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构思中的阶段性递进案例分析
在广播电视节目构思活动中，有许多节目构思是通过阶段性递进来完成的；现场感强的节目构思，甚至是在现场完成的。这或许是广播电视节目构思的特殊点。
阶段性递进式的节目构思，在新闻报道中显得尤为突出。记者要具有相当强的感受能力，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的情况来构思、设计下一步的报道方案和对策。
美国著名记者型主持人克朗凯特、钱塞勒、沃尔特斯三人曾因对中东问题的采访报道，促动了中东和谈的进程。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进行报道中东和谈的阶段性递进构思。
1。时机的等待与构思的实现
从1974年11月开始到1979年4月结束的中东和平会谈曾引起美国电视新闻界的高度重视。三大电视网纷纷派出各自的一流新闻节目主持人前往中东地区进行采访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出了美国头号新闻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全国广播公司出场的是深刻、富有学者做派的主持人约翰·钱塞勒，巴巴拉·沃尔特斯则代表美国广播公司加入这一高强度竞争的行列。
20世纪70年代中期，正值埃及和以色列进行接触，准备举行最高级会谈阶段。克朗凯特、钱塞勒和沃尔特斯三人都想利用这一机会获取独家新闻。这是一次“电视外交”行动，这一行动在电视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从中可以领略到阶段性的巧妙构思。
老谋深算的克朗凯特捷足先登，探出了中东和谈的内幕，但他耐心等待有机会再在电视上披露这一内幕。
当时埃及总统萨达特曾向埃及国会宣布，只要有机会促进中东和平的进程，他愿意到任何地方去举行会谈，即使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他也不会拒绝。以色列总理贝京则说，萨达特会受到欢迎的。
萨达特私下对ABC驻中东记者彼得·詹宁斯透露，他在等待以色列方面的正式邀请。詹宁斯立即把这一信息传给ABC驻以色列记者比尔·西曼斯。西曼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贝京时向他询问这一情况：“以色列方面是否会向萨达特发出正式邀请？”贝京回答说他将通过美国大使馆的渠道向萨达特转达他的意思。ABC以为已经获取了萨达特和贝京的信息，可以就此大做文章了。
然而ABC却不知道，CBS也已经在不露声色地做着准备工作。就在贝京宣布他的看法的同一天，克朗凯特在CBS《晚间新闻》节目中披露了这一信息。詹宁斯虽然是第一个从萨达特口中得知这一信息的记者，但却不是在摄像机前第一个报道的记者。
克朗凯特对报道时机的选择是经过精心构思和策划的。因为新闻报道必须讲求消息来源，同时要不失时机。克朗凯特先前探到的情况在未加公开证实之前是不能报道的，他利用ABC证实了自己的消息。
2。临阵编排的精心设计
克朗凯特在晚些时候又通过纽约和开罗之间的卫星进行一次电视采访。在电视上萨达特对克朗凯特说：“我正在等待合适的邀请。”当克朗凯特问萨达特这种邀请会做出怎样的安排时，萨达特回答说：“为什么不能通过我们双方的朋友——美国人做出安排呢？”萨达特的这句话是在1977年11月14日上午9点钟说出的。在此后的几个小时中，CBS驻以色列的记者们试图安排一次采访贝京的新闻。他们最终在贝京吃晚饭时找到了他。
贝京同意到附近的一家饭店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CBS已经设立了一个微型的演播室——去接受克朗凯特通过卫星进行的采访。贝京说他会给萨达特发出一份萨达特要求的正式邀请信。这封邀请信将由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于次日转交给萨达特。克朗凯特的制片人把萨达特的采访和贝京的采访编在一起播出了。这两人的回答不时被克朗凯特的提问打断，由于提问及编排穿插得巧妙，两次采访就好像是同时进行的。不过CBS事先已说明这两次采访不是同时进行的，但这种编排技巧仍可接受。
这种编排构思的效果是令人震动的。《纽约时报》就此发表讨论说，这是“克朗凯特外交”。由于这一举动，克朗凯特被认为是为实现中东和平进程做出了卓越外交成效的重大突破的主持人。
克朗凯特的采访及编排上的设计、构思引起了传播学者对电视媒介的社会作用的研究，引发了较大范围的评论。“电视记者在影响中东和平谈判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像《华盛顿邮报》传播媒介评论员查尔斯·塞布所说：‘有时很难断定电视网是在报道历史还是在塑造历史。电视已是推行对外政策的一种工具。’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之间的会晤本身已经过偏颇的‘安排’，因为通过卫星的电视访问是先访问萨达特，然后才访问贝京的。”[4]
然而，克朗凯特及另外两个主持人的努力仍然在继续。他们还在不断进行着阶段性构思，争取在报道中有成功的举动。
3。特殊状态的巧妙调节
尽管克朗凯特捷足先登，初战告捷，但沃尔特斯却并未因此罢休。她一直受到以色列官员的高度重视，而且她在贝京出任以色列总理之前就见过并认识贝京。在贝京患心脏病住院期间，沃尔特斯给他寄去鲜花以示慰问、关切。她的这种小小的举动确实奏效，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作用尤为明显。贝京曾对他的助手们说过，他认为巴巴拉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
萨达特也是巴巴拉的朋友。在1976年巴巴拉开始主持ABC《晚间新闻》节目时，萨达特就同意在她的节目中露面。但萨达特始终没有露面，其原因之一是他对巴巴拉的100万美元的巨额年薪持一种批评观点。
1977年11月底萨达特抵达耶路撒冷之际，巴巴拉分别安排了采访萨达特和贝京。她曾要求一同采访他们两人，但萨达特坚决拒绝了这种采访。虽然这次采访如同克朗凯特的采访一样编辑在一起，但萨达特显然不愿意与一个以色列人一起出现在一个节目中。
巴巴拉回忆说，当萨达特和贝京在耶路撒冷会见时，贝京“动情地要求萨达特为了我们的好朋友巴巴拉咱们一起接受她的采访吧”。萨达特终于表示同意。这次采访在友好的气氛下进行下去；两国领导人谈笑风生，回答了巴巴拉的一些问题，同时也回避了一些问题。
担任这次采访的制片人贾斯廷·弗里德兰把摄像机调整到适当的位置，让麦克风始终开着，最后把这次采访通过卫星传到ABC纽约总部。当他到以色列广播电视中心准备往纽约传送节目时，以色列的电视从业人员看到贝京和萨达特坐在一起而且就在耶路撒冷接受一个美国主持人通过卫星进行的采访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当时在以色列看到这个采访录像的一个技术员是CBS的雇员。他立即给CBS驻耶路撒冷的新闻办事处打电话通知他们ABC的这一惊人的举动。CBS立即开始行动，要超过ABC。克朗凯特也开始着手安排一次类似的联合采访。CBS用了一段时间才安排妥当。但这时时间已很晚，两位领导人不再像接受巴巴拉采访时那样兴高采烈、谈笑风生了。他们的回答很短，而且回答得极为死板。贝京和萨达特两人在电视上的表现都不佳。克朗凯特对此显然不大满意。他以为CBS的摄像师们已经停机了，就顺口喊出：“巴巴拉是否采到了我没有采到的信息？”
巴巴拉·沃尔特斯对萨达特与贝京的采访比之克朗凯特又略胜一筹。通过巧妙调节，将两个互为“仇人”的采访对象安排在一起采访，并能够让他们面带笑容、谈笑风生。这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巴巴拉的过人之处是她在报道之前就不断地绞尽脑汁进行构思，对面临的特殊状态进行巧妙的调节，这不能不说是较高水准的构思与设计。她让老谋深算的克朗凯特感到焦急。克朗凯特的采访同巴巴拉的采访效果截然不同，两位领导人完全变成两种面孔、两种态度。这是为什么呢？其中的原因是很值得探究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克朗凯特缺少巴巴拉那样费尽心机的巧妙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