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全面准备
全面准备可以给予记者一种安全感。“采访前宁可准备过头，而不要准备不足。”[1]不做充分准备就去采访，好比没有领航员的驾驶员开飞机一样，或许也有可能到达目的地，但却要冒极大风险。
在理论上，中外新闻界对采访准备的重要性不存在任何的异议，然而许多初出茅庐的记者以至资历颇深的记者却都曾因不同程度的准备不足造成采访的失误。记者采访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不同记者的采访风格可以是多样化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采访前的周密准备。
准备是采访成功的前提保证，准备的作用在于缩短主体认识客体的距离。采访准备没有捷径可走，但却有方法可循，即准备不是单项的，而是全面的。
1。理论准备
采访活动是一种认识和反映客观物质世界的社会活动。记者每次采访接触的客观对象都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的，即使是一些老题目和熟知的领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面对千变万化的客观世界，采访记者不掌握与报道选题相关的理论，就无法客观、准确、高水准地反映、再现客观事物。
在某种程度上，记者理论水平和报道水平的关系是成正比的。
1988年全国优秀电视新闻一等奖作品《辽宁省一些盲目建设的农贸市场已荒弃》是一条具有深度的批评性报道。记者之所以能够从开业仅一年全省最大的农村一级农贸市场的失误中看到违背商品经济规律的后果，是因为潜心研究掌握了市场经济理论。这条新闻主题挖掘较深，并用对比手法来表现，因而具有一定深度和说服力。
美国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丹·拉瑟在做白宫首席记者期间曾一度感到报道水平停滞不前，电视网最有学识的资深记者约翰·钱塞勒给他的忠告是——到哈佛大学进行理论学习。可见，理论准备有助于记者从宏观上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提高报道水准。
2。政策准备
不了解政策，采访报道往往缺少针对性。轻则不痛不痒，重则闹笑话甚至出大错。记者平时要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不断学习、领会，才能在采访活动中不迷失方向。具体到一次采访任务，还须对报道选题相关的各项政策有所把握。
政策准备有助于确定采访报道的基调。
1984年，李大维和黄植诚作为从中国台湾地区的代表人物，被特邀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在晚会上，怎样将他们介绍给观众，如何对他们进行现场采访都直接关系到国家对台湾地区的态度和政策。过去，我们对中国台湾地区的人物报道基调是弃暗投明。然而，及至1984年，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如果按过去的报道口径介绍他们，就不符合中央的新决策精神。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黄植诚、李大维的行为体现的是爱国主义精神。
显而易见，不掌握同采访题目相关的政策，记者就难以确定采访报道的基调。
3。情况准备
采访前，如果能对报道的人、事件、问题的相关情况和内外在联系有较透彻的了解，头脑中将会形成十分清晰的立体线条，采访时就能知道从什么角度去接触事物、表现事物。
在某种程度上，情况准备对于人物采访和深度报道更具特殊意义。我们不妨分析两个流传于国际新闻界的例证，先看看情况准备之于人物采访的作用。
△例证之一：
美国记者埃·杰·利布林采访赛马骑术师埃迪·阿卡罗时，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左脚的马镫比右脚的马镫高多少？”阿卡罗对这个内行的知情问题反应极为强烈；兴致油然而生，不厌其烦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例证之二：
1939年，举世闻名的电影《飘》放映之时，女主角费雯丽从英国飞抵美国以示祝贺。按惯例，费雯丽到达纽约机场后在记者室接受采访。一个初涉新闻界的记者问道：“你在《飘》中扮演什么角色？”回答是：“我无意同你这样无知的人交谈。”这个拙劣的提问被作为新闻中的新闻在《纽约时报》上披露，从此这个例证成为告诫记者采访要做充分准备的反面“教材”。
△对比分析：
上述两个典型的例子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采访前情况准备充分或不充分的结果。事实上，利布林提的第一个问题并不是他采访的侧重点，他用这个对采访对象知之甚微的问题开头，目的是引发采访对象的兴趣，以便为触及实质性问题打下交谈的基础。那位向费雯丽贸然发问的记者，或许并不是一个“如此无知”的人，他的失误在于情况准备上的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