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文化领域内的几种定量评价
一、文化竞争力的定量评价
随着文化竞争时代的来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状况对该国或地区长期的经济发展、公众的参与以及国民或市民的生活质量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文化指标不再仅仅局限于评估某项文化政策的实施情况，更与国家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竞争能力的提升息息相关。目前，文化竞争力的定量评价体系在城市之间的较量中运用得更为广泛、成熟。因此，本节将在城市竞争力评价体系范围内探讨文化竞争力指标的选取问题。
城市竞争力的内涵复杂多元，且处在不断发展中。近年来，关于城市竞争力的比较内容已不仅仅是基础硬件设施，更包括文化软实力。以往研究者往往将重点放在社会、经济层面讨论竞争优势，在测量指标方面也以经济发展及生活品质内容为主，较缺乏文化层面对城市竞争力的讨论，然而城市在文化软实力上的提升，已普遍被认为是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因素。最近几年一些国际大都市相继提出关于建设和巩固国际文化中心或与此相类似的口号，并在某个特定领域的地位乃至城市吸引力和软实力等方面开展的大型调研及国际比较中，均凸显文化指标，这充分显示出占领文化制高点已经成为全球各大城市新一轮竞争的首要举措。
纵观世界范围内文化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实践，各指标体系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所设计采用的文化指标也各不相同，大体上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综合性较强，主要强调城市文化环境蕴含的丰富人文内涵；另一类主要从经济角度出发，更为体现文化所带来的强烈的经济价值。事实上，在文化指标体系构建时，两种内容均有交叉，但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
综合性的文化指标包含文化创造的人力资源要求、文化生产的制度环境要求、传承文化遗产的积累要求，以及传播国际影响的效果要求等。[1]文化指标考核点主要集中在文化硬件设施、文化产出、文化参与及消费等方面。其中硬件设施指标，指地区内拥有的文化设施如剧院、音乐厅、电影院、博物馆、图书馆等的人均占有量及其政府投资数额。文化产出指标，主要是指文化产业的产值及其创造的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文化产业就业人数等，它直接体现文化产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文化参与及消费指标，许多国家开展定期的文化参与状况调查，收集本地区家庭用于文化、娱乐、体育支出占家庭预算额的比例，每千人购买杂志数，文化演出参与情况，人均每日观看电视的时间以及资讯获取的便捷情况等。总之，力图通过数据变化掌握文化产业规模、文化设施运作状况及民众文化需求等的变化。此外，不同的指标体系通常都会设计一些特色指标，通过考察文化活力、文化开放度与宽容度等来反映城市的制度环境及城市文化辐射力等。
延伸阅读9-2
伦敦——文化审计报告（2008）
该指标体系选取了十大文化指标，包括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及产出、视觉艺术与表演艺术基础设施及产出、影院基础设施及产出、书店、文化活力与多样性基础设施及产出、文化活动占用时间、文化遗产消费情况、剧院消费情况、视听产品及服务的消费情况、文化活力与文化多样性来评估伦敦与世界其他主要城市在文化竞争力方面的优势与差距，利用数据呈现出一个地区是否具备良好的文化环境氛围，为伦敦未来文化发展指明方向。这套文化指标主要从文化的供给（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产出）和文化消费两个角度来考察城市发展所依赖的隐藏力量——文化环境，特别强调了各类文化设施的使用。
表9-3伦敦2008年文化审计报告
续表
经济性的文化指标，则主要考察创意经济的外部文化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文化制度、价值观念、产业政策及创意氛围等。近年来，随着“创意”作为全球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日益被各城市的战略发展所采纳。2005年，“香港民政事务局”委托研究机构所开展的《香港创意指数研究》，其目的即用于评估及监测我国香港地区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力，并期望能够用这套指标比较香港与邻近地区其他亚洲城市的创造活力。这套指标除了要度量城市的创意成果、结构制度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外，特别强调了文化资本这一指数。其实前四个评估维度中均涉及一定的文化指标。譬如，“创意成果”中有包含文化生产情况；“结构制度资本”中有包含文化基础设施及文化制度情况；“人力资本”中有包含市民的资历情况；“社会资本”更是含有大量的文化价值观念及传统等情况。这套指标中文化资本主要强调的是文化艺术的文化价值与实践对提升创意经济的价值。其理论假设为：参与文化活动能产生新思维和表达，从而增加整体的创意。因此，“文化资本”建立的是市民关于艺术和文化活动参与习惯及价值的指数，用于评估社会环境和政府在文化及创意方面的引导作用。具体指标包括：政府对文化艺术发展的投入、家庭在文化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支出、文化标准和价值、文化事务的参与和消费等。[2]
中国社会科学院倪鹏飞主持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是目前国内较具权威性的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项目之一。该项目的框架吸纳了文化竞争力的概念，并把文化竞争力界定为：城市所特有的市民社会意识、道德观念、城市文化氛围和风俗习惯。在指标考察时，课题组主要从道德价值观念和社会精神风貌两方面，选择了六个指标集中表现城市文化竞争力的状况。课题组选取部分国内城市样本指标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和模糊曲线分析方法，构造城市竞争力与文化竞争力指数，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初步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竞争力是城市竞争力的第二重要构成或影响力量。[3]但是该项目城市文化竞争力指标体系中所选取的几个指标均属于主观指标，外部效度较差，而且一个城市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很难每年均有明显变化，其变迁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作为年度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测评指标难免不够公允。
延伸阅读9-3
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指标体系
表9-4中国城市文化竞争力指标
二、文化福利的定量评价
文化福利指标（CulturalWellbeingIndicator），在西方语境中，它主要侧重于文化艺术对个体发展所起到的精神转化作用。它之所以被提上议事日程，与人们对福利概念理解的演变有关。早期的福利指标，多倾向于关注社会福利中的物质层面，这与传统政府制定的政策及统计工作是相对应的。譬如，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及收入等，“经济增长率”就成为评价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准。此时，很少关注个人发展以及主观的安乐（如文化福利和生活满意度），还有一些更为复杂的政治维度，如民主和社会凝聚力也少有涉及。[4]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许多国家开始以福利指标作为推动社区发展的政策工具，反省仅使用GDP来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局限性。例如，在最近时期法国就建议改变衡量社会进步的方式，提出除了传统的经济标准之外，也应把人们的幸福和福祉纳入经济指标。法国专家建议，政策制定者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经济进步的方式需要改变，因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所衡量的只是一个国家制造的产品和服务，新的指标还需要包括非物质性财富。[5]类似的呼吁很多，总之，人们期待寻求到更全面、更科学地反映公众生活水平的测量框架。它将不仅考虑经济产出，还应关注其他与人类进步及福祉有关的重要维度，如社会、环境、文化和民主，这些与公民及社区更密切相关。[6]而推进更为完善的福利测量方法也发展成为全球及多层次社会运动，包括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城镇乃至社区都积极介入其中。
目前主要存在两种理解和测量方法：一种是根据个人所体验到的需求满意程度来定义社会福利。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不是生活质量的客观方面，而是用满意度、幸福感等来测量的个人主观感受。代表国家为美国。另一种则将社会福利理解为满足客观需求，即个人拥有对资源的支配权，能够控制资源并且有意识地将其直接用于提高生活水平。代表国家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挪威、瑞典、丹麦等。它们倾向于不把个人对社会环境的主观感受作为制定社会政策的最佳依据，而更注重客观的定量分析。[7]这两种方法及角度同样也体现在文化福利的测量上，现阶段主导性的研究方向是力图把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结合在一起。
从整个研究领域来看，运用于福利框架以及政府规划中的文化指标还不完善。尽管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许多国家已开始将文化指标用于政策的制定、规划，并评估项目是否符合政策目标。但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在测量文化福利时，仍缺乏合适的数据正确反映关键目标及产出。这是因为文化艺术最有意义的功能就是对个体能力的转换作用，但是个体和精神的转化是难以进行定量测量的。因此，在指标框架设计中，虽然文化项目的某些维度易于测量，如设施的使用率、参与人数等数据也相对容易收集，但对于大型社区的艺术参与或文化项目的实际效果却很难度量。更不用说从宏观来看更为复杂的问题，如文化参与、文化需求，具体文化活动外的文化艺术项目的作用，文化资源的公平公正分配，等等。
文化福利指标的选取与西方国家的文化政策、社会政策，乃至国家战略的政策目标是基本吻合的。以欧盟国家为例，为了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欧盟提出要提高成员国的“社会质量”。所谓社会质量，即为：“公民在提高其福利和个人潜力的条件下能够参与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程度。”[8]在文化领域，政策目标之一也是十分强调要增进公民的文化参与，因为文化是整合社会、促成集体认同与维持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力量。所以，在文化福利指标选取中有关文化参与的指标尤为突出。事实上，强调文化参与的原则，不仅对“欧洲文化”的建立十分重要，而且放在美国移民社会也是适用的。它对促进多元民族的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发挥着潜在作用。从更为广泛的国际社会来看，文化参与已被视为文化权利的基本组成部分，被更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所认可。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指出：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参与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联合国《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强调，在日益走向多样化的当今社会中，必须确保属于多元的、不同的和发展的文化特性的个人和群体的和睦关系及和睦共处。所有公民融入和参与文化的政策是增强社会凝聚力、增强民间社会活力及维护和平的可靠保障。每个人都应当能够参加其选择的文化生活和从事自己所特有的文化活动。由此可见，某些文化福利指标是具备一定地区普适性的。
受国家政体、管理体制、社会发展程度和文化传统等因素影响，各国或地区对文化福利的理解及采取的政策措施不尽相同。西方国家对文化福利定量评价的研究，对我国的相关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但具体到政策目标和指标框架设计则与我国国情的适应性仍存在一定距离。在中国语境中，文化福利所涉及的公共文化政策目标是：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以及公共文化资源的再分配（均衡分配），而落实到政策措施即是构建结构合理、发展均衡、网络健全、服务优质、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很快，但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文化发展相对滞后。这种情况使得中国现阶段谈文化福利主要的关注点还是个人对公共文化资源的使用。政府在制定文化发展战略时，首要考虑的仍是为国民的文化生活提供充分的物质资源，并以此为载体来保证（公共领域内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9]因此，当前政策研究的属性主要以客观指标为主要范围，一些沿海发展较快地区可以依据社会发展程度以及物质资源的丰富程度，在一定阶段建立主客观指标合理配置的文化福利指标体系。
正因为现阶段文化福利还多局限在公共文化资源的物质层面考量上，极少涉及个人的满意度等主观精神感受，故通常人们把文化福利狭义地理解为：国家和社会为满足人们的文化精神需求而兴办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群众艺术馆、文化中心、文化馆等场馆设施及其所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及产品等；同时也包括一些与民众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准公共文化服务及产品，如出版及广播电视传媒事业。这类公共文化设施及服务通常具备以下特征：
（1）国家或集体兴办和实施管理，并给予资金支付（对于一些准公共文化服务，政府财政予以资助或补贴）；
（2）为满足社会大众的精神需要而兴办的，不以营利为目的；
（3）实行免费或低偿的服务；
（4）向社会开放，广大群众能普遍、平等地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