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输送带上搞了点儿小革新。焦安国不想叫小妹岔开话题，就直视父亲的眼睛：爸，钱凑齐了，你如果怕他们来抓人，可以先把罚款交了。依我说，一分钱也不交，一交了罚款就等于承认自己有错，既然承认以前错了，今后还干不干呢？岂不是把自己的后路给堵死了？不交罚款就是不承认我们有错，是他们想剥夺我们的秘方，以势欺人，搞打砸抢！现在已经不是“**”啦，妈，我们应该去告他们！先去地区，地区不行就去省，省里不解决问题就去北京，早晚会找到说理的地方。同时多写几份材料，报社、省委、中央，到处投诉，我不信就碰不上主持公道的人！
石破天惊。他们是叫人家吓破胆了，还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这件事。焦起周猛一听儿子的话心里有些发憷，等儿子讲完细一想，就知道这是眼下惟一的出路。倘若就这样认了头，只有死路一条，以后就再也不能行医治病了，难道还要重回老家去种地？真若落到那一步谁能甘心？不用说别人，武桂兰第一个先得被憋屈死！
儿子一席话比什么灵丹妙药都管用，武桂兰身子立刻轻了，觉得有股热流在身上冲腾逆折，血脉偾张，说话也有了力气：我看安儿说得对，真是没有白出去，到底还是在外边见的世面大，脑瓜儿想问题也不一样。人家不叫咱活，咱得自己想办法活下去。不等他们来抓咱，咱先去上边喊冤！
武桂兰的身子不再发软，脑袋也不晕了，说着话就抬腿下了炕：今天先把材料整好，明天我就去上访！
眨眼工夫，她的眼睛就变得像烈焰了，这烈焰把自己和家人对生活的信念与责任重又点燃起来。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家里的主心骨换成了武桂兰？
告状的材料是以她的口气按着她的意思写的，她要求简单明白，实话实说。上边的头头一准都很忙，谁有工夫看你的长篇大论？由安国执笔，写好了改，改好了抄，一下子抄出了十几份，该寄走的装进自己糊的信封粘好，该带在身上的用一张废报纸包好，一家人整整折腾了大半夜。
别看孩子们也跟着一块儿着急生气，可他们的脑袋一沾枕头，不大一会儿的工夫就都睡着了。武桂兰可说什么也睡不着，脑子像开了锅……
还是生安国的那一年，她像个死人一样躺在担架上进过运城火车站，实际上她还从来没见过运城是什么样的。明天到了运城，分得出东西南北吗？要是见不到领导怎么办？就是真见到了领导，人家有那个耐性听她讲吗？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怎么才能把自己的苦处说明白，还不让人家厌烦呢？
想不到恐惧和紧张竟也那么地**人，她越怕越要想，越想就越怕，越清醒。
她回想着一二十年来的酸甜苦辣，掂对着哪些该讲，哪些不能讲。心里贮满了的酸楚，似乎能从嘴里流出来……
她本质上是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女人，怎么会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要学杨三姐告状？白天脑瓜子一热，在丈夫和儿女面前吹下大话要去上访，而她深知自己骨子里极其软弱，她怕抛头露面地到运城去乱撞头，怕像求爷爷告奶奶一样地去见领导。
心慌意乱，索性睁开眼睛，屋里漆黑一团，她一下子仿佛跌进一种恍惚的幽深之中。但，这无言的黑暗又最解人意，让她觉得安全可靠。如果天永远不再亮，世上会减少许多烦心的事。旁边小女儿的呼吸撩过她的面颊，一如温暖的手指轻轻触摸着她。她不管心里如何翻江倒海，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瞪眼看着黑夜……当窗户刚一麻麻亮，她就坐了起来。
她一动，焦起周紧跟着也起来了。
桂兰问：睡了一会儿吗？
好像打了个盹儿。那就再睡一会儿呗
不行，你一个女人家，身单力薄，到运城又人生地不熟，我得陪你一块儿去。莫管焦起周平时脾气有多坏，家里出了大事，他还是个地道的男人，绝不推卸该自己负担的责任。
桂兰心里一喜：那行吗？
怎么不行？！
能这样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可武桂兰立刻又有了新的担心，身边有个大男人陪着上访，跟一个孤身女人进城告状，让人看着效果会一样吗？再说还有一层更无法说出嘴的顾虑——如果他们两口子都走了，当天肯定回不来，安国一早就得赶回矿上去，家里就只剩下两个女儿和郝武长，虽然说起来是干儿子，毕竟还是外姓人，大男大女的，能让人放心吗？可她没有说出口。
武桂兰下炕，抱柴火点火熬了一锅粥，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到小西屋里喊醒了安国。这么早能让安国睁开眼最困难，他一直在**腻乎到自己的闹铃大作。闹铃又连着一个什么开关，铃还没有响完，惊天动地的乐声又接上了。就这样吵仍然吵不醒他，他好像很沉得住气，颇有大将风度。
可一旦他睁开眼，就急得像火上了房，拿上个干馍就走。他是上早班，若不连跑带颠恐怕就会迟到了。
母亲已经盛了一碗粥端出来：喝了粥再走哇！
他的人早已经到了门外：不喝啦！
到矿上那么远，来来回回地就靠两只脚，太累啦。应该给安儿买辆自行车。现在上班的年轻人哪还有不骑车的？武桂兰站在门口，手里还端着粥碗，喃喃自语，像屋檐下尚未完全醒过盹儿来的鸟雀。
其实她也吃不下，只是强逼着自己把手上的粥喝了。她又从篮子里拿出几个昨天吃剩下的干馍，用干净布包好放进兜子，再把上访材料放好，给自己找出一件干净的浅色褂子穿上。
她只要认真收拾一下，就会是个看上去很有点品位的女人。可惜呀，平时她不是没有心境，就是没有条件。挣了这些年，忙了这些年，又挣下什么了？翻来翻去，还就这件长袖的褂子能够穿得出去……心里不免又泛起一股酸楚。自打这次出事以后，她一阵阵地老觉得自己活得冤得慌。
最婵和最芳也都醒了。最婵立刻下地帮着母亲收拾东西，最芳把下巴颏垫在枕头上，一对黑眼珠骨碌骨碌地跟着母亲的身子转：妈这么打扮一下还真漂亮！
被小女儿不知真假地夸了这么一句，武桂兰竞觉得自己的脸红了：我打扮什么啦，不就是换了一件干净褂子吗？
哎呀，妈还不好意思哪！最芳趴在枕头上笑得格格响。
武桂兰越发多心了：你们说我穿得干净了是不是不合适呀？
最芳嚷起来：合适合适一百个合适，进城不能太土气了。
桂兰仍旧犹犹疑疑：会不会被人误解，——这是来上访啊，还是走亲戚？
焦起周插上一句：我们去上访可不是去要饭，要给人以好感，得让人家看你像个大夫。
倒也是。桂兰从丈夫的眼睛里读出了耐心和鼓励，这回她的脸可真的感到发烧啦，红晕涌上脖子，很快地又吞没了她的面颊。不就是到地委向头头反映一下情况麻，东拉西扯，磨磨蹭蹭，搞得也太隆重了！
在中国，历来老百姓见头头都是一件隆重的事，头头越大排场也越大，说了归齐还是自己胆怯，老在寻找借口拖延……天已大亮，真该动身了。她又嘱咐两个女儿：晚上我跟你爸不一定能赶得回来，睡觉前一定要把屋门插好。
两个人终于踏出了屋门。
不要说他们夫妻俩，就是他们双方的祖上也都没有干过这种事，他们心里忽然生出一种类似出征的悲壮感。
郝武长也起来了，他拿起扁担要去挑水，焦起周说：我们走啦，不管早晚会尽量往回赶，家里你就受累给照应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