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有龄知道劝不动他，也就随他去了。于是，两人商议捐官之事，最后决定先捐一个六品的候补道台。花了几千两银子得到了朝廷发下的委任状和官服顶子。胡雪岩穿上，在镜子前一照，觉得自己就像个唱戏的小丑儿一样，浑身不自在，便脱下顺手—丢，重新换上了他的长袍马褂。不过，以后凡是见官的场合，胡雪岩都把官服套上，顶子戴起，看起来蛮像那么回事。后来，随着胡雪岩生意上如日中天，从钱庄到丝绸业，到当铺，再到药店，名震东南，捐的官也越来越大，甚至还通过左宗棠的关系，不仅破天荒地弄了个红顶子，还被赏穿黄马褂。在清朝，赏穿黄马褂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啸亭杂录》曾记载黄马褂的定制：“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凡巡幸扈从銮以为观瞻。其他文武诸臣或以大射中侯，或以宣劳中外，上特赐之，以示宠异。”由此可见，只有皇帝身边的侍卫扈从和立有卓著功勋的文武大臣才有资格赏穿黄马褂。即使是驰骋疆场大半辈子的左宗棠也是在53岁那年，即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浙江省城杭州之后才被赏穿黄马褂的。况且黄马褂一向由皇帝主动特旨赏赐，哪有臣下指名讨赏的道理。
但左宗棠为了胡雪岩的缘故，一不怕碰钉子，二是煞费苦心做文章。他开始打算在赈案内保举胡雪岩，后来经过与陕甘总督谭钟麟商议，觉得纵然获皇帝特旨谕允，也难过部验一关，于是，在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公元1878年3月26日），左宗棠上书请求皇帝饬令吏、兵两部于陕、甘、新疆保案从宽核议。第二天又写信给谭钟麟，其中提到：“即以时务言之，陇事艰难甲诸行者，部章概以一律，亦实未协也……胡雪岩为弟处倚赖最久、出力最多之员，本为朝廷所洞悉，上年承办洋款赡我饥军，复慨出重资恤兹异患，弟代乞恩施破格本属有词，非寻常所能援以例……如尊意以陕赈须由陕西具奏，则但叙雪岩捐数之多，统由左某并案请奖，亦似可行。”光绪四年三月初十日（公元1878年4月12日），左宗棠再次写信给谭钟麟，说：“实则筹饷之劳唯雪岩最久最卓，奉非他人所能援照，部中亦无能挑剔也。”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左宗棠终于在光绪四年四月十四日（公元1878年5月15日）郑重地上奏了《道员胡光墉请破格讲叙片》，除记述胡雪岩办理上海采运局务、购枪借款、转运输饷、力助西征的劳绩，还长篇累牍地罗列了胡雪岩对陕西、甘肃、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灾民的赈捐，估计数额达二十万两左右，“又历年捐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散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为了使皇帝相信自己所言，左宗棠在奏件中还发誓：“臣不敢稍加矜诩，自蹈欺诬之咎。”这样，胡雪岩既有军功，又有善举，还有被朝廷倚为肱股重臣的左宗棠鼎力保奏，朝廷不仅破例批准胡雪岩赏穿黄马褂，皇帝还特意赐允胡雪岩在紫禁城骑马的无上荣耀。
胡雪岩是晚清时官商中最特殊的人物之一，他具有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既有官的荣耀，又有商的实惠。但他并不坐衙门，而仍以经商为业，这表明他只是想借助官衔和封典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以提高自己在商业竞争中的力量。换句话说，胡雪岩的红顶子、黄马褂都是服务于他的生意经的。
当然在从前重农抑商的社会来说，“亦官亦商”的身份对于商人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但现在我们不提倡“亦官亦商”，因为在现代的社会，没有重农抑商的规定，任何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如果做官的人手中拿着国家的俸禄，却在背地里经商，自己独立经营。有专家指出：“这是一种很令人担忧的现象，有关部门应认识到这种权力入股市场的严重性。不论是亦官亦商，还是亦商亦官，一边经营自己的企业，一边在党政机关任职，弊端显而易见。他们既可以经营自己的企业，又拥有可以干预市场的权力，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就会导致市场资源倾斜，形成‘利益共同体’，滋生消极腐败，损害市场公平竞争。”
然而现在不能亦官亦商，经商之人想要谋取权势，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结交权贵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8。借官升势，猛虎添翼
做小生意要迁就局势，做大生意就要先帮公家把局势扭转过来。大局好转，我们的生意就自然有办法了。
——胡雪岩
自强是内因、是主导，借力是外因、是辅助。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经营的成败也是内外因，即自强与借力结合的结果。有些成功的商人很善于巧借外力。自己的力量不足，就尽可能地去依附别人，借用别人的力量，这是很多商人的发迹之道。
在胡雪岩的借势过程中，他巧妙地借助左宗棠的影响和势力，使自己成为富可敌国的人物，其借官的手段可见一斑。
左宗棠在青年时代就曾写联明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可以说，他取得上述这样高的地位是靠多年奋斗得来的。而比左宗棠小十二岁的胡雪岩在他施展抱负、建功立名的过程中给予了莫大的支持。胡雪岩通过购买军火、采购军粮、筹办钱饷参与左宗棠镇压太平军、捻军、陕甘回民起义的行动，此外，胡雪岩还为左宗棠协理洋务，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左宗棠60多岁高龄挂帅出征、与新疆阿古柏等分裂势力逐鹿于西北蛮荒之地时，左宗棠的政敌冷嘲热讽，各省观望拖延，而只有胡雪岩精心选购西洋军火，奔走筹借洋款，在帮助左宗棠收复新疆这么一件中外瞩目的大事中出了大力。因而，在左宗棠眼里，当时的胡雪岩恐怕已成了春秋时犒师救郑的弦高、西汉时输财助边的卜式一类的良友了。
胡雪岩为左宗棠效犬马之劳的结果，是获得了对方的高度信任和倚重。胡雪岩通过公事与左宗棠建立了私交，左宗棠于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调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之后，派差官护送侄女赴浙，先从南京搭乘船至沪，由沪至浙的船只，就托给胡雪岩照料，光绪九至十年（公元1883—1884年）胡雪岩濒临破产，还吃了官司，左宗棠从南京三次到上海胡雪岩的住处探望。
胡雪岩对左宗棠的帮助，换来了左宗棠对他的鼎力支持，为胡雪岩撑起了一把能够“遮天”的大保护伞。有出将入相的左宗棠作为靠山，胡雪岩也在总办粮台、劝捐、军火买卖，借款中上下其手，捞了不少好处，更重要的是，有了洋务派左文襄公的手下红人这块招牌，胡雪岩在商场更能左右逢源了，就连洋人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
此外，胡雪岩代营权贵赃款，壮大自己声势，更是把借“东风”这一手玩儿得滴水不漏。善于算计的胡雪岩心想：与其让贪吏勒索，不如自己识趣主动“孝敬”这些官老爷，这样还可赚个人情，到时候这些官员自会“心有灵犀一点通”，在他做生意时给予“方便”。胡雪岩“孝敬”官吏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吸纳他们的赃款代为营运，让他们坐收厚利。
后来，胡雪岩的钱庄开遍南北，各省大吏、京城显贵纷纷到胡雪岩处托存私款，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恭亲王奕忻（1832-1898年），他是同治皇帝的叔叔、光绪皇帝的伯伯；还有文煜，此人是满洲正蓝旗人，由官学生授太常寺库使、累迁刑部郎中，历任直隶霸昌道、四川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直隶总督、福州将军、署闽浙总督，到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擢刑部尚书，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做了协办大学士，文煜自己的地位相当于副宰相，此外，他与奕忻还是儿女亲家（文煜的女儿是奕忻长子载徵的嫡福晋），他在宦海弄潮多年，自然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在阜康银号中存银就有七十万两。此外，福州布政使沈保靖在阜康的存款也有三十八万两。
就这样，胡雪岩通过各种“借势”之法，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扩大了钱庄的影响，为自己的生意织成了密不透风的保护网。
一个人能竭尽自己的能力去完成一项事业，这是难能可贵的，亦必须要那样去奋斗。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又不肯付出自己的力量去实施自己的计划，这个人很难事业有成。但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仅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足取的，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门类很多，社会分工精细，一个人或一个团体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是极有限的，在某些科学技术乃至具体工作环节上，哪怕是最杰出的人物或团体，亦不可能独自完成，必须要借助别人的力量才能攻克。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人的智慧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尽人之力远不如尽人之智，有些人虽然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并非是他们都有着非凡的能力，或者是付出了别人几百倍、几千倍的努力，最重要的是他们善于借助别人的力量来做自己的事，这种人做事靠的是聪明，靠的是巧干。
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成功创业，人的因素固然是最为重要的，任何人不努力想要获得成功都是异想天开的，但我们在努力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借用外界有利的条件，这样你在做事时，就会更轻松、更精彩。
9。戴乌纱帽的人喜欢再戴一顶高帽子
花花轿儿人抬人。
——胡雪岩
说话的力量是巨大而神奇的。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受人赞扬、被人尊重能使人感到生活的动力和做人的价值。“称赞对人类的灵魂而言，就像阳光一样，没有它，我们就无法成长开花”。会说话是办事的前提，一个人要想把事办好，首先就得把话说好。为人处世不仅要“能”说话，还要“会”说话，把话说“好”，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胡雪岩却做到了这一点。
善于广泛结交各种人物的胡雪岩，精于捧人之艺术。其高超之处在于，他捧人捧得不着痕迹，使被捧的人非常高兴。
以左宗棠为例，我们来看一看胡雪岩的恭维之道。
比如，左宗棠外放两江做总督，中途要在上海停留。胡雪岩得知此事，提前安排古应春做好准备，在左宗棠抵达上海时，请上海英、法两租界的工部局，以及各国驻沪海军，都以很隆重的礼节致敬；经过租界时，请巡捕站岗、仪队前导，尤其是出吴淞口阅兵时，黄浦江上的各国兵舰，都升起大清朝的黄龙旗，鸣放十三响礼炮，声彻云霄，震动了整个上海，使得整个上海人都知道左宗棠来了。
这样抬高身份、挣面子的事情，自然让左宗棠心里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说明自己功高盖世，受人敬仰。
然而胡雪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是自己的靠山吗？其实也不尽然，因为如果仅仅是因为这样，胡雪岩大可不必费此周张，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胡雪岩知道左宗棠平生一大癖好，就是喜欢听人恭维。所以，他才这样做，既满足了左宗棠的欲望心理，同时又给他挣足了面子，何乐而不为呢？
再如，商量筹借洋款时，胡雪岩带来了泰来洋行和汇丰洋行的代表。款子是从泰来借的，但是还需要汇丰出面。左宗棠不解，就问这里边有什么讲究。胡雪岩很会说话：“汇丰是洋商的领袖，要它出面，款子调度起来才容易。这好比刘钦差、杨制台筹饷筹不动，只要大人登高一呼，马上万山响应，是一样的道理。”此话一说，左宗棠感到很是高兴，往下谈到借款的数目和利息就爽快起来。
在谈到关于借洋款要不要海关出票的问题时，左宗棠问是否只要陕甘出票就可以了，胡雪岩回答：“是，只凭‘陕甘总督部堂’的关防就足够了。”这一回答使左宗棠连连点头，表示满意，不免感慨道：“唉！陕甘总督的关防，总算也值钱了！”“事在人为”。胡雪岩接过他的话头说：“陕西甘肃是最穷、最苦、最偏僻的省份。除了俄国以外，哪怕是久住中国的外国人，也不晓得陕甘在哪里。如今不同了，都晓得陕甘有位左爵爷，洋人敬重大人的威名，连带陕甘总督的关防，比直隶两江还管用。”
听得这一句，左宗棠笑逐颜开。他一直自以为勋业过于李鸿章，如今则连办洋务都凌驾其上了，这份得意，自是非同小可。胡雪岩这么一捧，左宗棠直觉得自己犹若丈八金刚，奇伟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