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原王朝，对外的扩张是一步步进行的。
具体表现，就是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农耕文明的步步外延。从首都开始，把周边地区变成直接管辖的地方；再往外，搞不定的地方，先进行军事占领，然后进行屯田，军屯或者民屯；如果这个地方确实已经有大量的异族存在，又无法进行大规模肉体消灭，那么就进行“改土归流”[12]，先羁縻，后汉化。
其中这个汉化是最厉害的武器之一。
所谓“汉化”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应该叫做“文明化”。因为在古代世界中，中华文明是长期以来领先世界的文明，至少也是大幅领先中国周边地区的一种文明。中华文化以文学、艺术、科技、服装、建筑为载体，非常深远地影响着几乎所有周边地区。在周边地区的异族眼中，中华文化才是真正的文明，模仿中华文化才是文明的象征。
汉化这个大杀器一亮相，周边异族都自惭形秽，恨不得给自己找一个汉人祖先；中原王就是这样利用农耕文明，以文化的输出为结果，吃一块，羁縻一块，消化一块。当吃掉的国土消化不良的时候，就会有战争。
那么，大隋和大唐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因为汉人最早离开中原核心区的大扩张，上承自汉武帝，他老人家是鼻祖。不管大隋还是大唐，只要是一提汉武帝的“自古以来”，都能找到理论依据。
汉武帝大幅度拓展了四个边疆：
西北，丝绸之路的河西四郡；
东北，辽东地区的汉四郡[13]；
西南，越南北部的汉三郡[14]；
东南，兼并了东瓯国[15]和闽越国[16]。
其中，利用军屯民屯以及汉人农耕移民，消化得最好的区域就是河西四郡。所以，河西四郡，早早地就成了汉人的直接地方管辖区域。
东南方向上，太热，不适合农耕移民。直到两晋时期的永嘉南渡（见“衣冠南渡”），才开始进行彻底消化。
西南方向上，太热，不适合农耕移民。直到冷兵器时代结束，中原王朝都无法消化这块地区。
东北方向上，也就是大隋和大唐征讨的高句丽这块地方，当年汉武帝就曾经设置过汉四郡。但这块地方，太冷，农耕民族一直没法用移民种田的方式彻底占据。所以别说隋唐了，这块区域就算一直到明代，都存在严重消化不良的情况。
朝贡体制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原王朝皇帝才是决定这个体制的唯一权威。
羁縻、藩属、普通朝贡国，都必须对中原王朝进行形式上的效忠，并且明确自己所处的地位。是羁縻的不准私自变成藩属，是藩属的也不准随意成为普通朝贡，否则就是僭越。羁縻、藩属、朝贡国的首领和国王，都必须在形式上由中原王朝皇帝进行册封，否则就是非法的。
然而，所有的前提，都必须是中原王朝能够有力控制全局的情况下，比如像明成祖朱棣，藩属国甚至朝贡国有作奸犯科的，千里万里都要抓到北京来治罪。中原皇帝实力不够的情况下，他的天下观可以受到挑战，但是不能影响到中原汉人传统区域的根本利益。
帝国的损失，仅仅只是面子而已。
那么我们再回到我们问题的本身，讨伐高句丽的实质是什么？
中原王朝的天下观受到严重挑战。不管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高句丽都是阳奉阴违，严重挑战了朝贡体制下的政治外交程序，这种情况延续到了唐太宗、唐高宗时期。于是，中原皇帝的出兵理由是高句丽“不臣”。
要知道，当时的高句丽占据的是辽东和朝鲜北部，这块地区，在当时的农耕文明程度下，汉人移民没办法填满和消化，所以只能用羁縻或者藩属的方式来进行管制。高句丽占据的地区，恰好是当年汉武帝拓展的汉四郡，而“自古以来”，中原拥有汉四郡的最终解释权。然而，河西四郡是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因为陆路外交渠道就是河西四郡。相比河西四郡，辽东汉四郡，远远谈不上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帝国需要的只是面子。
当然，中原王朝的弹性在于—进一步，法理上可以讲汉四郡时期的自古以来；退一步，则可以用朝贡制度进行有效约束；底线是，高句丽自己可以“不臣”，但是不能够带着半岛南端百济、新罗这些小兄弟一起学坏。
隋炀帝时期，这个弹性拿捏得并不好。
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隋炀帝为了保卫河西四郡讨伐吐谷浑，是必要的，因为那是保卫河西走廊的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而讨伐辽东，则是不必要的。因为除非朝贡体系被严重破坏，东北方向并非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
虽然，唐太宗时期的国力也是有限的，但是，唐太宗尤其到了唐高宗时期的高句丽，同百济结盟，时刻准备灭掉朝鲜半岛的大唐藩属国新罗。在这种情况下，高句丽已经不仅仅是“不臣”的问题了，这是朝贡体制被破坏，很有可能土崩瓦解。往深处考虑，这已经是企图挑战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同心圆天下观”的问题了，那么讨伐辽东就是必要的。
简单点讲，朝鲜半岛问题，是中原王朝的核心利益，唐太宗、唐高宗时期，这个利益被高句丽严重挑战了。这也根本不是单纯的面子问题了，战争是必须要打的。而在隋炀帝杨广时代，这个仗打得徒耗国力，就没那么必要了。
说到底，隋炀帝杨广想要做到文治武功，毫无疑问是太心急了。
很快，反隋的浪潮就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