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1979年出版的《古代东方史》也指出：“古代埃及地区的最初的国家是在不大的地区范围内产生的（诺姆），它包括了在城市中心周围的几个居民点，领袖的宅邸和崇拜的主神的神坛也在这里。”[49]
四、埃及文明出现时国家的性质
在埃及，刚形成的国家是共和国还是王国，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古代埃及没有存在过共和国，相反，倒有关于存在王国的资料：蝎王权标头上的蝎王、红冠与白冠、王衔符号的存在等都可说明。虽然当时王权可能不很强大，还没有达到后来专制君主的程度，可能还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贵族们的约束。有学者认为，在当时存在“老人政治”，即贵族会议。
但关于老人政治的情况并不清楚，没有直接的资料说明。在第一中间期里的聂菲尔列胡预言中说到“京城议会”的议员，但那是否是贵族会议，我们无法肯定。也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当时存在过公民会议。虽然从希腊和罗马的情况看，氏族制度末期到国家形成初期，贵族会议和公民会议是可能存在的，但没有任何具体的材料。
显然，和希腊罗马的早期国家相比，古代埃及在国家形成时期有某些自己的特点。在希腊和罗马，国家形成时期经过王权和贵族、平民之间的斗争，否定了王权，从而形成了共和国。在希腊的雅典又经过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斗争否定了贵族的特权，从而形成了民主共和国；而罗马，虽然也经过了平民和贵族之间的斗争，却没能否定贵族的特权，相反，贵族会议（罗马的元老院）却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在罗马形成了贵族共和国。但在埃及，国家形成时我们却既未见到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也未见到平民、贵族和王权之间的斗争，王权不仅没有被否定，相反却保存了下来，而且还由于种种原因得到了加强，最后形成了君主专制。从格尔塞时期的蝎王权标头上的浮雕，人们推测，当时蝎王可能不仅拥有行政权，而且还身兼军事首领，领兵打仗，又可能是祭司长，掌管宗教。但是他的权力可能在一定时期里会受到贵族们的约束。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分析了国家形成的3种方式，即雅典式、罗马式和日耳曼式。那么，埃及属于什么形式？按照鲍姆加特的观点，埃及应当是日耳曼式，即外族入侵形成国家的形式：一些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的来自西亚的部落侵入了尼罗河流域（经过瓦迪-哈马马特达到尼罗河河谷）。一方面军事民主制解体，氏族制解体；另一方面为了对被移住地居民进行统治而形成国家，首先在埃及南部，而后逐渐向北殖民，形成若干小国。
但实际情况如何呢？从前面关于埃及前王朝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那时，埃及社会已经发展到氏族制度解体的阶段，由于内部平民与贵族的分化，奴隶制的形成，从而导致了氏族制度的解体。完全不必用一个外部的推动力来自解释埃及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因此，埃及国家的形成是雅典式的而不是日耳曼式的，埃及没有形成民主共和国，而是形成了王国。
五、城市的出现，早期埃及城市的性质和作用
从理论上说，城市是文明时代的象征之一。许多学者认为，埃及在前王朝时期晚期的格尔塞时期即已进入文明时代，形成了阶级、等级和国家。所以，也应当承认，在那时也出现了城市。萨维里耶娃认为，早在公元前5000年纪，埃及已经存在“城市类型的设防居民点”。[50]摩赖说，埃及前王朝时代的每一个诺姆都有首邑（当时小国家斯帕特的首都），并认为，当时用以表示城市的象形文字符号已经出现。[51]霍夫曼也说，古代埃及表示城市的象形文字几乎确定是起源于晚期史前时代。[52]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在格尔塞时代，埃及确实已经出现了城市，或城市类型的设防居民点，或原始城市。[53]
那么，当时或稍后，例如，直至古王国时期，这类城市的性质和作用如何？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古代埃及早期的城市是作为防御工事、要塞堡垒而出现的，这有若干事实可以说明。例如，古代埃及表示“城市”、“城镇”的象形文字符号，不管它是在巴达里的陶片上，还是在狄奥斯波里·帕尔伏、涅伽达和希拉康波里的文物上的这类符号[54]，表示的都是被围起来的城市或居民点。城市是用什么围起来的呢？既可能是城墙，也可能是护城河或壕沟。为什么要用城墙之类的东西围起来呢？显然是因为战争给人们带来了危险，居民需要用围墙、壕沟之类的东西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在稍晚的第1王朝时期的文物上，城市、居民点用围墙等保护起来的情况更为明显，不过，其形状大都不是圆形的，而是椭圆形或带锯齿状的长方形和正方形。例如，在纳尔迈调色板的正面最下一栏，两个正在逃跑的人的头上，有一个带锯齿状的长方形表示城市的符号，而在该调色板的背面的最下一栏中，一头公牛正用角破坏一个半椭圆形的带锯齿状的城墙。在利比亚贡赋调色板上，表示城市的则是一些带锯齿状的长方形的围墙。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有雉堞围绕的城市的出现，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因为战争及进行战争的组织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55]虽然恩格斯的这本书主要是根据希腊、罗马和日耳曼人的资料，而不是根据埃及的资料进行的概括，但显然具有普遍性，符合古代埃及的情况。早期埃及的城市是作为防御工事、要塞而出现的，是用有雉堞的围墙等围起来的。所以，表示城市的象形文字符号，将其主要特征表现了出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狄奥斯波里·帕尔伏出土的一段城墙模型所表达的意思，据专家断言，在这段城墙模型上，有两个像是执行警戒任务的哨兵模样的人，正趴在城墙上警惕地注视着城外。[56]这个模型非常生动形象地表明了最初出现的城市的防御的、要塞堡垒的性质，它确切地说明那时各部落、部落联盟之间、各小国家之间存在着频繁的战争。霍夫曼认为，不理解战争，就不可能理解埃及文明的起源，格尔塞时期晚期和第1王朝时期的很多著名的文物和雕刻都是颂扬统一者的军功的。
前王朝和早王朝时期的一些绘画和浮雕也确实明显地反映了战争的存在。在阿拉克出土的一把石刀，用河马牙做柄，刀柄上的浮雕内容是水陆战斗的场面；在希拉康波里出土的象牙板上雕刻了被捆绑着双手的战俘，在这里发掘的画墓中，有一幅画也是水陆战图。著名的战场调色板（鹰狮击敌调色板）上，雕刻有鹰和狮子凶猛地攻击敌人，吞噬敌人的图像。纳尔迈调色板上，公牛践踏敌人，攻击有围墙的城市，纳尔迈征服三角洲地区，抓获6000俘虏，将其斩首，进行庆祝仪式。利比亚贡赋调色板上，一些战胜者用锄头挖掘敌人城墙。公牛击敌调色板上，公牛撞毁敌人的城墙，践踏敌人。这些都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那时的战争情况。
表示城市的象形文字符号是有围墙的城市存在的客观反映。埃及早王朝和早王朝时期的城市遗址也表明，这时确实建有城墙，如涅伽达的南城就发现了用砖建筑的防御工事和城墙的残迹。在希拉康波里，人们发现了一座第2王朝末叶哈谢海姆威国王统治时期的建筑，该建筑有内墙和外墙两道围墙，其内墙厚4。87米，外墙厚2。34米，两墙相距2。23米，外墙低于内墙，围墙西南部分高达8～9米。当初，克拉克曾经称之为“要塞堡垒”的建筑，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它只是一座神庙。[57]但不管它是堡垒还是神庙，它的两道城墙显然不仅是用于防止盗贼偷窃的，也是防止战争侵袭的，是起安全防御作用的。
第二，古代埃及最早的城市，多半是作为行政中心，作为小国家（斯帕特）的首都而兴起的。
在格尔塞时期，埃及形成了数以十计的小国家，它们以城市为中心，包括附近若干农业地区，这些城市中有国王的王宫和政府机关。摩赖说：“每一诺姆，有土地，有首邑，有防御工事。居其地者，有农民，有牧人，有猎户，有商贾，有官吏。所谓官吏者，即同一职业之人，聚居一处而已。所谓城邑者（Nut），建于道路交叉处，观其标记，则知其圆形防御物也。城内则为茅屋，以供行人夜间息居及防身之用，又有仓廪市场，城隍庙宇宿舍等。至酋长或国王之署舍（Per），则大于寻常屋宇（Hert），且内部建筑亦较为复杂。”[58]
摩赖说，这种城市是诺姆“首邑”，有“国王之署舍”，我认为是正确的。事实上，在纳尔迈调色板和利比亚贡赋调色板上有雉堞围墙的城市，都不是表示一般的城市或设防居民点，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即首都。在当时那种小国寡民的时代，未必还有首都以外的城市存在。所以，在两国交战中，城市的失守，也就意味着国家的战败和灭亡。在利比亚贡赋调色板上，一些象征着战胜者的国家的动物（如老鹰、狮子和蝎子等）正拿着锄头破坏战败城市的城墙（实际上也就是战败国家的象征），在雉堞围墙中的动物或植物（如猫头鹰等）则是战败国的崇拜对象和标志。这可以说明，埃及早期城市多半是作为行政中心而出现的，还有一个稍晚的例子，就是孟菲斯的建立。古代埃及历史学家曼涅托和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都说，这座城市是由埃及的第一个国王美尼斯（希罗多德称他为米恩）建立的，目的是作为一个要塞。[59]但《剑桥古代史》的作者的论断或许更为正确些，他在谈到孟菲斯城的建立的目的时说：“关于它建立的目的，美尼斯很可能打算将它作为一个堡垒，可以保护上埃及不受来自三角洲居民的进攻。另一方面，由于位于两块土地的连接点上，它在管理新统一的王国事务方面占有最突出的位置，因而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想将它作为首都和国王所在的地方。”[60]该书作者进一步指出，在《帕勒摩石碑》和《开罗年代记》中发现了支持这一观点的某些证据。据这两个文献记载，早王朝时代国王举行加冕礼时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庆祝两块土地的联合和绕墙游行，而这二者无疑都是在白城（孟菲斯）进行的，并且目的在于纪念美尼斯的两项杰出的功绩，即君主专制的统一和白城的建立。如果白城只是作为一个要塞而不是作为首都，那么对它的建立的纪念未必会在加冕礼时如此重要，或者加冕礼未必会在它的境内举行。虽然曼涅托把第1王朝和第2王朝同毗邻阿卑多斯的提尼斯连在一起[61]，但这一论断可以解释为他们是提尼斯的世袭，然而提尼斯并非是政府所在地。20世纪30—50年代，艾麦里在孟菲斯附近的尼罗河西岸的萨卡拉地方，发掘出若干第1王朝的王墓和第1王朝登王的掌玺官海马卡的大墓，这也许可以说明，孟菲斯确实是从第1王朝时起的首都，曼涅托的某些记载也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旁证。他说，第1王朝的第2个国王阿托提斯统治时期，在孟菲斯建立了一个王宫，第4个国王瓦文涅菲斯在科科麦（人们认为它是萨卡拉）建造了一座金字塔。1937—1938年，艾麦里确实在萨卡拉的第1王朝墓地中发现了一座砖造的层级金字塔结构的建筑物，而墓主人的名字不是瓦文涅菲斯，是涅别特卡。
第三，古代埃及早期城市是作为神庙所在地，作为祭祀中心出现的。
格尔塞时期乃至以后很长时期，埃及都是多神崇拜的国家，盛行自然崇拜、图腾崇拜。许多动物、植物和自然现象都被神化。因此，埃及人崇拜为神的对象很多，而每个神自然会有自己的神庙或神坛、神龛，每个神都有自己的祭祀中心。例如，希拉康波里是奥吐姆神崇拜的中心，登德拉最初是崇拜鳄鱼神索别克的，而后又崇拜哈托尔女神，科普托斯是闵神（Min）崇拜的中心，舍易斯被称为公牛之城，即崇拜公牛神，等等。
这各式各样的神，最初可能是氏族部落神，后来则转化为国神，国王的保护神。每个斯帕特（诺姆）除有自己崇拜的主神以外，还可能有其他的神祇崇拜，而首都自然是这些神崇拜的中心和神庙所在地。各国所崇拜的主神自然而然便成了该国的象征和标记，出现在文物上。这在蝎王权标头、纳尔迈调色板、利比亚贡赋调色板、战场调色板等文物上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摩赖在《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一书中列举了很多诺姆的标记，它们大多是动物、植物和自然现象。[62]《孟菲斯神学》关于普塔赫神的活动说道：“他完成了每一件事及神圣的法规以后，普塔赫因此而满意。他塑造了众神，他建造了城市，他创造了各个诺姆，他把众神安置在它们的神殿中，规定了它们的祭品，统治建立了它们的神殿。”[63]可见，建立神庙在古代埃及人心目中是多么重要。事实上，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以后很长时期里，神庙都是埃及城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希罗多德说，米恩（美尼斯）在建立孟菲斯城的同时，也在孟菲斯建立了一座神庙，“他在那里修建了一个最值得一记的伟大的海帕伊斯托斯神殿”。[64]第18王朝时期的埃赫那吞在修建新的首都埃赫塔吞时，也修建了他崇拜的阿吞神的神庙，可以说，早期埃及的城市，首先是神的城市，是神庙所在地和祭祀中心。
第四，埃及学家对古代埃及早期城市的作用和性质问题是有争论的，争论的焦点是其职能问题，即那时埃及的城市是否是经济中心，是否是工商业中心的问题。
摩赖说，那时诺姆的首邑中有“商贾”、“仓廪市场”，其根据是什么却不清楚。至少，他没有举出例证，而只有结论，不像他说有“城隍庙宇”、“酋长或国王之署舍”那样举出了例证。在萨维里耶娃提出埃及早在公元前5000年即已存在城市类型的设防居民点时，并没有提及这些设防居民点的经济职能，也未见报道这时的早王朝时期城市是否是经济中心，却一下子就转到了古王国时期，她认为，“在古王国时期，孟菲斯和一些诺姆的首府就已是国内巨大的行政、宗教、经济和文化中心”。并且，“由此也可以看出，埃及也经历了其他近东国家所走过的城市国家的发展阶段”。由于只有叙述，未见她的全面论证，因此不知道她有哪些根据。按从叙述的情况看，她最后的这一结论似乎是根据古王国时期的资料得出的，而不是根据前王朝时期的资料得出的。
那么，早期埃及城市的经济职能究竟如何？城市是否已经成为工商业中心、经济中心？
众所周知，古代埃及是一个以农业为经济命脉的国家，是世界农业文化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而且主要是灌溉农业。发达的农业是其较早进入文化时代的主要原因。埃及的手工业发展也比较早，手工业比较发达，手工业门类也不少，如酿酒、采矿、冶金、建筑、造船、制陶和艺术手工业等。
农业和手工业在前王朝时代可能已经有了分工，但不一定所有手工业都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如酿酒、纺织和一些艺术手工业就未必已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且分离出来的手工业者是独立的，还是成了王室、神庙经济中的劳动者，不得而知。所以，他们可能仍然未和市场发生什么关系，依然不能促进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当然会促进运输业的发展：运输农副产品、矿产和使用产品等，尤其是采矿业的发展必然会要求运输业有较大的发展。当时作为运输工具的有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船只，此外还有陆上的运输工具——驴。从理论上来说，农业、手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为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我们不能否定当时埃及存在商品交换，尤其是南北埃及之间通过尼罗河进行的商品交换。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前王朝时期埃及国内（包括诺姆内部和各诺姆之间）的商品交换的资料，而只有埃及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一些零星的资料。例如，在巴达里发现了来自西奈或努比亚的孔雀石、蓝宝石和红海的贝壳，在法雍发现的用贝壳制作的装饰品，还发现了非本地出产的天河石。在格尔塞时期，尼罗河河谷地区与红海之间的联系可能越来越紧密了，在尼罗河通往红海之间的交通要道瓦迪-哈马马特通道上发现了几处属于这个时期的居住地，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可能是队商的驿站。在属于前王朝时期的涅伽达遗址中，发现了不是埃及出产的黑曜石，它们可能来自爱琴海的一些岛屿或外高加索、南阿拉伯和埃塞俄比亚等地。埃及从黎巴嫩进口雪松的时间有可能始于前王朝时期。[65]
这些事实必然会使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这时的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是否会使刚刚形成的城市本身成为工商业中心、经济中心？而且，人们自然会想到的是，作为要塞堡垒、行政、宗教中心的城市，难道不需要一大批手工业者、商人为其服务，从而自然而然地使城市成为经济中心、商品交换中心吗？难道可以只有城而无市吗？
理论上说，既然有商品交换，就应当有市场，不应当只有城而无市。但推论是一回事，实际又是一回事，这需要资料来证明。
就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而言，在萨卡拉地方发现的属于古王国第5王朝时期的一座贵族墓，墓墙上有一幅反映市场情景的画，这是我们知道的最早的有关古代埃及市场情况的资料。就这幅画中所反映的情况看，一直到古王国时期后期，埃及商品交换的水平还是很低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得还是很有限：没有职业商人，全是生产者自己交换自己的产品；没有货币或货币的等价物，只是物物交换；作为交换的商品种类和数量也很有限，有鱼、陶器、筐、金属钩子、亚麻布、芦苇、粮食等。
有关早期埃及（古王国时期以前）国内商品交换的文献资料，如果不算《梅腾自传》中用酬金获得200斯塔特土地的记录，就我们所知，最早的是古王国时期后期的一份买卖房屋的契约。[66]契约写明双方当事人、买卖物品及价钱外，还有誓约（保证物品让买者满意），以及证人，双方都在契约上盖了印。支付给房屋主人的不是货币，而是实物：亚麻布、寝床。从这份契约的格式看，商品交换的实践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已经形成了比较正规的契约格式，但即使是房屋买卖这类大型的交换活动几乎还是实物交换，这表明了当时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水平还是很低的。从古王国时期支付给手工业者的工资的情况看，当时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水平也是很低的，都是实物：面包、蔬菜、油、衣服以及铜（在这里，铜和其他物品一样不是作为货币）。[67]
从格尔塞时期起直到古王国末期止，埃及已经经历了13个多世纪，我们却一直没有见到一个商人的资料，这是为什么？一种可能是这方面的资料因为时间太过久远而湮没了，或者没有发现。但更为可能的是，直到古王国末期，由于王室、神庙和官僚贵族的经济在埃及占了支配的地位，而他们的经济又是包罗万象的，既包括了农业，又包括了手工业、园艺业、畜牧业和捕鱼业等，当时，埃及城市经济是封闭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他们不需要到市场上去卖出商品，一般来说也不到市场上去买什么，即基本不和市场发生关系。对外的交往也基本上控制在王室和神庙手中，没有私商活动的空间。所以，早期埃及城市的经济职能非常有限，未必能起到经济中心的作用。
所以早期埃及的城市实际上是有城而无市，至少市不能和城平起平坐，而且市的作用完全不能和城市的其他职能相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