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知道的已经翻译成英文的古代埃及资料集有如下一些：
布利斯特德的《古代埃及文献》（Breasted，ARecypt），5卷，1906年出版。其中，第1卷的内容包括了中王国及其以前的资料，第2卷为第18王朝时期的资料，第3卷为第19王朝时期的资料，第4卷为第20王朝和后期埃及的资料，第5卷为索引。这套资料集是到目前为止最完整的一套资料集，虽然已经出版100多年了，有些信息也可能略显陈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别的资料集可以完全取代它。
利希海姆的《古代埃及文献》（M。LitEgyptiaure），3卷，1975年出版。其中，第1卷包括了中王国及其以前的资料，第2卷是有关新王国时期的资料，第3卷为后期埃及的资料。这套资料集的优点是译文比较新，有些是布利斯特德的资料集中所没有的。
《第18王朝晚期埃及文献》，6卷。
《第19王朝时期埃及文献》，2卷。
《第20王朝时期埃及文献》，1卷。
伽丁内尔主编的《维勒布尔纸草》（yrus），4卷。第1卷为纸草文献原文及拉丁文注音，第2卷为注释，第3卷为英文译文，第4卷为索引。
彼特里编辑的《西奈铭文集》。
此外，还有《哈特努布铭文集》等。
另外，普利查德主编的《古代近东文献》（J。B。PritearEasters）、司徒卢威主编的《古代东方史文选》（1963年版）和罗斯托夫采夫主编的《古代东方史文选》（1980年版）中也包括了不少古代埃及的文献资料；《埃及考古学杂志》（JyptianArchaeology）和《古史通报》中也刊载了不少古代埃及的文献资料。许多有关古代埃及的考古发掘报告中也有一些古代埃及的铭文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几乎没有出版过有关古代埃及资料的书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世界上古史研究的学者，比较重视这方面资料的翻译和出版。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的教师在1959年分上、下两册出版了《世界古代史史料选辑》，其中上册里的第一部分就是古代埃及的资料。在20世纪60年代，林志纯先生编的《古代埃及与古代两河流域》和《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中均有关于古代埃及部分的资料；9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和中古史教研室为配合教学，出版了《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其中第一部分基本上是新翻译的古代埃及的资料。但总的来说还是很少。
二、史学史
虽然西方学者对古代埃及的文化和历史的兴趣很早就已经开始，但真正的埃及学却是在近代才建立起来的，也就是从商博良成功释读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后才开始的。
商博良成功释读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绝非偶然，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条件，有赖于他个人的努力和天分。所谓客观条件，是指当时欧洲人对埃及的兴趣，特别是对埃及古代文化的兴趣，再加上1798年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更加推动了这种兴趣的高涨。所谓主观条件，是指商博良本人对埃及古代文字的兴趣和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而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天分无疑帮助了他在这方面作出成就。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他手下一个名叫布萨的军官在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罗塞塔一座残破的城堡里，发现了一块用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希腊文字刻成的石碑，即著名的罗塞塔石碑。这块石碑被运回法国（后来落入英国人手中），并制成拓片。当时一个名叫阿克布拉德的瑞典外交官正在巴黎，他也得到了一份拓片。他对石碑上的希腊文和世俗体铭文进行了比较，成功地在世俗体铭文部分认出了全部希腊文部分的专有名词。但他没能再进一步，因为他认为象形文字是字母文字，这妨碍了他正确地去释读象形文字。
在商博良之前还有一个人在释读象形文字方面做过努力，也做出过贡献，他就是光的波动说的创始者，英国人托马斯·杨。他于1814年得到了一份罗塞塔石碑铭文的抄本。他在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古代埃及文字不是字母文字。他还发现，铭文中的希腊文部分有许多重复的文字，他认识到象形文字部分中的椭圆形框子中的字是国王的名字，并猜出了托勒密和伯林尼斯这两个国王的名字。但他也没能再前进一步，成功释读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不是他，而是比他年轻、比他更加努力、在语言方面基础更加扎实的商博良。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1790年出生于法国南部洛特省的一个小城。他的父亲和兄长都是书商。他本人从小就对东方语言有浓厚的兴趣，并在语言方面有惊人的天赋。他对埃及的兴趣最初是来自一个名叫傅立叶的人，这个人曾随拿破仑远征埃及。一次他到商博良家，和商博良的哥哥谈及对埃及的观感，当时商博良也在旁，从而触发了商博良致力于研究古代埃及文化的兴趣，坚定了释读埃及象形文字的决心。在小学和中学期间，他就通过自学学会了希腊文、拉丁文、古希伯来文、阿拉伯文、阿拉美亚文、科普特文等多种文字。据说，在上中学时他就着手编纂多卷本的《法老统治时期的埃及》。到中学毕业时，他已准备了该书的个别章节，并拟制了古代埃及的详细地图。1814年，该书的前2卷问世。在此之前的1808年，他得到了一份罗塞塔石碑的铭文的拓本，从而开始了对象形文字的释读。他遵从普鲁塔克关于埃及人有25个字母的断言，开始从罗塞塔石碑中去寻找。他也和他的前辈一样，从王名、地理名称入手，逐步地确定了大部分世俗体的字母。同时，他发现，古代埃及人也像阿拉伯人和其他某些东方人一样，忽略了元音，而经常地不将元音写出。他还发现，古代埃及不止2个文字系统，而是有3个文字系统（象形文字、僧侣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且彼此是紧密相连的。不过，商博良在释读象形文字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过失误和挫折。例如，他也曾认为，象形文字不是文字，而是象征性的；他还曾将埃及的3个文字系统出现的顺序弄颠倒，认为最早的是世俗体文字，而后才演化出僧侣体文字和象形文字等。但是他很快就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1821年年底，商博良定居巴黎。这时，他已认识到，古埃及文字是发声的，而不是象征性的，世俗体文字有字母表，象形文字也有字母表。在具体释读象形文字时，他也是从托勒密这个名字开始的。他早已知道罗塞塔石碑上的这个名字在世俗体的部分中用的是什么符号，他也知道在哪个王名圈中的象形文字与这个名字相符。而且，这个时候他已掌握了介于象形文字和世俗体文字之间的僧侣体文字的很多符号。他不仅认出了托勒密这个名字，而且用世俗体文字、僧侣体文字和象形文字的符号将其写了出来，证明了托勒密这个名字中的7个象形文字符号是发声的，而且知道了每个符号发什么音。后来，他又获得一份双语言铭文，当中不仅有托勒密的名字，而且还有克娄奥帕特拉的名字。他先用僧侣体符号替换出托勒密这个名字的世俗体符号，而后又替换出它的象形文字符号。他还尝试读出了克娄奥帕特拉这个名字。但这两个名字都是希腊人统治埃及时的国王的名字，那么，在此以前的埃及人的国王是否也使用这些符号呢？
1822年9月14日，商博良得到了一份有图特摩斯和拉美西斯名字的铭文，并释读出来，这两个人比希腊人统治埃及的时期早了1000年。这说明，古代埃及人也是用象形文字来写他们的名字的。这样，商博良就成为现今已知自罗马人统治以来第一个用古代埃及原来的语音读出古代埃及法老名字的人。
1822年9月24日，他宣布了他成功释读埃及象形文字的报告，该报告以致达西尔（Dacer）先生的信的形式发表，从而宣告了真正意义上的埃及学的诞生。
但是在当时，商博良还只是读懂了个别的词和个别的句子，大量的象形文字尚未被释读；而且，当时他的成就还未为人们所承认。1832年3月4日，年仅42岁的商博良就因过度辛劳而辞世。直到1866年，一份新的双语言铭文被发现并被释读，这就是坎诺普（opus）敕令，商博良的成就才被世界所公认。
此后，在19世纪，从事埃及学研究的学者的任务一方面是继续释读象形文字，编写象形文字字典和文法；另一方面是搜寻更多的古代埃及象形文字铭文。于是，大批欧洲人涌入埃及，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大肆搜罗古代埃及的文物。
但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还谈不上科学地进行考古发掘和搜集文物。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科学的考古学尚未确立，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人发掘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掠夺文物。例如，英国驻埃及总领事亨利·沙特的使命之一就是披着外交官的外衣在埃及搜寻文物，法国驻埃及领事特洛维梯也是披着外交官外衣的文物搜集者，意大利人吉奥凡尼·贝尔佐尼则为亨利·沙特收集、发掘文物。他们获得了很多文物，后来这些文物大多在欧洲出卖或捐赠给了博物馆，成为伦敦、巴黎、华盛顿和都灵等地国立博物馆的主要陈列品，也有一些成为私人收藏。他们的活动对埃及文物的破坏性极大。
当然，在18、19世纪，欧洲的一些考古学家在埃及的考古发掘活动也为埃及的考古学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例如，以列普休斯为首的一批德国考古学家尽可能地记录了埃及地面上的文物，这是很有意义的；以马里埃特为首的一批法国考古学家进行了30年的考古发掘，并建立了开罗埃及博物馆，为埃及考古学做出了贡献，也得到了埃及人的认可，埃及人在今天的开罗埃及博物馆外为他竖立了一座雕像。
人们对埃及考古遗址进行细致而有系统的清理、发掘，始于19世纪80年代。例如，彼特里对阿卑多斯、涅伽达及其他许多地方的发掘活动，不仅获得大批可靠的文物、文献资料，而且为科学地进行考古发掘树立了榜样。其他许多考古学家对希拉康波里的发掘，对金字塔地区的发掘，对行省贵族墓地的发掘，对阿马尔那的发掘，对图坦卡蒙墓的发掘等，为埃及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古代埃及史正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用古代埃及本身的文献资料即象形文字的资料来书写埃及史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在这方面，法国的马斯伯乐和美国的布利斯特德开了先河。
马斯伯乐利用了他当时所能得到的一切资料，详细地研究了古代埃及的文化，包括艺术、语言和宗教等方面，确定了埃及宗教和艺术发展的主要阶段。
美国著名的埃及学家布利斯特德，在将古代埃及文字资料译成现代文献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编辑了5卷本的《古代埃及文献》，为古代埃及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文献资料。他还根据这些资料写出了通史性的《埃及史》（古代部分），叙述了从前王朝至波斯人统治时为止的古代埃及历史，将象形文字资料纳入通史中来。不过，他的这本《埃及史》对政治方面注意得多，对经济方面则很少涉及。
彼特里主要根据考古文物资料写了多卷本的《埃及史》（从前王朝至新王国）。
此后，古代埃及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众多的埃及学家利用越来越多的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对古代埃及史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越来越深入的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成绩卓著的埃及学家，他们出版了许多著作（包括通史和专史方面的著作），在文献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出版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在埃及学方面的著作，可参见本书中的参考书目，这里就不再赘述。埃及学研究在此期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传统研究领域精耕细作，不断深化。
政治史方面，学者们通过对法老、祭司、大臣的论述，揭示出埃及国家政治演化的生动轨迹。重要的论题如《纳尔迈和统治者的概念》、《新王国法老和王后的谱系》、《埃及女法老哈特舍普舒特》、《古埃及的权力和性别：以哈特舍普舒特为例》、《亚历山大大帝的埃及王衔》、《出自萨卡拉的普塔舍普塞斯的自传铭文》、《第21王朝前期底比斯高级祭司的继承》、《拉美西斯时代晚期阿蒙高级祭司的职业生涯》、《古代埃及王权》等。特别是1998年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的透视》，对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的政府组织、建筑风格、对外关系进行了新的阐释；1999年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的《早期埃及》，对埃及早王朝历史、政府构成、城市兴起、对外关系、王权及王室丧葬建筑均有精彩论述；2010年维利布莱克维尔出版社出版的2卷本《古代埃及指南》，则详细论述了古代埃及的历史发展脉络、国家和经济结构、社会秩序、语言文学艺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