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竞兄这叫有病乱投医。大夫，你治好他的**，他会重重谢您。”
“他的情人很多，急上来恨不得把他撕碎分着吃了。您能让他恢复男人的功能将积下大德。”
当着我这个外人他遭到如此嘲戏，“林竞兄”脸不红，心不急，自自然地憨厚地打断了同伴们的七言八语：
“你们别闹哄，听人家说！”
汪治国不善诙谐，审慎的摆出一副严肃的神态，用正经的口吻解释不正经：
“这是个大问题，太大了。你提到根儿上了。它影响人，影响社会，甚至影响一个民族的兴亡。姑娘们叫喊找不到真正的男子汉，电影上没有男子汉，**没有男子汉，哲学、文学、音乐、体育等许多领域里都没有男子汉，好像我们这个民族也得了**。平时大家只提古老的文明传统，丢了强悍强盛的遗传。以代表一个民族的精华的知识分子为最……”
“好，讲得精采。现代知识分子都染上了心理上的艾滋病，只能在精神上好色了。”
“行乾，别老打岔，听大夫往下讲。为什么知识分子**的最多？”
“原因很复杂，经济、政治、社会、人权、天命。天命就是遗传学，都可以影响性欲。人不同于动物，动物**是有季节性的，比如二八月闹狗。人是一年四季任何时间都可以**……”
有人笑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人的寿命以百年为限，四、五十岁正进入午时，太阳当头，麦子黄梢儿，正是最成熟、最厉害的好时候。为什么反倒不行了呢？这一代人经历的事件最多，反右派、大跃进、度荒、四清、**，多灾多难。忍耐，忍受，哪一场运动都是压性灭性的，搞得没有性或性无聊。上边抬不起头来，下边也就抬不起来……”
“有理有理，所谓吓得没有尿了。”
“神大劳则毙。知识分子精神消耗太大，神即真精。不能养精，不能蓄锐，功能自然减退。再加上营养不足，前境不好，环境更糟糕，一间屋子半间炕，还有什么意思呢？再加上严格的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不会影响人的性欲，发达国家早就自觉地控制生育。”汪治国的话又被打断了，要叫这些自视甚高的家伙不插话是办不到的。他们谁也不想埋没自己的知识和幽默的才能。“文革期间我在一个穷困的山村落户。为了省油，很多人都不点灯，天一黑就关门睡觉。村干部总认为过早的睡觉就不会干好事。每天晚上都要敲着锣围着村子转一圈儿。嘴里叫喊着要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之类的口号。有些农民干了一天活儿很累，正想老老实实地睡觉，或者已经睡得迷迷糊糊了。锣声又唤醒了他们，刺激了他们，一个个翻身而上，有的甚至也拿村干部幽上一默：‘当干部的真不错，要不是他提个醒儿差点忘了这码事，得“计划”一下。’于是在黑暗中农民们接受了锣声的提醒，进行这惟一的娱乐活动。”
他脸上像罩着妻子的百褶裙。但神态很年轻，逗得大家哈哈一阵长笑。别的包厢的人又开始挤进来。
“还是体力劳动者好，干一天活儿不管多累，晚上二两烧酒一根鸡大腿，没有大腿鸡爪子也行，什么事都不耽误。有时一只手拍打着哭闹的孩子，照样干自己的好事，反而更刺激，更有味儿。他要是个作家，孩子一哭保管没性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也炫耀自己的口才。
“林竞兄”挤到汪治国身边，跟他讨教有没有治**的灵验的办法。
“办法当然有，单纯刺激得能**最容易，西药有，中药也有。那样治病缺德，容易伤命……”汪治国实在不习惯在这种软卧车厢里看病，周围有一群莫名其妙的人精在盯着你，随时都准备打断你的话或嘲笑你。
再睁眼时我仍未飞到北京，还在这个拥挤不堪的肮脏的车厢夹道里晃**。衣服被汗水沤透了，贴在身上，粘得难受，脖子里似有无数条小虫在爬。胳膊麻了，腿也麻了，他试着站起来，想活动一下身体，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似乎是个重大的疏漏——怎么可以空着手来，空着手见费小姐？礼尚往来，应对她及她所代表的明爱中心有所表示才好。回报一个与七十万元价值相当或更值钱的礼品是不可能的。与人家比不起大方也讲不起排场。我以往的为人之道、交友之道——叫别人欠着我点，我不欠别人的——碰上了财大气和的费小姐全不适用。一见面我就处在了一个接受施舍的地位。不是对等的，不是平起平坐的。费小姐对我没有流露出丝毫瞧不起，现在想起来这越发使我的自尊心受不了。要三十万，给七十万。这是何等的气魄！大家都以为我们捞了个大便宜。我们为什么要占人家便宜？因为穷，因为要办残疾人教育事业，还是因为得不到同胞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同胞的理解和支持。只要领导稍微不那么歧视我们的学校，我们是不必求助于外人的，穷也可以办得很好。
后背凉嗖嗖的，身上不再烧得慌。心里那个膨胀的热团也在收缩。车厢的闷热和恶臭都在减轻。这气味正适合我，我不就是个道貌岸然、孤芳自赏、患得患失的高级讨饭的吗？我应该早想到这一点，把自已和残疾人学校分开。你帮助了残疾人，并不等于帮助了我。我也在帮助残疾人。但我尊重你，可以拿出自己最好的东西送给你。
金银不许带出国，不然我可以送给费小姐一枚金针，权作纪念。还有一种东西是可以拿得出手的，一盒高丽参。要一个盒里装二十五棵参，每棵参都像一个人，二十五棵参代表了人类二十五种不同性格的人。什么样的人病了就挑一个跟自己样子差不多的参来治。据说美国宇航员上天口含巧克力，苏联宇航员上天口含人参。每棵参长在一个地方至少要经过五、六年，吸收了大自然的精华。不然也不会叫人参！当然也有不像人形的参。世界上不是人的人不是太多了吗？我家里就有一盒地道的高丽参，二十五棵，我常打开盒子观察它们，把玩不已，多有启发。时间一长我甚至觉得它们都通灵气。
我以前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干什么事都是有板有眼，外出或会见重要的好朋友都是早有计划、早有准备的。近一半年里我身内身外都有点错乱，身不由己的不知会想什么，说什么，干什么。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常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倒是相当刺激。现在连认真思索这种生活的时间都没有，连后悔的时间都没有。我胡思乱想的这工夫火车拉着我离北京更近了。长乎脸一抹变成圆乎脸，把钱要到手就行了。这比武训办学好多了。武训那样子实在让我恶心。不，我没见过武训，是赵丹模仿武训的样子……
我真是迷迷糊糊地到了终点站。似睡似醒，睡的时候多，醒的时候少。出了北京站打开书包，拿出一个不值钱的尼龙提兜，把马扎放进去，到小件寄存处存好。回去还得靠它哪！按通知上的地址我找到了全国残疾人协会。嘿！这可是一片堂皇富丽的建筑，一正两副三幢小楼，院子小巧精致，山石、喷泉、花木、长廓、曲径，设计得清雅爽人。我无法把这样的环境跟残疾人联系起来。办公室很多，进进出出都是一切服饰鲜亮的健全人。其实就应该有这样的环境、这样一些漂亮人物为残疾人服务。
一位副秘书长接待了我，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单据叫我签字。谢天谢地，并不是费小姐亲手把钱交给我。我长出口气，立刻轻松自然了。交接七十万元巨款的手续就这么简单！不消五分钟就办完了。我真怀疑汪治国三个字有这么值钱？能换得到七十万元？他把单据又锁进抽屉。我疑疑惑惑：
“钱哪？我们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很快就拨到你们市的银行里。”
我松了一口气，正不愿意带着七十万元的支票或其它类似的东西去挤火车。我打听费小姐的情况，人家只告诉我她早回香港去了，不然我们也接不到这笔捐款。我又感动了一阵，但也不必为自己的两手空空而愧疚不安了。副秘书长留住我，一个劲地打听残疾人学校的情况以及我们打算怎样支配这笔钱。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他的同情和理解呢？反正今天也回不去了，有的是时间从头道来。在市里找不到一个领导人愿意听我从头谈谈残疾人的问题。在这个残疾人协会的大本营，应该是替残疾人说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