政策学》［M］，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3]西方的“政策”概念可追溯到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政治理论中，随着近代欧洲国家和政党的大量出现而获得广泛使用。在早期的使用过程中，政策一词与“政治”“行政”等是混用的，如牛津英语词典对政策的解释是：“政治的睿智、治国的本领、慎重的引导、权术以及被政府与党派采购的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家和理论界对国家、政治与行政都倾向于一种合法化的表达方式，不少民主国家更希望通过政策去解释其合法化的制度体系，政策概念开始被重视并与其他概念区分开来。张金马：《公共政策分析——概念、过程、方法》，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美]J。E。安德森：《公共决策》［M］，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5]陈振明：《公共政策学》［M］，4～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4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
[7]转引自张金马：《政策科学导论》［M］，1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8]我国文化机构和政策可以说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出现，如据《周礼》记载，商周时期就已形成以“大司乐”为首脑的音乐机构，人数达千人以上，分设官吏进行管理。参看黎国韬：《古代乐官与古代戏剧》［M］，7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西方也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文化管理机构和政策措施，如雅典城邦政府直接组织管理戏剧的创作、演出等。参看廖可兑：《西欧戏剧史》［M］，2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
[10]原文是：“Culturalpolicy’shouldbetakeotalofthesddeliberateusagesaorlackofaasociety，aimedatmeetiaineedsthroughtheoptimumutilizationofallthephysidhumanresourcesavailabletothatsocietyatagiveuralPolicy，APreliminaryStudy（Paris：UNESCO，1969），p。10，转引自何志平、陈云根：《文化政策与香港传承》［M］，6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胡惠林：《文化政策学》［M］，4页、1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12]金重远：《炮火中的文化——文化和二次世界大战》［M］，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13]何志平、陈云根：《文化政策与香港传承》［M］，6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14]毛少莹：《公共文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M］，6～8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08。
[15]在一国同一法域之中，法律体系呈现出纵横交错的特征。在单一制国家结构中，为了维持法律体系的内在统一，不但各种法律部门在横向上要相互衔接，而且各种法律渊源在纵向上要保持协调。从法的效力上看，一切法律渊源都具有法的形式效力，其效力本身并不存在差异，但不同渊源的法律规范却存在等级，即所谓法律位阶，它是指每一部规范性法律文本在法律体系中的纵向等级。下位阶的法律必须服从上位阶的法律，所有的法律必须服从最高位阶的法。在我国，按照《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立法体制，法律位阶共分六级，从高到低依次是：基本法、普通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
[16]毛少莹：《文化全球化与文化的全球主义的兴起》，见张晓明等主编：《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7]参看陈鸣：《西方文化管理概论》［M］，108～109页，北京，书海出版社，2006；毛少莹：《公共文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M］，10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08。
[18]参看张金马：《公共政策分析》［M］，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谢明：《公共政策导论》［M］，33～4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9]张金马：《公共政策分析》［M］，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0]以下关于公共文化政策主体的介绍，主要参看胡惠林：《文化政策学》，（29～33页）以及张金马：《公共政策分析》（296～300页）的相关论述。
[21]《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转引自张金马：《公共政策分析》［M］，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3]同上书，306页。
[24]本图选自张金马：《公共政策分析》，3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5][美]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45～4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6]同上书，46页。
[27][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任俊志、任军锋、朱德米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蒯大申、饶先来：《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张利群：《文艺制度论》等。
[28]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使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M］，见《现代制度经济学》［M］（下），26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9][美]道格拉斯·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M］，4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0]蒯大申、饶先来：《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M］，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1]汪玉凯：《准确理解顶层设计》，见http：。people。。h20120326c25408-3960222313。html，2012年3月26日。
[32]毛少莹：《中国文化政策30年》，见http：。bbs35_75790。html?1348198317，2008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