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照片里，他穿着白大褂，站在最中间，笑得温和。
但我知道，那笑容里有一种疲惫的光。
我在书稿里记下：
“医生的身体，是被社会消费的最后一层皮。
当救人的机器开始自燃，理性的火焰就变成了灰。”
那一年，沈玉平四十三岁。
他还没倒下，却已经在坍塌的边缘。
（三）灵魂的崩塌
2020年春天的兰河市，被一种看不见的恐惧笼罩。
病毒像无声的风穿过医院的每一层空气。
沈玉平戴着两层口罩，整整四个月没回家。
他每天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在病房间穿行。那时候的走廊总是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一种混合酒精与焦虑的气息。
他看见许多人死去——老人、年轻人、孕妇、医生。
他几乎没时间哭。
有时候，他也分不清病人和自己——哪一个更需要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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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病房
三月初，医院封闭管理。
沈玉平的神经内科被临时征用为“隔离观察区”。他的病人被迫转移，有些在途中就恶化。
他每天签下几十份病危通知书。护士说：“沈主任，我们救不过来这么多。”
他沉默。
那天夜里，一个病人拉住他的袖口。那是个四十五岁的出租车司机，呼吸机拔了又插，声音像锯木头：“医生，我不是怕死，我怕死得没人知道。”
沈玉平握着他的手，说：“我在。”
病人点点头：“那就够了。”
第二天早晨，他死了。
沈玉平给他盖上白布，转身出门。
护士听见他在走廊里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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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白的日记
他开始写“病区日记”。
第一天：“今天救了一个病人。”
第三天：“今天死了两个。”
第七天：“没有人说话。”
他把这些日记贴在办公室墙上。
一张、两张、十张、二十张……
到四月，整面墙都被密密麻麻的字覆盖。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写电脑。
他答：“写在屏幕上太干净，像没人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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