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公布后，北京各界人土一片哗然，这可是致命的70米！
其实人们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因为国家规划委员会规定，北京市的规划以故宫为中心，其他建筑必须配合故宫的外观。按规定，从故宫中心点向外望365度的视野范围内，不应见到任何其他的建筑物。故宫的城墙高有3丈，也就是说，站在故宫内朝外望，只能望到城墙和天空。离故宫的距离越远，建筑物方可逐步升高。
国务院批复的1991--2010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长安街、前门大街西侧和二环路内侧及部分街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
然而，东方广场大厦在“30米以下”的建筑高度区内，却拟建70余米高，显然不符合要求。规定高度只有40米。
除此以外，东方广场的土地面积比率也超出城市规划要求的7倍，所以这幢大厦不仅是过高了，而且过大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必然会夺去附近的故宫、天安门、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著名建筑的风头，会影响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心地位。
为此，专家们大声疾呼，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依法调整东方广场工程方案。
发展商不怕专家，怕只怕国家。
1994年底，中央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决定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抑制通货膨胀。对基本建设规模也作出了要求，即缩小以盈利为目的的高档建筑项目，凡不符国家规定，无正式手续的项目一律要停。
东方广场投资额超过了12亿港元（还未计地价），按国家规定，逾1亿美元的合资项目，须以市政府的名义向国家计委申请立项，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动工前须办理报批手续。然而原北京市政府尚未提出立项，就已开始动工兴建了，更不用说提交什么可行性报告与申请建筑施工手续这些文件了。再加上中央认定专家的建议有效，东方广场方案被认为严重超过了国家对城市规划的有关规定。于是，1995年新年刚过，东方广场就被强令停工了。
东方广场停工的消息一传到香港，全港各界立即一片哗然。
香港《新报》在1995年2月13日，刊出整版专题报道，导语称：“李嘉诚在港成功逾30年，富甲一方，乃香港首富，大众冠以‘李超人’称号，喻其创造财富本领超群，能人所不能。李氏在港叱咤风云，几达呼风唤雨、点石成金之境界。
“但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无论财富有多大，亦不过有如大海中的一条船，哪管你是航空母舰，抑或巨大油轮，始终，富不与官争。”
李嘉诚也知道“富不与官争”的道理，知道何时该进，何时该退。不久，长实集团便发布声明，表示完全服从中央路线，声明指出：
“由于东方广场地段所在地为北京旧城危房改造区，根据北京城市规划法例规定，有关地段必须按规划发展，该地段之内土地使用者，必须服从有关城市规划。长实认为北京市有关城市规划法例极为合理，同时，类似城市规划法例亦在西方国家及香港被普遍采用。任何到中国投资的外商均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任何希望通过国际舆论压力，而使其身处中国法律之外的做法均是不当的。”
李嘉诚的积极主动态度，充分显示了他做事果敢，知错就改的行事作风，同时也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成熟。
东方广场地盘停工后不久，新华社主办的中央级刊物《瞭望》周刊于1995年第3期载文，对东方广场发展规划提出批评：
“北京的东方广场大厦连同宽120米、高80余米的北京饭店东楼，将形成一个东西600余米、高七八十米的庞大的混凝土屏障。不但势压故宫，而且还会对仅1．2公里外的天安门广场的景观造成影响，将从根本上损坏北京内城的古都风貌。据了解，人民大会堂的一般建筑高度为31米，最高处才40米，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天安门城楼的高度为35米，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高度为38．9米。而东方广场大厦，面积为人民大会堂的4倍多，必将对上述直接体现全国政治中心的历史性建筑造成压迫感，使其相对尺寸变小，导致城市重心偏移，打乱以天安门为中心的首都格局。
……外商投资若遵守北京城市规划就赚不了钱吗？答案正相反。有关专家结合目前北京市的地价、拆迁费等对此进行了测算，得出结论：外商如按照北京城市规划的要求开发房地产，其回报率已超过100％，所获利润已属惊人。据了解，香港的房地产回报率为10％一12％，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房地产业大多还低于这一回报率，如悉尼为6％，新加坡为5％，日本则只有2％。
……在少数外商的种种不合理要求面前，北京的规划法规屡受冲击。高层建筑在旧城中心地区大有蔓延之势。针对这一状况，许多城市建设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烈呼吁，必须严肃法纪。如东方广场项目按现在这一方案建造，法制的严肃性何在？如果纷起效尤，北京的总体规划岂不成为一纸空文，还谈何古都风貌？
……在涉外房地产业务中，城市规模能否得到外商的尊重，事关主权尊严，是丝毫不容含糊的。”
这篇文章措词严厉，从文章标题“城市建筑如何走上法制轨道——北京东方广场的工程引发的思考”来看，文章只是就事论事，并未直接批评香港长实集团。
可实际上正是由于长实设计欠周全，才招来了这满城风雨。
李嘉诚也明白，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中国政府是不会做出半点让步的。但他又知道，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又不是不可变通的。于是，长实主动与北京有关部门协商修改方案，使项目不致胎死腹中。尽管这样会使东方广场计划遭受一点损失，但绝对不会亏本，只不过是少赚一点罢了。
这时香港某些媒体，依然在散布舆论说李嘉诚与北京市政府关系破裂了，地盘也被市政府给叫停了。
3月11日，李嘉诚向外界宣布，长实与北京市政府的合作非常愉快，只是方案需要修改而已。他强调，在任何地方建任何工程都要经商讨后才能最后确定，东方广场目前遇到的问题并不“出奇”。3月12日的《联合报》做了如下报道：
“有报道指出长实公司因工程延期及地积比率减小而有些损失，李嘉诚对此的回应是：‘鬼才有损失呢！’他说，面积多少完全无关系，内地地价与香港地价是天与地比。香港地价贵，香港最高时地价与起楼价为十比一，内地则全倒过来。
……李嘉诚又说，他现时‘无甚烦恼’，球照打、会照开。”
李嘉诚既然“开心”，长实的股东们也就放心了，长实股价并没有多少波动。
1995年4月27日，新华社发布电讯通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北京市市委书记陈希同受到处分，王宝森在分管城市建设中贪污受贿，且生活腐败……本来这些与长实、与东方广场工程没有丝毫的关联，但是香港却因此事而流言四起，其中有些流言，牵强附会地把东方广场与王宝森等牵扯在了一起。
东方广场现址已夷为平地，这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该项目不可能永远停顿下去。不久，中港双方即决定重新合作。合作方仍是长江实业，新方案这次自然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拟定、申报与审批，一切都慎之又慎。
直到1996年6月，形势终于有了转机。东方广场项目由国家计委报经国务院得到批准。东方广场一波三折，几起几伏，但总算大功告成了。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东方广场宣告全部竣工。
感悟：
一件事情的成功是不容易的，在此过程中，有可能遇上这样那样的困难，这就要求主事人要有灵活的头脑，有遇到问题能及时变更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主事人要有大智大勇。而这是在其一贯的为人积淀中点滴而成的，一方面，要主事人要多沟通、多铺路；另一方面，要做好及时的准备，不做事到抱怨，一定要对方做出改变的幻想。
李嘉诚在东方广场这件事上充分显示了其过人之处。李一向对祖国大陆多做善事，支援祖国建设，一切以祖国大陆的原则为基准，使自己的行为在大陆法律的许可范围之内，所以，最终促成了方案的落成。“做利国和利民的事，乃人生第一大乐事。”李嘉诚此语，可与吾等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