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收入怎么衡量呢？
副县长：去年好的卖两千五六，单亩收入2500块钱。
记者：普遍都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副县长：普遍是1500元左右，成功的是2500元左右。
因为实际了解的农民收入和县里的统计差别极大，记者再次就农民收入问题对副县长进行采访。
记者：关于农民收入的数字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副县长：这个数字我们下去以后一家一户走，你卖了多少钱？他卖了多少钱？有的笑得跟花一样，有的很满意：还不错！差不多！明年继续干。
记者：这样的户多吗？
副县长：10个人种西瓜8个人挣了钱了，一般不向外张扬。
记者：为什么不张扬？
副县长：一个是收入一两千块钱有啥张扬的？如果收入十万八万老百姓还有点儿小思想，真正有两户不好他就吵得特欢：政府让我咋了咋了，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记者：您能不能具体地告诉我这个统计是怎么做出来的？
副县长：因为总共我们是8个乡镇就是几十个村子，而且面积就3000多亩，我们有包乡镇的干部，有包项目的领导，没有准确到像测量小麦产量那样，因为也没有必要把它弄那么准确；农业动态，只要把整个动态了解清楚，以利于我们今后更好地指导农业工作。
记者：不经过精确的统计，怎么能够知道种得好的有多少，种得不好的有多少？
副县长：因为我们熟悉农村工作的，基本上统计情况都能弄出来。像你吧，你肯定弄不出来，你就要靠一家一户统计，算算、走访户调查。
记者：您觉得通过这几种统计方法统计出来的数字可信、可靠吗？
副县长：比较可靠。
……
记者：绛县在去年一年建成了142个科技示范区、2687个科技示范点，我想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设这么多的示范点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副县长：这个示范园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因为搞这么一个活动就是把方方面面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有力量的、有条件的都在参与这个示范。
记者：那么多的科技示范园、科技示范点，真正能够起到示范作用的您估算一下到底有多少？
副县长：真正起到示范作用的还是多一半。
记者：外界曾经说过：绛县搞的农业科技示范县很多做法是在搞“科技大跃进”，您怎么看待这种评论？
副县长：因为1958年我才3岁，我也没有参加过“大跃进”，我不知道“大跃进”是个啥概念。
《绛县的经验》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凭借记者锲而不舍的质疑精神，一次次深入农户家里，实地采访，实地调查，绛县官僚形式主义最终得以被揭露。
记者董倩在采访的过程中始终不温不火，正是记者的质疑精神使《绛县的经验》获得成功。
5。平衡意识
2000年3月24日，《新闻调查》播出《左肾未探及》在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左肾未探及》节目内容——
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东简良小学一年级学生杨易在4岁时患了“神经母细胞瘤”，这是一种常发于儿童的恶性肿瘤，多生长在腹部紧靠肾脏的部位，死亡率很高。1996年11月26日，杨易接受了腹部肿瘤切除手术，身体恢复良好。不料三年以后，也就是1999年8月，杨易的身体再次出现了异常反应。
此后，杨易的父亲杨选国把孩子送到了当初施行手术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但在做腹部B超检查时，有关人员竟惊讶地发现小杨易的左肾看不到了。杨选国立刻怀疑，是不是三年前那次腹部手术中孩子的肾脏被切除了，因为上次手术就是从肾脏上剥离肿瘤，而术前检查显示双肾大小、结构都很正常。但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称手术施行正确无误，杨易的肾脏可能是术后萎缩。之后，杨易的父母开始请求医院和卫生厅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由于杨选国和医院之间分歧太大，再加之进一步的检查尚未进行，省卫生厅无法做出结论。杨易的父母把省卫生厅诉诸法院。
那么，杨易的左肾到底去哪儿了呢？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究竟谁该对杨易负责？是杨家还是医院？是医疗主管部门还是现行的医疗事故鉴定体制？
据本片编导的《调查手记》介绍，在前期采访中，只有杨易的父母一方愿意接受采访，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又多了一份替自己讨回公道的力量。而第二医院和卫生厅拒绝采访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此前的传媒“炒作”有失公允，并已经给公众造成一种印象：杨易的左肾已经被医院切除了。医院在推卸责任，卫生厅在偏袒医院。后经编导的一再劝说，并基于收看《新闻调查》以往节目所获得的“客观中立”的印象，第二医院和卫生厅才表示愿意接受采访：说出真相，以正视听。
在最后的播出片中，我们也确实看到，记者和编导没有不负责任地“煽情”或“谴责”，而是始终冷静客观地给予当事各方以同等平衡的表述机会，让他们倾诉各自面临的尴尬和委屈，进而引发对医疗事故鉴定体制的思考。
我们来看两段记者的采访——
记者：杨易的爸爸把这个病历给我们，上面的8月20日是您签的字。
省二院B超科大夫秦玉玲：是的，是秦玉玲。
记者：您能不能回忆起来那天的一些情况，关于孩子做B超的一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