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候车室的台阶，我摘下帽子，浑身上下狠狠抽打了一阵，对身外之物能打掉多少就算多少。然后掏出手绢擦擦脸，多少恢复一下自己的本来面目。在正阳车站上不要指望找到能洗脸的地方。那位父亲也仔细地为女儿掸掉身上的沙土，替她擦了脸。
我先走进候车室。一股成分极其复杂的臭酸味道通过鼻孔直撞脑盖，我赶紧憋住气，几乎室息。以后过了很长时间，我一想起正阳县车站候车室里的味道，还感到恶心，须立刻到室外空气新鲜的地方做几次深呼吸，以驱散深深留在我心里的恶臭。但车站里发臭不足怪，不论什么季节，什么天气，车站里永远都是这么拥挤。那几排象征性的长椅子从未见过有空出来的时候，这里好像有长期住户。更多的人是坐在自己的包裹上，窗台上，能找到一块地方，铺张报纸坐下去也很不错。我不太容易地选择着落脚的地方。地上是痰、水、尿脏纸、果皮、面包渣。空中氧气稀少，杂牌香烟和不同地区生产的烟叶燃烧后产生的烟雾，再通过无数次你吐出来他吸进去、他吐出来你吸进去的交流过程，带着烂肺的味道。由于外面风沙太大，门窗紧闭，屋子里的烟气接近凝固的地步。这是个巨大的病菌培养箱。我买好车票赶紧逃了出来，宁可挨点冻。我在路上碰到的那父女俩也没有进候车室，躲在背风的候车室南面的廓檐下。姑娘坐在石台子上，屁股底下垫着老人的棉帽子，两条提溜甩挂的腿无力地悬吊着。父亲站在后面，半拥半抱，遮挡风沙。看样子女儿仍未回心转意。我无处可去，也只得在旁边的石台上坐下。有风沙推助，使我比往常走这段路快了二十分钟，只好在车站上多受一会儿罪。
姑娘把脸转向我，她想笑，表情却是苦涩的。双颊凹进去，带着残疾人的韵味。“您是汪大夫吧？”
“是啊……”
她认识我并不使我多么惊讶。一个医生总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人会认识自己。她在这种场所主动跟我搭话的勇气倒叫人感到新奇。我猜测一般的残疾人在公共场合是不愿多说话的，以免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让众多的人盯住自己缺点。
“你的腿是怎么坏的？”
糟糕，这该死的职业习惯。一上来就不看人只看病，真是哪壶不开提那壶！这是候车室，又不是门诊室，我何必要问人家未必愿意讲的事情呢？
“小儿麻痹症。”
她脸上挂锈，骨格突出，双颊塌陷，没有年轻姑娘应有的饱满和鲜润。神色倒还开朗。
“没有，我听您讲过课，《‘灵枢九针’的施用和研究》。”
“哦！你喜欢医学？”
“我原在县医院里工作。我爸最早是县医院的院长。”
“哦”
老先生始终不发一言，像所有好脾气的父亲那样娇惯自己的女儿，不论她跟别人说什么也不加干涉。只在一旁陪笑静听，完全突出女儿。所不同的是他并不幸福，也没有为女儿感到骄傲。神色凄苦，是个不幸的父亲。出于礼貌我向他致意。
“怎么称呼您？”
“刘玉昌。”
似乎听人谈起过这个名字。我在正阳县医院也曾工作过几年，竟从未见过这位也曾经当过院长的人物。或许见过面但没有留下印象。依稀记得人们曾议论过一个短命的院长。那是个老实得近乎于窝囊的人。不懂专业，是个外来户，在正阳县一无根基、二无后台。生活中又常常是不老实战胜老实，四清工作队把他硬塞给了正阳县医院。院长的位子还没坐满三个月，造反派便开始夺权。他开始钻牛棚、进学习班、下农村被监督劳动。做了官场争斗和两派较量的牺牲品，很快医院就把他忘记了。也许他留给人们的记忆本来就大浮浅了。——我糊模记得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发生在这位老先生身上？或许另有一个前院长也未可知。
天已黑透，像翻砂浇注出来的铁块。只听风吼已看不见沙扬。看来真正强大的还是黑暗，包容一切，消化一切，温厚而深不可测。火车披着一身风沙，像个可怜的爬虫，慢慢蠕动。车头前面的探照灯像软弱无力的触须，很快便被宇宙黑森森的大口所吞没。这种时候，这种气候，蹲在火车站上，更觉无限孤寂。大家都是过客，都有一种冷落的凄苦感，情不自禁地要互相靠近，共同抵御这孤寂。
“刘老先生，您现在又回到医院了吗？”
女儿抢着回答：
“倒霉的事有他，好事还能有我们的份吗？人家落实政策回来都是升官进级，至少也是官复原职。等着我爸的是，平反的同时必须办理退休手续。如果他是院长，我会被逼到这步田地吗？”
她在外人面前竟用这种口气说自己的父亲。一个人太窝囊了连儿女的尊敬也得不到。
“你怎么啦？治病遇到了困难？”
“岂止是治病有困难，简直是往死里挤兑我！”小姑娘灵牙利齿，比她父亲可强多了。她略微寻思了一会儿，也许是认为我还靠得住，便原原本本从自己的灾难讲起
“我的腿是没有指望了，做过三次手术都不管用。从小就是四条腿在地上爬，像个动物。七岁开始拄着小板凳上学，学校就在家门口。上中学路就远了，来去都是爸爸背着我。初中毕业后就到县医院当了一名合同工，负责挂号。我心里暖和了，觉得活着有指望了，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每天起来从心里就想笑，愿意跟人说话，喜欢交朋友……”
去年春天，医院改革，实行招聘。全院的人都被招聘了，就是甩下了她。她去求院长，院长叫她自己到各个科室去问，哪个部门愿意收留她，院长就招聘她。于是她挨个科室去打问，乞求人家接收她。这才是正常人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残疾人形象：可怜巴巴，伸手乞求施舍。但是已经晚了，没有哪个科室愿意收留一个他们认为是累赘的人。却怂恿她再去找院长：“权力掌握在头头手里，他说要你你就留下了，他不发话谁敢要你！”
可不是嘛，她刚一离开挂号室，据说是院长儿媳妇的一个年轻女人就顶替了她的位置。嘟、嘟、嘟——小姑娘的木拐从楼下响到楼上，又沉重地从楼上响到楼下。爱多事的人故意打开门看她，不好多事的人见她来了赶紧关门。
我有一草莽朋友陆玉河。当年他没有职业，在老城皇庙的破墙底下练武卖艺，最拿手的是生吞活咽大铁球。比拳头还略大的铁球，吞吐自如，虽惊心动魄，并不恐怖，铁球上不挂一星一点儿的血丝。是真功夫，不是作假耍把戏。他模样粗砺，却藏着敦厚，身架奇高奇大，尽管双脚如船，也难以承受这庞大身躯的重压，看上去总有点摇摇晃晃。张开双掌，手指像一根根擀面杖，舞动起来呼呼带风，凛然生威。他不是喋喋不休地耍贫嘴，决非江湖油条可比。但看热闹的人多给钱的人少。我感到尴尬，为他，也为自己，把兜里仅有的一块钱捏了半天，终于掏出来给了他。我不是心疼钱，而是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出风头。我对他产生了好奇心：他的行气运功，他的吐纳之功，甚至包括他的生理结构。散场后他拉住我，从布袋子里掏出那张一块钱的钞票要还给我。我脸红了，十分不高兴。
“我尊重你，你倒把我当成了什么人？”
“同志，我走南闯北一眼就看出你是好人。没有你那一块钱就引不出后边这一堆钢镚儿。而且我还看得出你身上也有功夫。”
我把他拉到家里吃饭。当他看到我家里的气氛，知道我是个大学刚毕业的医生，显得很拘谨。唯恐我看不起他，吃完饭把那个布袋一翻，“哗啦”一声将钱全倒了出来，几乎都是钢镚儿。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别看我这个德性，并不缺钱花。别看你是医生，来钱没有我容易。”
我假装恼怒地把钱重新给他装回布袋：“我这里不是饭馆儿，你要老来这一套就不如到外边把我的饭菜吐出来，走你的。”
我们成了“铁哥们儿”。至今仍然很“铁”。不知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他瘸了一条腿。我很想帮助他治好瘸腿，对于像他这种会武功的巨人来说腿太重要了！他本人倒不在乎，在我面前很不愿意谈他的瘸腿。甚至不肯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让我看看瘸在何处。
这个小姑娘的遭遇也让我动心。但我更关心的是她的双腿——这该死的无可救药的职业病。如果陆玉河也要拄拐的话，非得打造一付百八十斤重的铁拐方能支撑他那巨型身架。她像所有有这种不幸遭遇的人一样，恨不得见一个人就倾诉遍心中的不平。倒把自己不幸的根源——残腿忘到了脑后。
“我爸爸最不愿意进医院的门口，为了我也只得硬着头皮去求吴院长，请他好歹给我安排个活干。每月给我点生活费就行，三十、四十不嫌多，十块、八块不疑少。我不在乎钱多钱少，只要能挣点就是个鼓励，活着就有指望，精神也似乎也有了一根支柱。对一个残疾人工资不光意味着是钱，还是一种支撑我活下去的精神力量。可他们偏偏就不愿意给我这种力量，不想让我对生活还抱有一丝一毫的希望。我和爸爸磨破了嘴，求了好几个月，院长才答应让我在门口负责分诊。他一句话就能救我一条性命，可求他开口有多难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