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申树楷很自信。到了营口后，他先用心了解号内号外情况，做到胸有成竹。号外的情况是：甲午海战正起，营口地区人心不安，存款者纷纷提现，借款又无法收回，再借者也不敢借予；接着，日寇侵占营口，又引起社会混乱，各票号的大宗业务基本没有了。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业务停顿，濒临倒闭；各票号对接踵而来的日商，不仅不敢交往，而且怀有极大的敌对心理，日商对中国商民更怀有戒心。营口票号号内的情况是：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原本实力雄厚，支垫能力颇强，借贷期限都可适度放宽。但由于前任经理在急剧动**不安的形势面前，畏首畏尾，谨慎有余而胆气不足，故使分号陷入步履维艰的困境。申树楷在调查了解到上述情况的同时，又对号内其他人员进行了详细考察。办完交接手续后，申树楷便对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他起用了熟悉营业情况的原管账先生为协理，协助整顿号务；其次，他力排甲午战争后中日双方的敌对情绪，鼓励伙友放大胆：广与日商开展金融业务，为消减中日商人疑虑，他还专门雇用了几个日本人为其跑街上市，招揽日商生意。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作，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的生意日渐好转，很快复苏回生，并且逐步扩大，重新兴盛起来，营口票号成为合盛元票号十四个分号中效益最好的分号之一。从此，申树楷在财东和总经理的心目中，信任度逐渐增加，这也为申树楷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好的基础。
三、毛遂自荐，赴日本创海外票号。
申树楷任合盛元票号营口分号经理后，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吉林边陲城市丹东设立支号，不久又在朝鲜的新义州设立了代办所，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将新义州代办所改为支号，并增设南奎山支号。这时，他看到了洋人在中国大肆开办什么丽如、汇丰、麦加利、汇理、道胜、德华、正金等名目繁多的银行。这些银行盘踞了中国的京、津、沪三大要地，以及汉口、广州、重庆、哈尔滨、昆明、营口、青岛、济南、大连、旅顺、长春、铁岭等各大城市，而且有增无减，于是产生了到日本设立票号分号的想法。其后和财东、总号经理研究，一致认为有必要在海外设立分号。他们觉得自己办的票号，和银行一样。洋人可以在中国设立银行，其利在彼，不仅各国的财政借其得到扩张，而且我国的权利也被其侵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到他国设立票号？当时，我国在国外从事商业的人日趋增多，去外国的留学生也不少。特别是中国到日本的留学者更多，出使日本的人员也较多，日本商界对华贸易频繁。这些都得通过外国的银行汇兑，因此利源外流，中国商务大受其阻，所以有必要到日本开设票号，与日本展开金融争夺。可是，让谁去日本承担开创票号的征途呢？申树楷看出了财东和经理的难处，自荐愿去日本。他说：“洋人在我国遍设银行，挤我票号，夺我权利！我们的票号为何不能到外国设庄呢？日本与我国隔海相望，商务交往义多，若东家和大掌柜信任我，我愿闯闯日本，把咱合盛元分庄开起来！”财东和总号经理在仔细研究后，同意让申树楷去日本设立分号。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申树楷率若干伙友，携带一笔巨款，去日本创办票号。到达日本后，一切都是陌生的，面对的困难非常大，但他毫不退缩，不厌其烦地向日方呈办各种手续，四处奔波，寻找关系，打通关节，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4月30日把合盛元票号神户分号创办起来，当时，在日本叫“合盛元银行神户支店”。接着，中树楷便着手在东京等地设立出张所。不料，日本政府不准外籍商人在东京私自开设银行，必须报清该国政府最高机构核准方可。面对阻力，申树楷毫不动摇，终日奔波于日本官方各署，四处呈文申请。同时，不得不再次恳请中国驻日本领事及驻日本朋友在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中周旋，花费了很多资金。经过半年的时间，终于在清廷总理外务部和硕庆亲王签准下，日外务部照会日本驻中国大使转达了中国政府的意向，又经中国驻日本领事再向日本的大藏大臣坂谷芳藏再次转达并递交证明书后，才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克服了重重困难，冲破了重重阻力，申树揩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0月相继在东京、大阪、横滨及朝鲜的仁川等地设立了出张所。这些支店和出张所，皆由申树楷经理统管。支店和所有的出张所除汇兑出使人员的经费及官生留学费用外，也为日本商界搞汇兑。当时，在日本的这些分号汇兑银两，多往上海和天津等地。日本出口的主要是火柴、海味、杂货等，中国出口的物品主要是豆油、豆饼、大豆等。由于中日贸易不断增多，汇兑额也不断扩大。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及次年，汇兑额达到2000多万两白银。从此，合盛元票号日本分号在日本站稳了脚跟。由于申树楷办票号有方略，日本、朝鲜及我国东北等地的分号比原先扩大了三倍，合盛元票号这个账期红利创下了每股1．4万两白银的最高记录，创造了合盛元票号历史上少有的辉煌，昔日，合盛元票号在山西同行间就负有“人材称盛”的盛名，申树楷在日本设立分号后，同行又称其为“识时者”。合盛元票号之所以能够取得以上这些成绩，是和申树楷等人用开拓进取的精神，创设海外票号分不开的。
四、票号关门，回归故里。
申树楷在日本创立票号后，积极性很高，成绩也很大。然而，正当合盛元票号在日本渐成规模，以待进一步察看形势，准备将日本办票号的经验推向西洋南洋各埠，继续扩大业务，以挽回中国利权之际，中国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清朝政府垮台，接着是军阀混战。在天下大乱之际，有的票号被抢，有的票号被烧，有的票号经理携银潜逃，再加上纸币不断毛折及各种保守思想的阻挠，终于将票号推向了衰亡的深渊。在劫难逃的合盛元票号自然也无法逃脱厄运，先是贷者不还，债者相逼，继而运调失灵，经理、伙友潜逃，甚至分号经理被官方拘捕。此时，虽有申树楷挣扎其间，也无济于事。最后，合盛元票号只好撤尽国内外分号，宣告歇业。从道光十七年（1837年），山茶庄改组为合盛元票号，到民国3年（1914年）歇业，历经77年。
合盛元票号歇业后，申树楷还为郭财东处理若干散伙的事务。经过几年善后工作，于民国9年（1920年）为合盛元票号苦苦收拾完残局后，申树楷回到他的故乡祁县申村，时年仅44岁。回家后怎么办？种地不会，干其他行业不熟悉，于是，申树楷在申村开了一个叫“永祥泰”的杂货铺，以此为生。但开杂货铺也不好办，先是军阀混战，后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再后来又是阎锡山的残酷统治，“兵农合一”、“三自传训”。在这样的战乱年月，经商也是困难重重。好容易到了全国解放，但申树楷年事已高，于1950年在家病故，享年74岁。
申树楷创立的合盛元票号日本分号，虽然随着国人票号倒闭而倒闭了，但申树楷那种不畏强手，敢于闯入日本腹地创设票号，争夺利益的魄力和精神是伟大的，是长我志气的爱国之举，是中国资本家竞争实业之先声。然而，山西票号就在这个时代变革的浪潮中，出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没有能把握住自身改革的历史时机，最终走向了失败。但是，申树楷这位敢闯东瀛，在海外创立票号的历史功臣的功劳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8．乔贵发：乔家发迹始祖
乔贵发，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出生于山西祁县乔家堡。少年时父母双亡，由外祖父养大。18岁时，只身奔赴口外，先拉骆驼，后来自己做买卖，卖豆腐、卖豆芽、开草料店，后又开广盛公店，发财后回家乡娶妻生子。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乔贵发69岁时告老还乡。乾隆五十四年（1790年），乔贵发72岁时去世。
一、出身贫寒，父母双亡。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乔贵发出生于山西祁县乔家堡一个只有几亩旱地的农民家庭，7岁丧父，10岁时母亲去世，从此成了孤儿。无依无靠的乔贵发，不得不寄食于祁县东观镇外祖母家。但是，外祖母和外祖父很快也相继去世。舅母不喜欢他，不情愿让他在家里白吃白喝，因此，对乔贵发十分歧视。舅母的一举一动，小贵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间。但是由于年龄还小，不能独立生活，只好忍受舅母的羞辱一天天地长大。
乔贵发年纪尚小，但整天不是推磨做豆腐便是做其他杂活，因此不能上学读书，更难得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耍。然而，这样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将其击倒，反而磨炼出了乔贵发坚强的性格，同时他也学会了做豆腐的简单技术。稍大后，能独立生活了，他便离开了舅父家，回到了祖居乔家堡。从此，自立门户，开始了他孤独的生活。回到乔家堡后，种养只够维持自己生计的几亩旱地。地里的活儿不多，他就给人家打短工，一方面能挣点钱，另一方面还能混口饭吃。这样的生活也挺自在。可是，由于年龄一天天长大了，同龄人一个个娶妻成家了，却没有人给他操持婚姻大事，乔贵发逐渐变得沉默寡言了。祁县农村，每逢红白喜事，行互相帮忙的习惯，乔贵发回到乔家堡村不久，便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在帮工时，热热闹闹，吃吃喝喝，也很快乐，但看到别人成家结婚，自己老是光棍一条，心里总不是滋味。乾隆元年（1736年），有一天，比乔贵发小两岁的侄儿结婚，他头一天干了一天活，帮忙到很晚才回家，回到家里又想了好多不愉快的事，睡得迟了，第二天醒来赶到喜宴上时，迟到了，恰巧被席宴上的总管看见，遭到了总管冷言冷语的讽刺。乔贵发本来是新郎的叔伯辈，又上着一份礼，吃中午饭时，本应该给他安排一个体面的席位，但总管却并没有这样做，乔贵发心中很不高兴，晚上回到家里，思前想后，心中闷闷不乐，觉得在村里处处被人小看，实在没有自己的活路了。血气方刚的乔贵发，受不了这口气，一怒之下离村出走，只身到了口外。
二、背井离乡，独闯口外。
也许是不满现状，早有外出谋生的打算；也许纯粹是因为光棍一条，无牵无挂，一怒之下的冲动之举。宴席受辱后不久，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时候，乔贵发背上行李，离开了乔家堡，既没有人送行，也没有人陪伴。他只身悄悄地去了祁县的贾令镇。这里地居官道要冲，是南来北往的商队必经之地。因为这些商队中，常有祁县人来往，乔贵发一听到祁县口音，便给人家帮忙，混熟了后，他便随这些商队去了口外。到了口外后，脑子聪明伶俐、身体又结实的乔贵发很受人欢迎，听他又是祁县口音，是山西老乡。在山西商人集中的地方，很容易找到事情做。这时的乔贵发，不怕苦也不怕累，选择了吃大苦而挣钱多的拉骆驼的活计。他一年四季走在路上，吃在路上，睡在路上，风餐露宿，风雨无阻，不停地运送商品。北起归化城，南到汉口等地，由北向南途经内蒙古、山西的右玉杀虎口、宁武关、太原、祁县子洪口、武乡、沁州、潞安府、河南开封等地到达汉口，这是乔贵发常走的路线。乔贵发在这条商路上走了几年，愈往北走，条件愈差，愈往南走，条件愈好，虽然他这几年遇到了种种痛苦的遭遇，但也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悟出了一些经商做买卖的道理。后来，乔贵发又到了萨拉齐厅老官营，用多年积攒下的钱开了一个豆腐铺，同时还做生豆芽生意。这是他小时候在外祖母家学的手艺。由于这里没有做豆腐、生豆芽的，独家买卖上市，故此吸引了不少顾客。特别是山西人，在蒙古能吃到豆腐、豆芽，很不容易。因此价格看好，利润可观。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乔贵发急需找个帮手。这时，他想起了种菜卖菜的老秦。老秦是徐沟县大常村人，和乔贵发也算半个老乡。他找到老秦，把合伙做买卖的事情一谈，老秦满口答应。于是二人结为异姓兄弟，合作做起了磨豆腐、生豆芽出卖的小生意。从此，二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意也很快兴盛起来。可是由于别的人群起跟风，做豆腐这种买卖，在萨拉齐很快就发展了好多家，打破了他们独家经营的局面。乔秦二人合计，准备放弃做豆腐的营生，另谋别的生意。
乔贵发和老秦决定放弃做豆腐生豆芽的生意后，离开萨拉齐，去包头一带的西脑包（今包头市东河区西部），这里是山西商人做买卖到蒙古西部草原再到宁夏的必经之地。当时这里还不繁华，但前景可观。乾隆六年（1741年），乔秦二人在这里置地盖房，开设了一个草料店，并兼做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后来又进一步兼营打造银器。当时规模不大，也没有什么正式字号。但由于二人同心协力，精打细算，苦心经营，加上待人接物态度好，生意日渐有了起色，买卖颇为兴隆，为以后事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当然，他们的事业并非一帆风顺，中间曾有几年，由于种种原因，生意做不下去了。乔贵发回到乔家堡老家种地，只留下老秦一人在包头看守摊子，维持惨淡经营的门面。乾隆二十年（1755年），包头一带粮食大丰收，粮价一降再降，特别是黄豆，价格更便宜。老秦为了给以后做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购存了大批黄豆。不想，到了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黄豆竟成了缺货，价格不断上涨。这时，老秦看到有利可图，就把购存的黄豆，售出了一批。这样就赚了一笔钱。老秦认为买卖已有了转机，便亲自回到祁县把乔贵发接到了包头。乔贵发再到包头后，二人一商议，为他们的店铺起名为“广盛公”店，也就是一个杂货庄。经营了一段时间，生意较为红火，但他们发现，商业中心逐渐向东河区转移。随后，乔秦二人又将广盛公店迁移到了东前街（今包头解放路），经营范围也有了扩大，加上经营有方，收益一年比一年好。几年后，在东门大街路北购买了几亩地。修建了一座屋宇广阔的大房院。从此，结束了广盛公店，新开了广盛公号，成了包头一家颇为像样的商业字号了。这时，乔秦二人也结束了他们既是东家，又是掌柜，事事都亲自干的小店铺的局面。聘请了经理（掌柜），主持全面业务，扩大了经营范围，绸缎、布匹、副食杂货，不分行业，能赚钱的应有尽有，但主要还是油、酒、米、面“六陈行”，也做些粮盘、钱盘等投机买卖，有时还贩运马匹到河南等地出售。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年已48岁的乔贵发回原籍祁县乔家堡准备娶个老婆，这时有一个姓程的寡妇，还带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名曰全德，这个寡妇愿意嫁给他。本来，乔贵发这时已是腰缠万贯的富商，在包头娶个老婆是不成问题的，但他觉得自己年龄已经大了，长年在外，家里又无亲属，屋里需要一个内当家的。为了顾及他能在外安心经商，家中又能有人主持家务，乔贵发想定主意便和寡妇程氏结婚了。婚后又生了两个儿子，那就是乔全义和乔全美。
乔贵发在包头做买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做过一次赔本的买卖。
乔贵发来内蒙古后，谋什么成什么，尤其是率先买树梢（农民春季急于用钱，向商号借支银钱货物，以种青苗庄稼作抵，议定极低廉的价格，到田禾收获后，照议定的价格交粮，俗称这种投机买卖为“买树梢”），得了暴利。人们称赞他，羡慕他，他的头脑便开始发热。有一次，他把店铺生意交给老秦管理，自己再一次搞起了“买树梢”。他带上了足足够的银两，到了土默特川上，这次“买树梢”，他既没有做认真的分析，秋后粮价是涨是降，也没有过去买树梢时那种辛苦扎实的农田收成察看，在具体定价付钱时精明的讨价还价也没有了。像这样漫不经心地做买卖，对乔贵发来讲还是第一次。粗心大意的结果，造成了秋后的市场粮价大大低于他买树梢的定价结果。乔贵发终于在这次买树梢中栽了个大跟头，几乎把老本都赔光。幸亏平时声誉较好，再加上顾主和同行的支持，乔贵发才有了喘息和恢复的机会。这件事本来是乔贵发一人所为，他也觉得自己应负主要责任，承担全部损失，但老秦很厚道，还是共同承担了这次亏欠。从此以后，乔秦二人一致努力，把他们的广盛公号办得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不仅还清了巨债，而且买卖越做越好，生意越做越大，很快乔秦二人的买卖步入了稳步发展的时期。这时，乔贵发已经快70岁了，乔秦二人在名利双收的情况下，于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告老还乡，由三儿子乔全美继承父业，主持了业务。乔秦二人告老还乡后，虽然脱离了商业字号，但是，身心也没有完全闲下来。老秦在徐沟城内购置了大片土地，起房盖屋，过起了财主的气派生活。对吃穿极为讲究，就拿吃来说，不论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中游的，山上长的，树上结的任何美食，秦家都要享受。乔贵发告老还乡时，年龄已69岁，但他没有像秦家那样大兴土木，大吃二喝，只是在其院址上盖了个比较像样的四合院，吃的也很普通。另外，乔贵发和老秦做买卖时，他是老大，吃苦多，动脑筋也多。特别是买树梢赔本，更使他终生难忘。几十年的商业经营，使他深知做买卖的艰难，也懂得了做买卖有赔有挣，必须做到既能赚得起，也能赔得起，思想上要做到有备无患。因此，他把能挣下的钱储存起来，以防不测。除此之外，他还经常教育三个儿子，教给他们做买卖的道理、做人的道理。他还再三强调，乔家必须代代不忘艰苦创业的辛酸。乔贵发常给儿子们讲他艰苦创业的历史，讲他粗心大意、“买树梢”赔本的历史，让他的后辈永远保持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业的习惯。乾隆五十四年（1790年），乔贵发去世，享年72岁。
9．阎维藩：被选为首席议员的票号经理
清咸丰八年（1858年），阎维藩出生在祁县下古县村一个贫寒人家，光绪元年（1875年）人开始在平遥蔚长厚票号当学徒。光绪二十年（1894年），因经营思想与东家有了冲突，故谢辞回乡，后又任祁县大德恒票号任经理。民国8年（1919年），山西省银行成立，阎维藩任经理：除此以外，阎维藩还做了许多有益于公众的事业。1946年，被选为首席参议员。1949年1月13日病故，享年91岁：
一、弃儒从商，初入蔚长厚。
阎维藩，字竹圃，祁县下古县村人，出生后因家境贫寒，一直没有上学读书，在家里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治七年（1868年）阎维藩10岁那年，在他的再三请求下，父亲才让他上了学。但几年之后又因家庭贫困而失学。后经人介绍，到平遥蔚长厚票号当了学徒，走上了弃儒经商的道路。到了平遥蔚长厚票号后，由于虚心好学，故进步很快。又由于他应对如流，非常灵巧，深得伙友的好评，掌柜对他也极为器重。出徒后，被派往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当伙计。之后，他有幸结识了福州都司恩寿，并与之拜了把子，结为金兰之交，终于获得了公款的经营权。从此，福州地方经费和军饷调拨全由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经办，从而使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的生意出现了连年盈利的局面。阎维藩和恩寿交往，一方面带来了很多好处，使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的盈利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给阎维藩添了不少麻烦，当时，清政府统治腐败透顶，买官卖官风气盛行，恩寿为了升迁，需要一笔钱进行贿赂，便求助于阎维藩。阎维藩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恩寿还是有前途的，便同意给他垫支。他问恩寿需要多少，恩寿举了一下拳头，又伸了一下巴掌，阎维藩以为恩寿要垫1．5万两白银，就答应下来了。可是，恩寿说要借15万两，这下难住了阎维藩。借吧，数额太大，不借吧，两人又是拜把子兄弟，而自己也已经答应了。最终，他认为恩寿前程肯定会前景光明，将来不会亏待蔚长厚票号，就私下拿了15万两白银，让其进行了贿赂。这件事，后来让平遥蔚长厚总号发现了。阎维藩违犯了号规，总号派人前往查处。可派去查究的人到达福州时，正遇上提拔恩寿为汉口将军的圣旨下达。因此，查处之事也只得从此作罢，不了了之。但是这件事后，阎维藩思想颇为恼怒，总觉得丢了面子，如果继续在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呆下去没什么意思，便准备离开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号，另谋出路。
阎维藩觉得要福州无法干下去了，便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恩寿将15万两白银的本利还清后，辞职还乡。当他路经汉口时，恩寿亲自带领大队人马隆重迎接，并行过街，好不威风，一路有说有笑，进人恩寿私邸。在汉口，恩寿对阎维藩设宴款待，临别时，恩寿又亲书一札，让阎维藩带信给山西巡抚胡聘之，托其关照。谁知阎维藩回乡，又经恩寿隆重迎送之事，很快传到了祁县。大德恒票号财东乔致庸，欣赏阎维藩杰出的才能，而自己的票号正需要这样的人才，于是派孙子半路上将阎接回乔家，并聘为大德恒票号经理（掌柜），全权负责大德恒票号的业务，并与之结为儿女亲家。这时，正是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国内政局不稳，阎维藩为报乔致庸的知遇之恩，殚精竭虑，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分别采取“少存多放”、“南存北放”或“多存少放”、“北存南放”的策略，应对了当时的局势，从而使大德恒票号不仅没有受到战争损害，反而大获其利。很快，大德恒票号就成为晋商中最有活力的票号之一。账期由四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账期最高年份每股分红曾达到1万多两。各地分号也有了增加，这时，共有25处，分别设在北京、上海、天津、安东、汉口、平遥、太谷、介休、忻州、禹县、周口、孟县、博爱、清化、沈阳、营口、呼和浩特、张家口、开封、长沙、重庆、广州、香港等地。当时的业务，不仅有汇兑、存款和放款，还发行了银票与代办捐项。在经营管理上也不断完善，分工更细致，职责更加明确，各方面要求更严了，并且严格了规章制度。诸如收学徒川人要挑眉眼、看门弟，学徒三年不给发工资、换班（班期）回家（返里）须先到总号检查，不准单人出去看戏，不准赌博宿娼，不准挪用号银，不准自办店铺等。由于阎维藩为大德恒制定了严格的号规；又能认真执行，所以培养了不少人才。如贾继英就是一名代表。贾继英人大德恒票号后，在阎维藩的培养教育下，进步很快。阎维藩发现贾继英精明干练，有胆有识，能够独挡一面，便将他提拔为大德恒票号太原分号的跑街。贾继英担任跑街后，社会交往日广，在太原逐渐有了声望。1900年慈禧、光绪等人西逃路过太原时经济拮据，贾继英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大清江山短期内不会灭亡，万一大清江山亡于旦夕，票号也难于生存。于是，当场答应借银30万两，这件事向阎维藩汇报后，不但没有受到批评，阎维藩反而更加赏识这位青年人。后来，慈禧回北京后将沿路收的银两，存入大德恒票号，对大德恒票号的业务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由于阎维藩大胆使用贾继英，后来贾继英进步更快了，成了大清银行的第一任行长。阎维藩还非常重视发展实业，力主发展地方经济，在渠本翘等人领导的赎矿斗争中，阎维藩积极响应其的号召，开由大德恒票号出资白银3万两，支持赎矿斗争。民国3年（1914年），阎维藩又兼任了祁县益晋公司董事，后来，外国在中国设立银行，中国也设立过银行，阎维藩就向阎锡山提出建议，应将铜元局改为银行，这一建议被阎锡山采纳了，成立了山西省银行筹备处，由阎锡山任处长，让阎维藩具体筹办，征集股本，制定章程，编定营业计划。认定山西省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官私两项共集资本120万元，于民国8年（1919年）1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地址在太原市鼓楼街。首任总经理阎维藩，协理齐梦彪。山西省银行成立后，很快建立了董事会和监事会，通过选举，选出了乔尚谦、鲁奎儒、徐一清、王玠、贾继英、李步青、严慎修七人为董事；赵戴文、崔廷献、杨兆泰三人为监察；郝清照、阎毓芹等7人为候补董事；张汉杰等三人为候补监察。阎维藩将董、监事会建立起来后，又组建了组织机构，在太原设总管理处。总管理处下设总稽核、总文书、总营业、总会计及司券、司库，时称“四总两司”。另设太原分行对外营业。在各主要县城及地区也设了分行、办事处和寄庄。后来又在天津、上海、汉口、北京、石家庄、保定、绥远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山西省银行的用人制度，由于是曾任票号经理的阎维藩领导，所以也就沿袭了票号的一些封建旧习，如行员人行必须有社会名流或政界有声望的人推荐，找殷实铺保；人行后当练习生（即学徒），当学徒期间，只能站柜台，不给设座位，还必须给总经理、经理、协理等人铺床叠被，提茶壶、倒便壶、点烟沏茶、端饭、打手巾把。如不照此办理，就可能被辞退。行员的待遇也是三等九级，学徒期间每月只发3元津贴费，一等一级月薪140元，三等九级月薪6元。此外，在山西省银行，也和票号一样，实行了人身股制度，根据工作能力和贡献大小而评定人身股的多少，总经理最高，有的行员没有人身股。山西省银行一开业，民众信不过，阎维藩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提高信誉度，如延长营业时间，搞好服务态度，到处作宣传等。还采取了办票号时的特殊办法，那就是假运货，用骡驮假货，出出进进，来往运输，表示山西省银行资本雄厚。采取了这些措施后，营业额逐渐上升，盈利也逐渐增多。阎维藩尽管为阎锡山的山西省银行出了很大的力，但阎锡山还是对其不太信任。很快将徐一清（阎锡山的叔丈人）聘任为山西省银行总经理，换掉了阎维藩。
阎维藩还是一名为国为民尽心竭力的仁人志士。民国25年（1936年），“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时，阎维藩为抗日救亡捐献了5000元，并当众销毁了1000余元的借据。他说：“国难当头，身家性命难保，还谈什么你借的、我借的！”1938年春，日军战领了祁县，想利用阎维藩的声誉，统治祁县人民，在汉奸带领下，日本军的铃本团长专程来到下古县村，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要阎维藩出任日伪祁县县长。阎维藩绝意不去，又不想硬抗，便采取了软的办法，装聋作傻，30分钟上了四次厕所，语无伦次，胡言乱语。铃本看着面前的“精神病”患者阎维藩，大为所望，将带领他的汉奸训斥了一气，扫兴而归。阎维藩不但不给日军卖力，还暗地里为抗日战争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他经常向抗日军民献粮捐钱，并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希望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把日军早日赶出中国去，表现出了一个中国人的气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积极为根据地的民众办了很多好事，得到了革命政府和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所以，1946年3月，共产党领导下的祁县革命政府在祁县下古县村召开的全县代表大会上，选举参议员时，阎维藩被选为首席参议员。当选为参议员后，他革命热情很高，对解放事业表现了高度的热情，积极参加参议会，提供合理化建议。并捐助政府白洋4000元，小麦3万斤。在秋天的土地改革中，以开明绅士对待。1949年1月13日，阎维藩病故。
10．乔映霞：参加过同盟会的晋商财东
乔映霞，光绪元年（1875年），出生于祁县乔家堡乔家，乔致庸之孙，乔家第五代掌门人。乔映霞青少年时，正值康梁维新变法，他崇拜康梁并对孙中山推崇备至，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倡办教育，改革陋习；主张禁烟，破除迷信；经商有方，善于筹划。民国10年（1921年），移居天津，1956年在北京病故，时年81岁。
一、生于富商之家，追求思想进步。
乔映霞，字锦堂，乳名成义，乡人称其为成义财主。乔家世代经商，到乔映霞的祖父乔致庸时，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富商巨贾。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乔家的生意。乔家的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市面，“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谚一直流传至今。乔映霞的父亲是乔景仪，过继给伯父乔景岱，人称“务财主”，为人机警，善于交往，久住北京，经商之道熟谙，是一个行家里手，后因在包头做霸盘遭忌恨，被人暗害身亡。乔映霞叔伯兄弟共十一人，他排行居长。乔映霞从小受过多年的家塾教育，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追求思想进步。在他青少年时期，正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企图通，过光绪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史称“戊戌变法”。他对康、梁十分敬慕。同时，向往西方文明，从而信奉了西方传来的耶稣教。乔致庸在世的时候，儿子辈仅剩三子景俨，乔致庸死后，本来由乔景俨当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乔景俨性格内向，不爱言语，不愿和人交往，所以，乔致庸一直没有让乔景俨掌握家政管理商业。而景俨也对乔家的商务不感兴趣，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而长孙乔映霞，脑子灵活，善于交往，而且从小学习用功，成绩优良，知书达理。所以，乔致庸把希望寄托在乔映霞身上，对其进行了认真的培养，言传身教，并让映霞处理一些商务。因而，乔映霞在商务方面很快就成熟了。但是，儿子辈还有一子，不能把家产全部交给映霞管理，更不可能让其掌握家政。所以直到乔景俨去世后，乔映霞才正式当了家。他当家时，正赶上辛亥革命。由于他思想进步，倾向西方民主，所以他积极地响应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他率先剪掉象征大清子民的长辫子，又脱掉了长袍马褂，穿上了西眼洋装，被人们称为“洋少爷”。乔映霞非常仰慕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还在天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他的举动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有的人反对，有的人支持。总之，他的这些行为，在晋商人物中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