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君主专制的逐步形成
如果说，在格尔塞时期，由于国家刚刚形成，国小民寡，阶级关系还很简单，阶级矛盾还不甚尖锐，阶级斗争的规模也还不大，因而国家机器也还相对薄弱，王权还未强化，还带有浓厚的军事民主制残余的影响，还受到可能存在的贵族们的制约。那么，在早王朝时期，埃及的国家机器就随着版图的扩大，人口的增多，阶级关系的复杂，阶级斗争规模的扩大而日益加强，日益庞大和复杂。尤其是王权，逐渐摆脱了贵族们的约束，摆脱了军事民主制残余的影响，一往直前地发展起来，并逐渐被神化，成为埃及国家机器强化的显著特征。
一、国王地位的提高
虽然在蝎王权标头上我们已经看到国王的形象比其他人高大得多，但是，他终究还不是全埃及的国王。为了征服和统治全埃及，蝎王及第1王朝的国王纳尔迈等人还必须联合一些小国，他们相对这些小国的国王和贵族还未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还处于联盟者的地位，最多不过是联盟的领导者，而尚未成为专制君主。《剑桥古代史》指出：“各个调色板上的场面的意义，如果不是使人想起这些诺姆（以其旗帜为标志）表明了在物质上对统一的贡献的话，是很难理解的。尤其可能的是，它们意味着，希拉康波里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国王还不是后来全能的专制君主，而毋宁说是作为反对一个共同敌人的各诺姆的联盟的领导者。”[25]
但是，蝎王和纳尔迈等人虽然是同盟者，但他们在同盟中已经不完全是与他人地位平等的一员，其他同盟者未必能和他们平起平坐，他们可能已是同盟中的霸主。尤其是，随着在他们领导之下进行的统一战争的胜利，他们的地位也就更加不同，他们逐渐地由联盟的领导者变成了联盟的统治者。更因为他们长期地占有领导地位，其势力会不断增强，势必使这种变化成为必然的。因此，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地看待国王的地位，不能认为第1王朝开始时期的王权同第2王朝末期时的王权还是一致的。事实上，早王朝时期反复进行的统一战争的结果，是许多小国的灭亡，是许多小国国君和贵族的灭亡，一些原来的同盟者也可能被削弱，甚至被消灭。而这一切的结果，必然是领导统一战争取得胜利的国王的权力的加强。更何况，在长期的战争中，一些同盟者的军事力量很可能被领导这一战争的国王所控制，战争的胜利又必然会大大提高这些国王的威望。他们甚至被神化。因此，在早王朝末期，未曾发现过像前王朝和第1王朝时期的猎狮调色板、战场调色板、蝎王权标头、纳尔迈调色板、利比亚贡赋调色板等文物上所反映出来的同盟者“平等”出现的场面。实际上，在蝎王权标头、纳尔迈调色板上反映的蝎王和纳尔迈等与其他那些诺姆的国王的关系已经不完全是平等的了。
二、世袭权力的形成
原始社会晚期的军事民主制时期是选贤与能，但被选举的已经多半不是普通的氏族成员，而是贵族，并逐渐向世袭制转化，即军事首领（巴赛勒斯或“王”）多半是出自一个或几个贵族家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雅典和罗马，形成了共和国，选举制还保留着。但在其他很多地区，王权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是在逐渐加强，世袭制代替了选举制。在埃及，前王朝时期的情况不清楚，没有资料说明国王究竟是选举的还是世袭的。但是，从第1王朝开始，显然已经是世袭制了（有学者认为，古代埃及王位世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母权制的影响，其表现形式就是王位也可通过女系往下传）。一个王朝的国王、基本上是出自一个家族。例如，阿哈是纳尔迈的儿子，登是捷特和王后麦伦特之子（麦伦特可能还做过摄政王，她有自己的金库），舍麦尔克赫提则是阿涅德吉布和王后塔尔舍特（Tarset）之子等。
王位的世袭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某个国王的威信非常高，其权力还不断增强，以致后来不能不让其拥有世袭的权力；反过来，世袭权力又进一步加强了国王的权势；不断的战争，使一些在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国王被神化，似乎他们是不可战胜的，使他们的威信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战争还使军事首领的财富极大地增加（通过掠夺和掠夺物的分配），从而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也就增强了王权的经济基础；等等。
王位世袭，国家政权变成了一家的政权，它既为奴隶主阶级服务，又为国王一己私利服务。不仅国家政权凌驾于社会之上，而且国王和王室家族也凌驾于社会之上。这在当时既为奴隶主阶级所需要，因而也为奴隶主阶级所容忍。世袭权力的形成在当时既起过进步性作用，又必然会为种种腐败现象的出现创造条件。
三、双重王冠的采用
王冠或王徽，是王权的标志之一。古代埃及国王所戴的王冠有多种：红冠（deshret）、白冠（hedjet）、兰冠（khepresh）、ef等。
红冠，一般被认为是下埃及的王冠，代表下埃及，其形象最早出现在阿姆拉特末期的涅伽达1610号墓，在纳尔迈权标头和调色板的背面纳尔迈均戴有这种王冠，其形状像一把椅子，加上一条眼镜蛇（wadjet、uraeus）作为蛇标，意为受到眼镜蛇蛇神的保护。白冠，一般认为它是上埃及的王冠，代表上埃及，最早出现在前王朝晚期的蝎王权标头上，其形象为一只鹰，戴上它，意为受到鹰神荷鲁斯的保护。兰冠是在第二中间期出现的，新王国时期的国王多戴这种王冠，在它的前面也有一条眼镜蛇。nemes这种头饰最早是哈夫拉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像的头上所戴的，后来被各个时期的国王广泛采用，它是一片亚麻布包裹在头上，前面也有一个蛇标。atef，其形象为白冠的两边各有一片羽毛，顶上有一个太阳圆盘，但不见蛇标，这是在国王举行某种仪式时所戴的一种头饰。双冠（pt）即红冠和白冠同时戴在国王头上，这是在第1王朝的第5个国王登统治时期才开始戴的，戴上它们，表示对上下埃及的统治权。
但是，关于白冠代表上埃及王权，红冠代表下埃及三角洲王权的说法，埃及学家对此有3种不同的观点：第一，传统认为红冠代表下埃及三角洲的王权，但有一个问题，即红冠的形象首先是在上埃及的涅伽达发现的，它是如何在涅伽达文化Ⅰ时期，即阿姆拉特时期来到那里的，是交换还是什么原因？第二，否认红冠代表下埃及王权的说法，即红冠原来也是上埃及的，是属于涅伽达文化Ⅰ居民的；白冠是后来的，是外来的，是属于创造了涅伽达文化Ⅱ居民的。但也有一个问题，既然它们都象征上埃及的王权，为什么在传统中会出现它们代表上下埃及的王权这种说法？而且实际上在后来的历史中它们也象征了上下埃及的王权，这该如何解释。第三，霍夫曼在《法老前的埃及》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他认为，上下埃及、南北埃及只是相对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释。在前王朝时期，希拉康波里与涅伽达这两座城市中，希拉康波里在南方，在上游；而涅伽达在希拉康波里的北部，在它的下游。红冠的形象最初出现在涅伽达，白冠的形象最初出现在希拉康波里，在涅伽达的南部。就是说，当时的上下埃及均在南方，希拉康波里是上埃及，涅伽达是下埃及。红冠代表下埃及，即代表涅伽达。[26]但霍夫曼的这种解释又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下埃及是三角洲地区，上埃及是自埃烈芳提那至孟菲斯的说法不一致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即白冠象征一只鹰，是荷鲁斯的形象；红冠上有一条眼镜蛇的形象，那是三角洲的布托地方崇拜的神，这又作何解释？所以，这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第1王朝中期国王登统治时期，登同时戴上了红冠和白冠，显然意味着他同时代表了双重权力，统治了上下埃及（虽然实际上统一全埃及的事业并未完成）。
四、双重王衔的采用
第1王朝初期的国王只有一个王衔，都采用的是荷鲁斯衔，即他们都自认为他们的权力来自荷鲁斯，受荷鲁斯的保护，国王的名字写在一个长方形的框子里，框子上面站着一只象征荷鲁斯的鹰。
国王登统治时期，既采用荷鲁斯衔，同时为与双冠相适应而采用了两个新的王衔，即树蜂衔和菅茅衔，也是象征上下埃及的王权。人们普遍认为，第2王朝的伯里布森放弃了对荷鲁斯的崇拜，而崇拜塞特，所以采用的王衔是塞特。但有的文物上的雕刻显示，伯里布森时期采用的王衔有过变化，即他曾采用过荷鲁斯和塞特双王衔（在写有他的名字的方框之上既站着荷鲁斯，又站着塞特），也曾采用过单一的王衔（在写有他名字的方框上只站着一只豺狼——塞特的象征），即只采用塞特衔，只崇拜塞特神，只受塞特神的保护。但第2王朝末叶的哈谢海姆威最终采用了荷鲁斯衔和塞特衔双重王衔。这也表明了他将两个敌对的权力联合了起来，他的权力来自二者。
王徽和王衔的采用都是神化王权的表现。那么，王权神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是什么？第一，国王既是行政首脑又是军事首长，还控制神权，是祭司长。他们既控制神权，当然也会利用神权来加强王权，神化王权。第二，国王的世俗权力不断扩大，统治的范围也不断扩大。每打一次胜仗，占领一个小国，其威信也就增长一分，而当全国统一时，他们几乎被看成是战无不胜的了，他们的能力也就几乎被神化了。在他们看来，国王之所以获胜，不仅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能力，而且也由于神灵的保佑。当时的人们认识不到统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结果，而把一切都归功于国王个人的作用，神灵的作用。第三，随着阶级矛盾的复杂化和尖锐化，统治阶级也需要神化自己的统治，而国王是其政权的象征，当然也就被神化。王权的神化和强化，既为国王本人所追求，也为奴隶主阶级所需要和容忍。尽管王权的强化和神化是以削弱奴隶主贵族的权力为代价，但是贵族们迫于无奈而不能不承认已经形成的局面。
五、官僚机构的复杂化
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原来太过简陋的小国寡民式的国家机器已经完全不适应奴隶主阶级统治的需要了。因此，在第1～2王朝时期新设置了许多国家机构。但是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至今仍不能恢复其国家机构的全貌。
例如，纳尔迈和阿哈统治时期设立的管家，哲尔时期的洪水管理人，捷特时期的酒的王室检查员，阿涅德吉布时期设立的王室葡萄园的管理人和洪水监督，麦伦特时期的酒的保管者，登时期的王室刻印者、掌玺官和王室建建筑师，舍麦尔克赫提时期设立的贵族的领导者和国王臣仆，卡时期的仪式大师和国王侍从。彼特里在总结第1王朝的情况时说：“在国内组织方面，我们看到逐渐生长出官僚政治……哲尔的统治是这种形式的第一个成就，在登统治下达到最辉煌的地步。”[27]第2王朝的伯里布森时期，设立了“南方一切文件的盖印者”、“国王之下条规记录者的首领”、“铭文、条规的记录者”、“莲米的采集者”、“Amu条规的石屋”、“北方运输的管理人”，哈谢海姆国王时期设立了“宫廷条规记录者”、“一切东西的盖印人”，等等。
早王朝时期乃至整个古代埃及，国家机构的一大特点是设置极其混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官职名称也极为混乱而庞杂，看不出层次。不过我们从现有的残缺不全的资料中仍然可以看出，这时的国家机构确实比前王朝时要复杂得多了。
早王朝时期官僚机构设置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国王为中心的，为国王服务的机构的形成。许多机构就是国王私人事务、王室家族事务的管理机构。这样的机构往往与国家机构或混杂或平行地存在着，起着作用。
六、双墓、三墓及其意义
古代埃及人非常重视给自己建造坟墓，而且在生前就开始建造，国王和王室家族就更是如此。古王国时期的一个王室成员哈尔德杰德夫在给自己的儿子的教训中说：“在墓地修好你的居所，使你在西方（指尼罗河西岸，即古代埃及人的亡灵之地）的居所富有价值，假如死亡侵袭我们，倘若生命刺伤我们，死亡之屋可以用来生活。”许多国王还在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修建金字塔。
在早王朝时期，王室和贵族的墓叫作马斯塔巴（形似现代阿拉伯人院子里的长凳，阿拉伯人称这种长凳为马斯塔巴，故埃及学家把古代埃及的这种墓也叫作马斯塔巴），这种墓的规模比前王朝时期的墓要大得多，一般有两层，地上和地下各一层，每一层都有若干间屋子，除了存放尸体以外，还有陪葬者的房间（在早王朝时期存放陪葬的奴隶，国王的墓里还有陪葬妻妾和近臣等）、存放各种陪葬品的库房，以储藏各种粮食、油、酒和其他用品。古代埃及人认为，这些东西放置在墓里，可以通过魔法手段而为死者享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阿哈的墓里还有一个王室地产的模型，大概他们以为在他死后还可以继续享用地产上的收入。
第1王朝的国王，大多有2个马斯塔巴，一个在阿卑多斯（提尼斯附近，这里据说是奥西里斯的故乡，因此很多国王把自己的墓设在这里），另一个在萨卡拉（孟菲斯附近尼罗河西岸，这里在早王朝时期是埃及的首都）。个别国王还有第3个墓，在涅伽达（如阿哈的第3个墓就在涅伽达）。在2个或3个墓里，当然只有一座是真墓，其他的则是假墓，纪念碑（otaph）式的墓。
下面是第1王朝和第2王朝一些国王在阿卑多斯和萨卡拉的马斯塔巴墓的情况：
纳尔迈的墓长26步（每步长5尺），宽16步，用砖坯砌成。
阿哈在萨卡拉的墓用砖砌成，有561平方米大。
哲尔的墓长28步，宽28步，周围有338个墓室；他在萨卡拉的墓有672。5平方米大，地下有8个墓室。
捷特在阿卑多斯的墓长29步，宽19步，附属墓室174个。他的王后麦伦特在阿卑多斯的墓长30步，宽21步，有42个附属墓室。
国王登在阿卑多斯的墓长50步，宽28步。他的宰相海马卡在萨卡拉的墓占地1512平方米。
阿涅德吉布在阿卑多斯的墓长22步，宽14步，祭品房长14岁，宽9步，附属墓室64个。
舍麦尔克赫提在阿卑多斯的墓长22步，宽44步，附属墓室72个。
国王卡在阿卑多斯的墓长34步，宽17步，有14个存放祭品的墓室，另外还有24个附属墓室。
第2王朝最后一个国王哈谢海姆威的墓的中心墓室为长17步，宽10步，6步深，用石头建筑而成。整个墓长223步，宽54步，从北门进去通往墓室，共2排，33个墓室，等等。[28]
如此众多而规模巨大的王室陵墓，说明了当时埃及经济实力的雄厚，尤其说明了国王权力的膨胀，以致可以动用众多的人力物力来修建坟墓。同时，也反映了这时贵族势力虽然也很强大，他们中一些人的墓规模也很大，但王权已经远远超过了贵族，在一般情况下，贵族已经不能和国王平起平坐了。
关于阿卑多斯和萨卡拉的王墓，有2个问题还有争论，还没有最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