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我非常同情你们的处境。但我不是党委委员，不知道党委对你们医院的拆迁所做的决定，也无权更改。还是等高经理回来再说吧。”他的话空洞而虚滑，毫无份量，也没有温度。
“二十天以后医院的设备就全糟踏了，几十万元的损失，谁负得起这么大的责任？”我也学灵了，先将丑话挑明。免得将来领导翻脸不认账，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当然是谁做的决定谁负责了。”
他的话象外面混沌的天气一样，能迷住你的心智。党委负原则的责任。党委是谁？是集体、是空洞的，分到每个头头身上没有几两重。只有我是具体的单独的肉体凡胎，是扛不住多少份量的。他们要想整我在别处抓不着把柄，只这一件事就可大作文章，把我连同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一起毁掉！他是在家里守摊儿的副经理，当然也拥有极大的权力，为什么使用起来这样谦虚和悭吝。是权力使他感到了自己的虚弱？当代社会最时髦、最流行的一种精神装饰就是麻木。当领导的麻木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了，与颓废派的小青年们不可同日而语。也许他习惯了官场中以权势作弄人或人玩弄权势的把戏，才导致他良心的冷酷、蔑视比他地位低下的人和事。
平军憋不住了：“既然公司里不管，我们只好用香港给的那七十万元租一所房子先救急。”
“你们还不知道吗？那七十万元被市里提走了，说是有个什么重点工程资金周转有点困难，先借用一下。详情不知道，我也是听高经理说的。”
他说得轻描淡写，可每个字都像一道闪电似地冲着我们劈过来！
“这是真的？”平军的脸因震惊和狂怒白得阴森怕人。
“我们也不同意这样做，公司原是对这笔钱有想法的。可市里做了决定，做下级的只能服从。不服从也没有办法，银行不听我们的。”
“郑副经理，你不觉得领导这样做太过分了吗？这钱是明爱中心捐赠给残疾人学校的……”
一次次窝在我心里的愤怒突然爆发了。也只能是一种精神上的爆发，我不知道自己能够采取什么行动。实际上什么行动也采取不了。连我的质问也是软弱无力的。什么叫过份？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过分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干什么都不过分！当官的何必关心自己如何不得人心呢？那不是自找别扭吗！我居然连一句厉害的能发泄心中愤怒的话也说不出！压在我们心头上的权力究竟是由人类的智慧形成的，还是由人类的丑恶和愚蠢形成的？为什么这样纵容虚伪和欺骗，反而不容纳善良和道义？
郑副经理宽厚地摇摇头。低下眼去装作看文件，不计较我们的无理，却也不再答理我们。人心非铁真像铁，官场如炉不是炉。即便是炉也只能烧死我这种有职无权的细胞官。我连芝麻官都不敢自称。芝麻官是七品，相当于现在的县团级。
跟他喊叫没有用，这不是他的过错。那么是谁的过错呢？孙市长、高经理……谁也没有错。有错的是我自己！如同是一场神秘的游戏玩弄了我的命运，一种突然而发的莫名其妙的慈悲心肠使我走上了岔道，错过了自己的好运。而恶运又使我的书生气变成了一个个的错误……
走出公司大楼，我突然感到精疲力竭，需要止步不前，实际上也无路可走了。雨还在下，天地照旧混沌。负责排泄城市污水的地沟，却向外倒灌着污黑的臭水。从每条胡同里都涌出一股股浊流，大街如河渠，城市的废物在水面上漂**，破鞋、烂布、月经纸、竹筐、草棍儿?水淹愁人，漫漫无际的阴郁气氛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一身的晦气、怒气怨气排泄不出，形成一股力量在身上到处乱撞。心里有个地方被撞痛了，一种灰冷的绝望向全身扩展。
平军问我：“怎么办？”
我真想说，不干了！甩掉这个大包袱，去当一个隐遁的人。忽然又感到自己没有这个权力。我是院长兼校长，大主意是我出的平军是我的下级，他跟着我干，我不干了岂不伤他的心！仿佛有把锯子要把我一锯两半，我成了地道的残疾人。如同这残疾的社会和权力机构一样。事已至此，无论是对一个残疾人还是对一个残疾人学校的残疾校长来说，都没有什么更可怕的事了，更不用害怕对抗。我说：
“等会儿我就给香港发电传，告诉明爱中心，他们给的那笔款没有落到我们手里，被市里侵吞了。中国第一所残疾人职业学校实际上已经垮台了！也算是对人家的交待。当官的不正在那里考察吗？也让他们出出丑，看他们怎么向人家解释？然后再向中央、向全国残疾人协会控告他们。”
“好，就这么办！”平军的精神气又来了，不愧是忠诚的院长助理，“我还认识一个报社的记者，叫他帮着我们造点舆论。你回家去专心写告状信，给香港打电传的事交给我。”
他好像又充满信心地去“分头行动”了。
别看我嘴上那样说，在心里对告状连一丝成功的把握都没有。在中国，告状就像往大海里投个小石子。
水浅的地方就骑上自行车，水深的地方就下车推着走。我越来越清楚了，自己和公司、公司的头头以及他们背后那强大的权力阶层难以相处。要改变的当然不是对方，我没有那个力量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却又不情愿。何必为适应别人委屈自已呢？
双脚拖泥带水，整个人像漏水的坝堤，很快就要垮塌下来。我心里明白自己是被失败的重量压垮了，心里冰凉。异想天开想开发残疾青年智力的热情早就熄灭了，只是由于骑虎难下，不到绝境自己不敢承认罢了！我需要躺倒休息，可又不想回到自己那个湿潮、清冷的窝里去。要想给病人治好病就得比病人的心还要纯净，搞研究更需要心静。我现在还能干什么呢？正陷于被五马分尸的窘境一残疾学生向我要
活的权力、要知识、要做人的尊严、要职业；官僚们要外汇、要出国；医院的同事们要房子、要奖金；我忠诚的助手们要公道、要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连那四堵消瘦的墙壁似乎也想找我要点什么，比如：温暖、亲情、火爆。从四面八方挤压我，撕扯我。然而我什么也办不到。从哪个角度看，我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有力量的人。
鬼使神差我又拐进医学院的大院，带着一股冲动毫不犹豫地叩响了白星春的门铃。开门的正是她，被我的狼狈样子吓了一跳：
“你？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出，我是送答案来了。”她让我进屋，我坚决拒绝了，“我马上就走，你不是问我对你出国学习有什么看法吗？我的看法就一句话，走，坚决走。最好走了就不要再回来！”
出我意料她没有松口气，反而显得吃了一惊：“为什么？”
“留下来没有希望，不要对我们这个现实再抱任何希望了！”
她可能被我的灰心丧气感染了，眼晴里流露出深深的失望：“你冒雨浇成这个样子就为了告诉我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