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不是年轻的李世民，当然也不是一个冲动好斗的愣头青。公元617年这一年，李渊已经是一个年过半百的政客，在政坛上摸爬滚打了半辈子。自己表弟杨广治理下的九州大地，早就狼烟四起，什么胡人汉人都可以面南称帝，什么布衣白丁都可以揭竿而起[23]，难道李渊不想吗？况且李渊也知道，民间早就流传着一个“当有李氏应为天子”的传闻，之前不管李密或者李轨，早就自己对号入座了。
然而，李渊考虑的，是一个造反成本的问题。
造反成本之一，个人名誉和政治前途问题。
要知道这一年李渊已经五十一岁，对于古人来讲，这个岁数已经算是知天命了。自己当了大半辈子的忠臣良将，这个时候起兵的话，需要承担的风险太大，一着不慎则满盘皆输。一旦失败，自己的一世名誉将毁于一旦，历史书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
造反成本之二，造反的难度问题。
这一年，群雄并起，而李渊并不是军事实力最强的那一个，虽然自己是驻太原的最高军政长官不假，但手中能够直接调动的兵马不过几百。即便是通过自己雄厚的财力来招募士兵，也难保不会泄露机密被隋朝政府地方官员察觉。即便杀出太原，但相比动辄几十万人的农民军，李渊没有胜算。
造反成本之三，造反的合法性问题。
拉一杆子人马造反，不是难事。只要有人有枪有钱有粮，不愁这支队伍的发展问题。但是，出兵的合法性是什么？饥民造反并不需要理由，饿死也是死，战死也是死。但是李渊出身显贵，衣食不愁，至少还没有被生活逼到必须起兵反隋的地步。古代历史上，师出无名的仗，是万万不能打的。
还好，导火索适时出现了—刘武周。
刘武周是当年参加东征高句丽的老兵，战场上立功之后，衣锦还乡，在自己的老家马邑（山西朔州）谋得了任鹰扬府校尉（马邑武装部部长）的职务。
马邑也就是山西朔州，这个地方的位置非常特殊，这个地方虽然在地理上也属于今天的山西治下，但它距离中原核心区较远。马邑同南边最近的大城市太原，也有雁门关、忻定盆地等关山阻隔。这个地方反而与北部的草原游牧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马邑长期以来就是中原王朝与异族军事对峙的最前线。当年李广随同部队第一次出征，却无功而返的地方，就在马邑。
正因为如此，马邑这个地方民风剽悍，老百姓的人员组成也比较复杂。
这一年的二月，马邑地头蛇刘武周杀掉了马邑太守王仁恭，自称天子，起兵反隋。与此同时，刘武周联络北方的突厥，同突厥的始毕可汗谋划，希望能够联手入主中原，争夺帝位。始毕可汗也不含糊，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
刘武周这次拥兵自立，在隋末实际上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然而，刘武周起兵的马邑，恰好是太原李渊的辖区。不仅是刘武周作乱，雪上加霜的是，就在不久之前，李渊还在同突厥人的作战中吃了败仗。
大隋王朝已是风雨飘摇，但李渊两罪相加，隋炀帝杨广居然还不忘给自己的表哥发“黄色通缉令”。一纸传票送到了太原，杨广要求李渊到江都的皇家军事法庭接受问罪。
这件事情让李渊豁然开朗。很多重大的历史选择，往往都是当事人被逼到没有选择余地之后的唯一选择。
如果大隋亡了，李渊无法独善其身，排山倒海的各路反王将会吞噬整个前朝官场；如果大隋不亡，李渊则就要去军事法庭，只要去了江都，那必然是十死无生；退一步讲，李渊今天不去江都，等隋炀帝杨广**平叛乱，腾出手来收拾残局的时候，李渊一样罪责难逃。
李渊的身家性命，必须掌握在李渊自己手中，尤其在这样的乱世。李渊的儿子们：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个个能够独当一面。这些孩子们连续几个月都在规劝李渊，只等父亲点头。
起兵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公元617年七月，李渊率领新招来的精兵三万，在太原誓师讨隋，并且发布了证明自己出兵合法性的战斗檄文。李渊的口号是“废昏立明，拥立代王，匡复隋室”。所谓代王，也就是杨侑，隋炀帝杨广的亲孙子，元德太子杨昭的第二个儿子。既然杨广不行，那么作为杨广的亲表哥，“匡扶隋室”拥立自己的表侄孙杨侑这样的话，在李渊嘴里说出来，居然是那样地令人信服。
李渊父子，剑指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