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的统治
宽严相济的统治政策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十三日，雍正帝病逝养心殿，其子弘历继位，改次年为乾隆元年。乾隆帝即位之始就面临着雍正帝严正统治十三年产生的副作用，为了缓和紧张的政治气氛，调节矛盾，改善各方面的关系，做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
乾隆皇帝戎装大阅图
乾隆即位后，相继下令核实垦田升科，停止清丈土地，停废契纸契银法，停止营田水利和井田，停捐纳等，对雍正时不切实际、产生弊端的政策措施进行调整。乾隆没有全盘否定雍正的政策，其性质始终不超出纠偏补过的范围。雍正许多重要而正确的制度，如秘建皇储、地丁合一、火耗归公、养廉银、奏折、军机处等制度，乾隆均原封不动地继承。
乾隆经过这一番宽缓措施，使以往那种紧张、恐惧的政治气氛为之一新，为实行自己的施政方针铺平了道路。
乾隆在成功地改变了雍正某些政策措施，消除其产生的积弊的时候，同时提出“中道政治”和“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并为自己的政策转变制造根据，进行舆论宣传。乾隆一上台就宣称：“治天下之道，贵得乎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宽严并济之道也”。在他统治60年的绝大多数时间总是宽严并提，把两者看作因时制宜、相辅相成的两个车轮，“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就是乾隆认定进行统治的不二法门。
按乾隆自己的解释，“宽”就是要爱民，“与民休息”，去民之累，去民之扰。他一再告诫臣下，要把宽大与废弛区别开来。“严”就是要对异端邪说、大逆不道、贪官污吏、恶棍奸民绳之以法，如果对这类人宽大，就会造成政治混乱和生民不幸。他祖父康熙的特点是“宽”，但是，到了晚年“宽”流于废弛；其父雍正不得不济之以“严”，而他自己却要做到“宽”“严”并济，“惩劝兼施”。他经常告诫大臣们，不要误解自己的宽大，“相率而趋于纵弛”则“有不得不严之势”。
雍正耕织全图
“宽严相济”是乾隆总结康熙、雍正几十年统治经验而得出的政治理论，从即位伊始，他就反复阐述、运用这一理论，从而形成自己有别于康熙、雍正两朝的统治格局和作风。这一理论为他提供了大幅度的回旋余地，有时候一些事情，可放宽政策，使矛盾缓和，以博得宽厚的好名声；有些事情则严加整顿，雷厉风行，把螺丝拧紧。
乾隆一生的政治实践，潇潇洒洒，十全武功，宽豁而峻严，正是体现了他宽严相济、刚柔兼施的妙用。
重农政策
乾隆与他的先辈一样，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即位不久，便组织人员编纂《授时通考》，并亲自作序，大力提倡精耕细作和提高产量的耕种技术，奖励有技术、勤耕细作的“上农”。在康熙、雍正招耕、开垦原抛荒土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山区、坡地进军，开垦原始土地。然而，土地的开垦是有限的，人口却在不断增长，到乾隆初人口已超过两亿。土地和人口成为一对尖锐的矛盾，为解决人口的吃饭问题，乾隆帝在全国普遍推广甘薯、玉米等高产作物，对缓和粮食匮乏、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乾隆时期，棉花、桑叶、甘蔗、烟草、茶叶、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进一步扩大。
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产品商品化的扩大，又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江南工商业城镇的繁荣，使整个18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繁荣。
稳定西藏与“金瓶掣签”制度
乾隆十二年（1747年），西藏珠尔墨特企图实行分裂割据。清政府一面派两位新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入藏，相机行事；一面令四川总督策楞率兵入藏。傅清与拉布敦到拉萨后，情况已很危急，他俩冒险诱杀珠尔墨特，而自己也被珠尔墨特党羽杀害。为了削弱藏族贵族的权势，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政府又对西藏的行政体制进行了一次改革：废除郡王的封授，规定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人数仍为四名，四人均在噶厦衙门办公，地方大小事务，须四人秉公会商，协同办理；上奏朝廷的重大政务，须“请示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办理”；补放下属第巴头目，须“共同禀报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不得私放；各寺院之堪布喇嘛，均由达赖喇嘛酌行选派，噶伦不得专擅。这次改革，虽不够完善，但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辖，使西藏局势稳定了近40年。
掣签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和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人两次入侵西藏，再次暴露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腐朽性和体制的不完善，驱逐廓尔喀人后，清政府决心大力整顿和改革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制度。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正式颁布和执行《钦定西藏章程》。章程共29款，最重要的是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自噶伦以下所有西藏政教官员，均为驻藏大臣的属员；达赖、班禅和各地呼图克图的转世，必须在驻藏大臣监视下，采取金瓶抽签来决定，即所谓“金奔巴”制度。另外，在西藏除2000清军外，又组建3000人的地方部队。这次改革，将西藏地方政府和宗教完全置于驻藏大臣的管理监督之下，从而密切了中原与西藏的关系，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
平定准噶尔叛乱
居住于伊犁地区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在康熙、雍正两朝一再挑起战争，清政府虽多次发兵打败了准噶尔部的军事扩张，却不能消灭其政权。乾隆初政，与准噶尔议和，从西北撤兵，划阿尔泰山作为喀尔喀与准噶尔游牧分界线，赢得暂时和平。
乾隆十年（1745年），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死去，内部因争汗位而内讧，使得政局动**不安，社会秩序混乱，许多牧民纷纷逃离准部降清，使乾隆最后解决准部出现转机。
乾隆十九年（1754年），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和硕特部台吉班珠尔率2万人降清，乾隆打破清帝冬天留居北京的惯例，乘马冒严寒赶往避暑山庄，接见阿睦尔撒纳一行，封其为亲王，班珠尔为郡王。
第二年，乾隆以班弟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副将军，永常为定西将军出兵北、西两路，进兵准噶尔。此时准噶尔达瓦齐尚不知清已分兵两路进击，主要精力仍在征讨哈萨克上面。
五月，西北两路大军会师于距伊犁仅300里的博罗塔拉河，达瓦齐这才知道军情，慌忙率万余人退至伊犁西北格登山，结阵布营，五月十九日，清军兵不血刃地进占伊犁，准部人民牵牛携酒，夹道欢迎。
两路清军从伊犁越推墨尔克里岭直抵格登山，准部兵一哄即散，达瓦齐在只有20余骑清侦察骑兵的冲击下，不知虚实，率2000人逃走，余下7000余人降清。达瓦齐逃到南疆乌什城，其首领伯克霍吉斯慑于清朝兵威，设计擒住达瓦齐及其子送给定北将军班弟。至此，盘踞伊犁七八十年的准噶尔割据政权被彻底消灭。同时，清军还擒获了雍正初年逃到准部的青海和硕特部头目罗卜藏丹津。
土尔扈特回归祖国
土尔扈特部为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游牧于雅尔（今新疆塔城）地区，与沙俄接壤。其第八代首领鄂尔勒克因不甘受准噶尔部欺压，于明末移居额济勒河（即伏尔加河）流域。当时沙俄的势力还没有控制这一地区，土尔扈特仍然保留着蒙古语言与宗教信仰。自顺治十二年（1655年）起，土尔扈特部相继派使者与清朝联系。康熙时，为加强与土尔扈特部联系，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代表清政府前往土部看望阿玉奇汗及广大牧民。清政府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后，逃入哈萨克的蒙古牧民随着伊犁形势的变化而返回。此时，沙俄已控制了土尔扈特部，并无休止地征兵同瑞典、土耳其战争。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从逃到土部的厄鲁特牧民那里得知准噶尔贵族已被清政府消灭，新疆地区恢复了和平安宁，遂萌发了回国的念头。渥巴锡集所属喇嘛、台吉等头目反复商量，决定乘伏尔加河冬季结冰之机，带领土部牧民回归祖国。但因连年冬季温暖，未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