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的谱系学
—从解读鲁迅开始
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
……我独自远行，……只有我被黑暗吞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
—鲁迅，《野草·影的告别》
一曲狂想，一幕悲歌，一切都从这里开始，也必将在这里结束。
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有一个不幸的狂人家族，一个知识者的谱系，从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开始，就开始了它的繁衍。这个谱系在过去似乎已经被梳理过，但还很不够。没有人将他们联系起来看，更没有人将现实中的和文学中的知识分子看成同一个群体。因为如果不能获得一个整体性眼光的话，将无法得出有启示意义的结论。钱理群有个很著名的说法，叫作“哈姆莱特和堂吉诃德现象的东移”，这是西方文学史上两个最著名的疯子，他们后来产生了众多的追随者和影子，依次传染给了东方民族的文学。而且这个传染的过程是一个在时间中渐变、空间上慢慢“东移”的过程。以至于一位当代的作家格非干脆就认定，“精神病是可以传染的”—他在自己的小说《傻瓜的诗篇》中，令人震惊地、诗意而形象地诠释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研究文学或者研究思想史者就应该这样。没有精神发现的文学研究算什么研究呢？因此这是令人鼓舞的发现。我这里要借用这样一个发现，来谈谈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这个现象是如何变迁和“移动”的。
一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鲁迅的《狂人日记》，首先就是书写了一个中国式的“多余人”形象，一个有着久远血缘的疯子。这不是偶然的，历来文学只要写到知识分子，写到有点思想和独立意志的人物，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异类”或间离的倾向。“狂人”之所以被视为狂人，既是误读，也是实情。为什么这样说？狂人是被庸众恶意地“矮化”和放逐的，有独立思想的人通常会共有这样的一个境遇。因为他不能苟同于这社会，因而在这社会上便成了一个无用之人，一个多余的闲人，只有被嗤笑、放逐甚至管制的份。狂人的表征是“妄想症”和“谵妄症”，是说诳语和危言，内里则是对规训和规则的抗拒。他在外观上的确很容易就会被视为精神异常者、偏执狂和病人，但鲁迅却告诉我们，这是世俗给他打上的恶毒标记，是“人群的专制”对异类的划分和定性，并且具有在人格意义上的贬抑与侮辱意味。然而如果仅仅是这样的一个深度，那也还不是鲁迅，鲁迅之不同寻常的深度在于，他同时也告诉我们：狂人自己也会真的变疯—被社会命定的处境，会转化为主体自我的暗示性心理与错乱式行为逻辑，以至于成为其性格和命运。哈姆莱特就是由佯疯到真疯的，开始他是佯疯，但当他选择了混乱的逻辑和倒错的语言之后，他就一步步走上了深渊之路，错上加错，他先是对自己所爱的人恶语相加，随后又错杀了自己未来的岳丈，最后又和自己所爱的人的哥哥决斗……他的每一步都是由于自己疯狂和混乱的暗示所驱动的，这一切反过来铸就了他的深渊性格和命运。自从奥菲丽亚死后他就真的疯了，因为他作为一个与命运赌博的赌徒，已经输光了。对狂人来讲，他的病状的自我体验是源于他深刻和无助的孤独感，孤独转化为了恐惧，并表现为真形一样的病状。当所有的人都声称他是一个病人的时候，当他们都用了异样的眼光看他的时候，他自己也无法不怀疑自己是一个病人。
一个走错了房间的人，一个生错了时代的人，一个遭到了庸众嘲笑和捉弄的人，一个惊惶失措的人，一个精神病……就是这样诞生的。他慢慢地接纳和适应了这样一个角色，无法拒绝。他不能不感到惧怕。一个人对他的歧视只是一种伤害，一群人对他的歧视就是一种扭曲，而一切人对他的歧视则无疑就是毁灭，他怎么能不疯呢？
鲁迅自己就是一个狂人：他就是一个对着羊群和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题〈彷徨〉》）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太平……但他举起了投枪！”（《野草·这样的战士》）
多像一个堂吉诃德！他的后半生一直在拿风车和羊群练习，最重要的已不是和什么人作战，而是作战本身，至于对象则可以借代和假想；他又是一个哈姆莱特—他的《野草》的语式多像是哈姆莱特的朗诵：“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的时候独自远行……”（《影的告别》）只有在“思”的状态并且以“思”的话语方式出现的时候，他才能对自己的人格予以肯定，才会有稍许的自信。所以他不得不沉湎于这种话语游戏之中。伴随着这华美而苍白的修辞，他挥舞着自己的思想之剑，环顾四周，找不到对决的人，显得悲壮中又多么滑稽。的确，没有人比鲁迅更接近一个西方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更接近于尼采、叔本华，更接近于俄罗斯和欧洲文学的精神原型，更接近于一个现实中的哈姆莱特。这在他最早期的著作《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中，可以说就已经跃然纸上了。
但不同寻常之处在于，鲁迅总是因为其可以上升到哲学的境地而产生多解，《狂人日记》也一样。这其实也可以理解为鲁迅对“青年”—他原来所深信的“必将胜于老年”的一代“新人”—的失望与怀疑。他要确认原来这样一个想法的荒唐：青年一定是纯洁的。现在他明白他们的勇敢是短暂的，他们很快就会屈服于规训，并变得“成熟”起来，与成年人和老年人一样世俗化，变得狡黠和市侩。实际上也只有未曾世俗化的青年敢于讲出“吃人”这样的话，那时他因为自己的纯洁而说出了惊世骇俗的真理，并且敢于声称自己将要与旧世界的法则决裂，但这样的豪情壮志能持续多久？很快他就溃败下来，在被视为“异类”和“狂人”之后收敛自己，最后变成常人，并且“赴某地候补”。这即是意味着他与现实已达成了完全的妥协，他完成了自己的“成人仪式”，经过了一番挣扎和挫折，终于“回归”了社会—与之同流合污了。
历史还是没有什么进步，就像人性从来没有什么进步一样。鲁迅自己终其一生是在反抗这个“规律”，他拒绝让自己世俗化，到死还“一个都不原谅”—即便不能完全达到这样的境地。为了暗示自己这样一种“悲剧处境”，他坚持了自己的“病症”，一方面是与忧郁和愤怒共生的“肺病”；另一方面就是与风车和羊群作战的“佯狂”。他不是完美的，甚至也不是最纯洁和真诚的，但他是一个勇敢者，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人，一个流着接舆和屈原的血脉的真正的狂人。
一个诗人。
显然，重要的不在于鲁迅的“正确”，而在于他对他的精神原型—堂吉诃德和哈姆莱特—的继承和逼近。有谁是一贯正确的？我们为什么要要求鲁迅正确呢？如果我们是把他当作一个启蒙主义思想者，那么哪一个思想者是纯然正确的？如果我们是将他看作一个文学家，那么文学家又谈何正确，有何正确可言？
“多余人”的变形很多，在鲁迅笔下的魏连殳、吕纬甫庶几近之。郁达夫笔下有“零余者”，也近乎多余人，只是这些人物的处境是在异国，而不是像俄国文学中的此类人物一样，是从欧洲回到自己的国内，从自由回到桎梏，从所谓光明回到黑暗之中。他们所表达的是弱小民族在强势文化中的自卑、自恋、自艾、自怨的无助感。这也已经和鲁迅的小说一样，强烈地透示出一个问题：在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中有一种更加软弱、病态、扭曲和渺小的气质。在郁达夫看来，他笔下人物的“性变态”的倾向和颓废的人生观，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自甘堕落，而竟然是因为自己祖国的“不强大”—这显然是对自我的刻意美化。把深渊性格和自毁命运与国运的衰微连在一起，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但将自己的人格萎靡与道德沉沦也归结于国家的积弱，则是不诚实的，这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它不能使这种衰弱和堕落因此而变得合法化。
这表明，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从一开始，就已经变态到了极端弱小和虚伪的地步。
二
“他专为他的同类—人类中的怯弱者—设想，用废墟荒坟来衬托华屋，用时光来冲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野草·淡淡的血痕中》）
这是另一个证据。显然，有两个鲁迅，有一个日神意义上的作为启蒙思想者的鲁迅，也有一个酒神意义上的作为诗人、狂人、饮者和“精神界战士”意义上的鲁迅，从屈原、李白、李贺到曹雪芹，我看见这样一个来自本土的谱系，也看到来自哈姆莱特和堂吉诃德、拜伦这样一个西方文化血缘的精神遗传。看不到这样一个分裂的鲁迅，就是没有读懂他，没有读懂他的痛苦与希望，他的执著和脆弱，他内心的黑暗和痴狂。
作为思想者的清醒的鲁迅只是他的一张面孔，作为一个诗人他可能从来就没有对人性抱有希望，甚至也没有对历史抱有希望。他笔下没有谁是可以拯救的，不只阿Q，还有孔乙己、祥林嫂、闰土、爱姑、七斤、吕纬甫、魏连殳……这才是真正的鲁迅，有血有肉的鲁迅。
事实上身体的疾病也是这个酒神的一部分。肺病在某种意义上既成就了鲁迅也毁灭了鲁迅，肺病是一种“现代病”，在盘尼西林诞生之前，它对于人类近代文明的影响几乎是“美学性”的，苍白、孱弱、咳血和衰颓中有一丝美丽，这是“肺病”在“现代”中国和西方共生的一个叙事。可以说，肺病让鲁迅对自己有了一个精神黑夜中的孤独战士的自我想象，因为已然属于死神，所以也就决绝，使他有**对着一个更病态的世界开战。尼采一生曾有一个理想是建立一门叫作“艺术生理学”的学问，他认为一个艺术家在艺术作品中所消耗的能量，和在性活动中所消耗的是同一种东西，所以艺术家应该节制自己的性欲；一个身体孱弱的人和一个强壮的人的艺术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假使鲁迅的身体是和周作人一样好，那也许就没有鲁迅了。
还有文体，鲁迅其实非常偏爱并且擅长“野草文体”，这文体显然来自于尼采、叔本华和克尔凯戈尔式的寓言，它充满了黑夜气质与暗示性，充满了反逻辑的色彩和混沌的思的品质，这使他始终葆有着一个诗人的情怀与语言状态。
这是一种深渊性格与状态—雅斯贝斯说，伟大的诗人都具有深渊般的性格，他“毁灭自己于深渊之中”，“毁灭自己于作品之中”，由此形成他独一无二的“一次性生存”，所以伟大的诗人中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歌德，他是唯一一个绕开了深渊，又成为伟大诗人的例证—当然这说法也许绝对了点，但我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只有黑暗气质与深渊性格的诗人才是真正的狂人，而其余都是“欲狂而不能的”“佯狂者”，这也是雅斯贝斯说的。
20世纪中国的狂人与诗人们，当代的食指、海子、顾城……也都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与鲁迅相比，他们是一些更为衰弱的灵魂，他们已不与社会和外部力量战斗，他们是活在自己苦难而衰弱的内心当中，这是一个颇有象征意味的过程，他们也见证着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变迁与精神历史。
类似的蜕变中，狂人会一步步衰变成傻子。在鲁迅的笔下，“狂人”之“狂”源于对社会规训意志的拒绝和反抗，他虽然最后又妥协和完成了“世俗化”，但毕竟还有一番让人惊骇的挣扎，而到了钱锺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们那里，则已是典型的傻子或弱智式的“多余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