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经商推崇以小谋大的智慧。引用到经营管理上来说，就是要做到目光长远、注重大局、能舍能取、能进能退。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胜利；相反，如果紧紧地盯在眼前的利益上，这样的商人不仅是一个见识浅薄的人，而且也会因争利而得罪同行，树敌过多，最终只能是自取灭亡。
俗话说：香饵之下，必有死鱼。所以，商人为了更好地赚钱，适当的时候要懂得故意损失一些钱，进而与对方建立和谐的关系，减少商场上的风险。这对于一个商人来说堪称是一种智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因此，聪明的商人要学会让些利润给同行，这虽然听起来好像是自己在吃亏，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方法不仅不会让同行因利益问题而与你相敌对，反而会为你的仁义行为而动容，信任于你。在商场上，赢得信任是不容易的，尤其是赢得同行的信任更是可贵的，因为，这样你既得到了一个商业上的合作伙伴，同时也赢得一种良性的竞争环境。
3。做生意不要墨守成规
做生意必须手腕活络，不可固守成法。
——胡雪岩
重视市场的调查研究、及时掌握信息，是商战中出奇制胜的绝招。出奇制胜的关键就是把握商机，及时采取策略应对商战中的风云变幻。很多人能看到别人的成功，却看不到别人成功的原因，正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胡雪岩打算做生丝生意，他与阿珠的父亲谈妥，自己出一千两银子做本钱，让阿珠的父亲回老家湖州，马上在湖州开一家丝行坐地收丝。但此时却遇到了一桩麻烦：按照定规，开丝行要领牙帖，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营业执照。
按惯例，丝行牙帖要由京里发下来，因而手续十分繁杂。首先必须由拟开丝行的人先提出申请，再由当地州县层层上报到京，最后由京里审批之后再将照本发下。如此一来，要领到一张牙帖，把这些事情办妥当，最快也得三个月。新丝一般都在四五月间上市，这个时候，乡下正是青黄不接的当口，蚕农都着急钱用，而即使蚕农不着急钱用，也希望能尽快将新丝卖出去，因为新丝存放时间长了会发黄，价钱上会低很多。对于丝行来说，这个时候开秤收购，自然容易有一个好的进价。而如今已经马上要到四月份了，如果按正常手续办理丝行牙帖，一定会耽误了收丝。丝行生意多是一年做一季，错过一季也就只好等到明年了。所以，当老张把这一情况告诉胡雪岩时，胡雪岩要求老张回到湖州想办法，哪怕花上三、五百两银子的租金租一张牙帖也值得，一定先把门面摆开来，他再过半月左右就要到湖州收丝。
胡雪岩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他办事总是只要想好了就马上着手去办，决不拖拉；第二，此时，他已经有了自己一套周密的盘算，他要用在湖州收到的代理官库的现银，就地买丝。王有龄此时已经得到了外放湖州任湖州知州的肥缺，正操持着要走马上任。而此时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也已经建立起来了，王有龄既到湖州，也必然要让他的阜康钱庄代理湖州府库的“收支”，这正是胡雪岩开办钱庄之初就设想好了的。
胡雪岩要来一次移花接木、移东补西的生意运作，即用湖州收到的现银，就地买丝，运到杭州再脱手变现，解交藩库。反正只要到时有银子解交藩库就行，对公家不损一毫一两，对自己却是可以无本求利的买卖，何乐不为？
领导者作为企业执撑大权的人，他个人素质的高低对企业的成败起着非常大的作用。领导者在思维方面敢于突破常规、不拘泥于传统，遇到一个问题，从有悖常规的方向去想一下也未尝不可，也许还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是瞬息万变的，这就要求领导者的思维方式要立体化、多样化，必须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因循守旧、向传统低头的人是不会成为强者的。
4。事事灵活，擅长变通
天变了，人应变。
——胡雪岩
孙子兵法》中曾说：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意思是说：在对敌作战时，敌变我变，灵活地决定自己的作战计划，不能墨守事先订好的计划而一成不变。兵家没有万古不变的胜战之法，商家也同样如此，不可能有通用不变的经营之道，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相机而动，应时而变。
人们常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那种“只注重过程，不注重结果”的人。既然结果最重要，那行事过程中还是变通为妙，司马光砸缸这个事例，实际上就不是从正常角度出发的，而是换一种角度的具体应用。因为正常的方法达不到目的，继续走下去只能错失良机，所以只能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了。
正所谓“做事要做活络的事，做人要做活络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胡雪岩靠着王有龄，生活开始有了着落。此时胡雪岩如果只是满足于有碗饭吃，以一位恩人自居，或者以此发财，不管别人，那么，他就不会有更大的发展了。胡雪岩不会满足这种结果，他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就要把自己的靠山经营大，那样才能干大事。所以，每当王有龄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千方百计出谋划策，帮助他渡过难关。
千里做官只为钱，然而，当官的为了保住自己的权杖，除非体己兄弟，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公然摆明了向你明明白白地要钱的。所以，聪明的部属一定要能体会上司的所思、所想，经常让上司“心里想的事情”顺利得以实现，在这方面，胡雪岩无疑是个行家里手。按照胡雪岩的点拨，王有龄去做了，效果果然不同凡响。巡抚黄宗汉对王有龄提携有加，到海运局不久，就把催运漕粮的任务交给他去办。
清政府的开支及粮饷多靠江浙支撑，而江浙每年征收的粮食主要靠漕帮经运河运到北京。运送漕粮本来是一项肥差，只是这一年浙江的情况有些特殊。浙江上年闹旱灾，钱粮征收不起来，且河道水浅，不利行船，直至九月漕粮还没有起运。同时，浙江负责运送漕粮的前任藩司由于与巡抚黄宗汉不和，被黄宗汉抓住漕粮问题狠整了一把，以致自杀身亡。到王有龄做海运局坐办时，漕粮已由河运改为海运，也必由浙江运到上海，再由上海用沙船运往京城。现任藩司因有前任的前车之鉴，不想管漕运这块“烫手山芋”，便以改海运为由，将这档子事全部推给了王有龄。
捐官成功，一回到浙江就当上海运局“坐办”的王有龄为此急得团团转，刚刚顺利得到一个实缺而觉得时来运转的那份得意劲儿，被千斤重担压得蔫了下来。因为漕粮是上交朝廷的“公粮”，每年都必须按时足额运到京城，哪里阻梗哪里的官员就要倒霉，所以，能不能完成这桩公事，不仅关系到王有龄在官场的前途，而且还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和上司的前途。但如果按常规办，王有龄的这桩公事几乎没有能够完成的希望，一是浙江漕粮欠账太多，有十五万石之巨；二是运力不足，本来漕粮可以交由漕帮运到上海，可是由于河运改成了海运，等于是夺了漕帮的饭碗，漕帮巴不得漕粮运不出去，哪里还肯下力？
然而这桩在王有龄看来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麻烦事，对胡雪岩来说却是小菜一碟儿，被他一个“就地买米”之计立马化解。在胡雪岩看来，反正是米，不管哪里的都是一样。朝廷要米，看的是结果，并不管你的米是哪里来的。只要能按时在上海将漕粮交兑足额，也就算完成了任务。既然如此，浙江就可以在上海买米交兑，差多少就买多少，这样省去了漕运的麻烦，问题也就解决了。于是，他揉揉自己的太阳穴对王有龄说：“雪公（王有龄号雪轩），别着急，世上没有想不出办法的事，只怕不用脑筋。我就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包你省事，不过需要多花些银子，但如果保住了抚台的红顶子，这些银子也值。”“真的吗？”王有龄似乎不大相信，“你有什么好办法？”
“米总归是米，到哪里都是一样。缺多少就地补充。我的意思是咱们来它一个‘移花接木’之计，在上海买了米，交兑足额，不就没事了吗？”
胡雪岩的话还没说完，王有龄就已经高兴得跳了起来：“妙！妙！太好啦，就这么办。”
“不过有一层，风声千万不能传出去。漕米不是小数，风声一旦泄露出去，米商肯定涨价，差额太大，事情也难办。”
“是的。”
胡雪岩又告诉王有龄，此事成功的关键有三，其一，要能得到巡抚黄宗汉的认可，因为买米抵漕粮是违反朝廷规制的。不过，这一点问题不大，浙江漕粮延误，巡抚也脱不了干系。其二，要说动浙江藩司肯垫出一笔现银，做买米之用，这属于挪用公款，拆东墙补西墙，藩司要负责任，不过只要抚台同意，作为下属的藩司也不会不同意。其三，要能在上海找到一个大粮商，愿意垫出一批漕粮，交给江苏藩司，然后等浙江的漕粮运到上海后再归还。换句话说，就是要那粮商先卖出，后买进，虽然买进卖出价钱上肯定有差额，但一般商家都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漕粮历来成色极差，这样做明摆着既费力又亏本。
不过，胡雪岩认为，生意人想的就是生意经，只要能给他补贴差价，不仅不让他们吃亏，还让他们有钱可赚，想必米商不会不答应。只是贴补差价，另外再加上运输的损耗，这笔额外的款项出在什么地方，也得预先商量好。恐怕自己得破费些银子。这样，原本的“肥差”很可能就变成了亏本买卖。但胡雪岩心想，如果能够按时足额交兑漕粮，为浙江抚台、藩司分了忧，为王有龄在官场上铺平了路，自己花上些银子也是值得的。
明初谋略家刘伯温所著《百战奇略·变战》中说：“兵家之法，要在应变，好在知兵。举动必先料敌，乱无变动，则待之；乘其有变，随而应之。”战场态势，如行云流水，经常变化无穷。生意场上也是如此，必须临机处置，以变应变。
胡雪岩曾有名言：“天变了，人应变。”意思是指时势、时局变了，人也应做出相应的变化与调整以顺应时局。
简单来说，就是指经商者要想为自己开拓财源就要眼界开阔、头脑灵活。不要死守住一个自己熟悉的行业，而要善于在其他方面发现可以开发的财源，即要不断寻找新的方向、不断扩大自己的投资范围。相反，一个经商者如果只看到自己正在经营的熟悉的方面，那么最终只能是抱残守缺，连自己正在经营的方面都不一定会经营好，更何谈为自己开拓财源？
因此，经商一定要事事灵活，擅长变通。
5。看透输赢得失，坦然面对
不能怨任何人，连自己也不必怨，要尽力将“得失心”丢开。
——胡雪岩
生意场上风云变幻，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既然已经发生了，就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能因一时的挫折而灰心丧气，更不能患得患失，失去应变所需要的平和心态。看透得失，坦然面对一切，这才是一个商人应当具备的品格。
由于越南主权所属问题，中、法矛盾激化，导致了上海市面萧条，银根极紧，整个上海谣言遍地，人心惶惶。有钱的人认为手握现款是最妥当的事，所以对手中的银票只提不存，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倒闭的钱庄，已经有好几家了。阜康虽然在官商两界极有影响力，实力雄厚，所受的影响不大，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暗中另有危机。原来，此时胡雪岩准备垄断洋庄市场而囤积起来的生丝，由于洋人联合拒购，出现危机，虽力求摆脱，但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没有得以实现。特别是天津的存丝，即使削价出售也没有人购买。另外，替左宗棠办洋务向洋行借的款，应还的第二期本金期限将至。由于官场之中李鸿章与左宗棠有矛盾，李鸿章为了整垮左宗棠，拿左宗棠的朋友胡雪岩开刀。于是上海道台邵友濂从中作梗，使该拨还洋款的各省“协饷”始终不能到位。没办法，按协议偿还洋款的钱只能由阜康“代垫”。在阜康钱庄银根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这无异是雪上加霜。不仅如此，为左宗棠协赈和购买军火，一共需要拨出四十五万两银子。虽说这是转运局存在阜康的官款，但总是少了一笔可供调度的头寸。还有，胡雪岩的女儿十一月初五出嫁的吉期在即，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如此种种，正如胡雪岩所说的那样，真正是“不巧是巧，有苦难言”。所谓“不巧是巧”，就是诸多不巧的事全都凑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