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廊里的月光
她的名字最初不是“柳如烟”，而是“柳小花”。
“如烟”这个名字，是她二十岁那年自己改的。她说：“花太土，烟才轻。”
那一年是1996年，兰河的街头开始亮起霓虹，路边的理发店一间一间开起来。玻璃门上贴着粉色的花纸，写着“时尚烫染”“洗剪吹一条龙”，门帘后常飘出香水和烫发剂的味道。柳小花穿着一件白衬衫，从老家背着一个蛇皮袋来到了县城。
她是村里第一个进城打工的姑娘。那时候村里还没通柏油路，去县里得坐拖拉机，一个半小时颠得人腰疼。她到城里第一天，就在“美美理发厅”当上学徒。工资一个月三十块，包吃不包住。晚上就睡在后面的小仓房里，和另外两个女孩挤在一起。她第一次摸剪刀时，手在抖；第一次烫客人头发时，把人耳朵烫出个泡，被老板娘骂了一晚上。
她不敢哭，只是咬着唇。
她想：“反正谁不是从头学起的呢？”
白天她学洗头、剪发、按摩；晚上她帮老板娘扫地、洗毛巾。手天天泡在水里，冬天冻得裂开口子，她抹点雪花膏，第二天继续干。那时候她常给家里寄钱，一次十块、二十块。父母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俺闺女在城里挣钱啦！”
她第一次觉得“挣钱”这两个字比“读书”还要有用。
可是理发店的世界不干净。到了夜里，灯光暗下来，门口的红灯一亮，客人就换了一种神情。几个女师傅穿上紧身衣，笑着去“陪客洗头”。柳小花起初不懂，后来才知道，她们不是只洗头。
老板娘劝她：“你还小，干不了大的，先学学怎么‘照顾’人。”
她脸红得不敢抬头。老板娘拍拍她的肩说：“姑娘，城里人要活得精点。洗头挣几块，陪客一晚挣几百。你选哪个？”
她没说话，但那晚她没睡。屋外霓虹闪烁，她盯着天花板，一直想到天亮。
第二天，她洗了头，换上短裙。她告诉自己：只是试一次。
那一晚，她第一次陪客。
那男人喝了酒，嘴里全是烟味。她僵着身子，心里一阵恶心。男人睡着后，她去卫生间，用力擦手，擦得皮都破了。
她哭了。
可第二天，她还是去了。
钱来的太快。
几个月后，她寄回家五百块。父母激动得快哭了，以为她发了大财。她没解释，也不敢解释。她在信里写：“爸妈，我在理发店升职了，当技术员。”
她真的成了“技术员”——只是那技术，不是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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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烟第一次改名是在一个雨夜。
那时她已经习惯夜生活，学会了化妆、笑、说话。她知道什么话能让男人心软，什么表情能让他们掏钱。她也知道，男人不会爱这种女人。
有一次，有个客人喝醉，躺在沙发上，说：“小花这名字太土，像村里人。”
她抿嘴一笑，说：“那你给我起个好听的。”
男人想了想，说：“你笑的时候像烟，飘着。那就叫柳如烟吧。”
她笑了。那笑又冷又亮。
从那以后，她再没叫过“小花”。
她去办身份证改名时，户籍员说：“这名真好听。”
她说：“是啊，烟嘛，一阵风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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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兰河夜色，比任何时候都热闹。改革的风吹得城市满是“机会”的味道。夜总会、歌舞厅、摸吧一间接一间开。柳如烟从理发店转去了“金凤凰洗头房”，后来又去了“花雨轩歌舞厅”。那时她二十四岁，腰细、皮肤白，穿旗袍走路都带风。她知道自己漂亮，也知道漂亮能卖钱。
她认识了各种男人——工地老板、做生意的、开出租的、跑运输的。有人给她买金项链，有人带她去外地玩，有人哭着说要娶她。可第二天，这些人都会消失。她从一开始的羞耻，到后来的一种麻木，再后来是冷笑。她对一个姐妹说：“男人要么想买你，要么想骗你。反正都得要你。”
她在夜场的灯光下学会了另一种“生存逻辑”：笑是面具，身体是货币，感情是幻觉。她开始喝酒，一晚能喝一瓶白兰地。喝多了，她会唱歌——
“风吹着我的长发，吹不走的，是我命里的苦。”
有时她也会想起老家。父母还在种地，村口的路泥泞不堪。她回去过一次，穿着红高跟鞋、皮大衣，整个村子的人都来看她。有人夸：“哎呀，小花混出样了！”
她笑着说：“我在城里开美容店。”
母亲悄悄拉她到屋后，问：“你是不是做那种事？”
她的笑立刻僵了，冷冷说：“妈，你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