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汉光武帝一下处在了两难境地。一边是亲情所系的敬爱姐姐；另一边是为维护其统治而秉公执法的臣下。情与理孰轻孰重，让当事者一时难以作出明确决断。作为古代封建皇帝的家天下，我们很难要求其斩断亲情，绝对偏向法和理。在特殊的背景条件下，作为皇帝的汉光武帝，以“明罚暗赏”的谋略技巧来处理此事，的确不失其高明之处。这既给了湖阳公主面子，从而维护了姐弟之情，又挽救了属臣的一条命，并通过“暗赏”施恩于受委屈的部下，以特殊的媒介“三万钱”，无声传递着一种赞许或歉意。至于该案例中，或湖阳公主或洛阳令董宣，各自的偏颇就不多加评述了。
在现代处世关系的活动中，类似于该案例的情况还是有可能发生。如，当组织成员与外界发生冲突之时，为了维护组织整体的形象和利益，组织领导者极有可能首先“责罚”属下。即使是明知“错罚”，但为了对付危机顾全大局，也要这样做。这犹如有的家长，当自家的孩子与邻里孩子发生冲突后，为了不扩大事态及因孩子波及家长之间的关系，总是采取先“罚”自家人的做法，待紧张空气得以缓和再关起门来，明辨是非、“昭雪冤屈”。当然，“明罚”之后切不要忘记“暗赏”，即使是没有实物奖励，几许安慰宽心话也总应该有。这样，你才能与下级获得心理上的沟通，才能得到理解和支持，才能得以在以后树立起“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威信。
4、逆境逃生，状元实业救国大翻身
中日甲午之战，终于以割让台湾，赔款二万万两而告结束，日本还借此取得了在中国办厂的权利。为了抵制签约造成的恶果，中国掀起一阵阵设厂自救的风潮，一些封疆大吏亦有招商承办工业的动议。1895年10月，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奏清廷，请准许苏州、通州等地在籍京官于当地招商集资办厂，以抵御外国资本在这些地区的渗透。张之洞将在苏州，办厂之事委托给了因母病回籍的前国子监祭酒陆润庠，在通州办厂之事遂交让张謇承担。十分巧合的是陆润庠、张謇都是状元出身，因而长江南北一度众口皆谈“状元办厂”之事。
张謇作为新科状元，奉命集资办厂，又有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扶持，这条件本是够优越的了，按说企业应该能一帆风顺地兴建起来，然而一接触到严峻的事实，张謇原有的乐观情绪便立即烟消云散。
张謇在通州、海门、上海等地穿梭往返两个多月，才说动了潘华、郭勋、樊芬、刘桂馨、沈燮均、陈维镛等人，组成了筹办纱厂的董事会。经过会商，他们决定厂为商办，预计需集股金60万两。潘华、郭勋、樊芬三人为上海方面的董事，负责筹集股金的23；沈燮均、刘桂馨、陈维镛三人皆是通州、海门一带的花布商，为通州方面的董事，负责筹集另外13的股金。由潘华、郭勋总管银钱，并承担购纱机2万绽等事宜。张謇“自任通官商之邮”，负责官府与商董之间的联络。初步榷商后，张謇将这项规划交张之洞审核，并奏部立案。
1896年春，张謇选中了通州城西15里的唐家闸陶朱坝作为厂址，随后开始购买土地，建造栈房。仅此两项，已用尽通董当时所集的全部股金2万两，然而上海方面的股金却分文未见。原来潘华、郭勋根本就没积极开展集股工作。樊芬、陈维镛见此情景，都打了退堂鼓。
订约不过半年，六个董事中两个不积极筹款，两个毁约而去，工程刚刚开始，股金却已告罄。而作为纱厂主要生产资料的纱机还毫无着落，使张謇在迈向实业救国路途的启步之始，便罩上一层不祥的阴影。出师不利，并没使张謇沮丧和畏缩。数十年的磨难和挫折，使他性格超乎寻常的坚毅，也正是这种超人的坚毅，使他能在屡颠屡蹶之后，总是奇迹般地迎来转机。他推荐增补通海一带的典当商蒋锡绅和木商高清入董事会，希望主要以通海一带的商人绅士为集资的主要依托。但通海一带腰缠万贯的大户并不多，特别是因为地处僻壤，风气未开，人们不敢将自己的钱财轻意投入前所未有的新式工业。加之当时上海的民族纺织业十分不景气，又盛传湖北、江苏的许多纺织厂股息都付不出来，因此人们一听到劝入厂股的，便唯恐躲避不及。完全商办纱厂的方案成水中之月，张謇只好另寻途径。
恰巧此刻上海商务局道台桂嵩庆，正为一批锈损的纺机无法脱手大伤脑筋。原来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上时，下属南洋纺织局曾向地亚士洋行购买了纺机4万余绽。这些纺机连同锅炉引擎早已运到上海，却一直没有开封启用。到刘坤一接替张之洞回任两江总督时，这批机器已在上海滩搁置了3年，风吹雨淋，日渐锈损，每年还要花大笔的保管费，所以刘坤一要桂嵩庆及早降价处理掉。而当时上海纱市败坏，几个大纱厂都准备停办，或出售于人，一堆锈损的机器根本无人问津。
桂嵩庆在苦于无人购机之时，想到了正在筹办纱的厂的张謇，他先找到董事会中的上海董事郭勋，让郭勋说动张謇买下这批机器。张謇听说后，考虑到目前筹金已用尽，藩华、郭勋时常嘀咕“股不易集”，而且购买纺机的资金一时也筹措不齐，旷日持久，容易使人心动摇，便倾向于买下这批便宜货。经董事们共同商议，决定将原定纯商办改为官商合资，机器估价为50万两，作为官股。11月，张謇等人与桂嵩庆定立官商合资之约。订约前，桂嵩庆怕张謇等人反悔，主动提出，“愿集股五、六万为助”。
经过这一番调整商洽，使人员又多了，生产资料中的最重要成分纺机也有了着落，办厂之事又露出一线生机。但是事隔不久，潘华、郭勋突然告诉张謇，说他们无法按原计划筹措40万两的股金，只能各承担8万两。
到1897年春季，张謇在纱厂厂址一带陆续展开了奠基、浚港、筑岸、盖监工房舍等工程，但手中的资金用一点少一点，马上不敷开销了。工程都已铺开，势难中止，为了撑持局面，张謇迫不得已请求拨调官款应急。谁知此议一提，使张謇陷入了办厂以来的第一大险境之中。
潘华、郭勋二人自参与筹资办厂以来，对承诺一再敷衍，而且在决议事项时总是变化无常。董事会初成立时，他们自认集股金40万两，后又改为16万两，可在很长时间内未交一分一厘。与官方合资，他们又首鼠两端。此时此刻，潘华、郭勋又以“既用官机，复请官款，沪股顿散，即有亦不交”为由，声明不愿继续合作。沈燮均等通海一带董事，对潘、郭二人所作所为早已流露不满，指责他俩“前后闪烁支离”，不办实事，也不愿再与潘、郭为伍。这一年7月，潘华、郭勋退出董事会，股金的来源陷于枯竭。
张謇在纱厂建成之后，请通州著名画师单竹荪绘了《厂儆图》四幅，用以记叙他在创办纱厂时所经历的四次危机，并告诫后人毋忘创业的艰辛。
为了弥补潘、郭二人退董带来的损失，张謇不得不担起筹集资金的工作。他分别投书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商务道台桂嵩庆等。甚至一改士大夫清高傲岸的积习，向社会各阶层的人告贷。
在百般无奈之际，张之洞给张謇出了个主意，让他找盛宣怀帮帮忙。张謇在得到刘坤一的首肯后，与盛宣怀商议，各自筹集商股25万两，合领作价50万两的官机，在通州、上海各建一厂。这样，张謇的负担可减轻些。在签订领机协议时，盛宣怀许诺说，要替张謇筹集营运资金25万两，桂嵩庆也一再声明助筹五、六万股金。
潘、郭退董这段险情已涉过，张謇更加快了建厂的工程。1898年，盖厂运机，以及与此配套的修闸砌岸，建坝筑路、造桥等工程也粗见眉目。在这个节骨眼上，经常雇用的职员、工役多达五、六百人，“一切用款日紧月繁，其势决不可中缓，日盼各路集股之来”。但各路股金却屡催不应。
张謇把手中仅有的一点资金算计又算计，“东挪西凑，更番调汇，以资应付”，却始终摆脱不了“决踵见肘”之势。“往往甲日筹得一二万，乙日已罄，丙日别筹，而丁日又须还甲”，“口心相商，笔舌俱瘁”。不得已，张謇给盛宣怀又写了封信，让他别忘了当初已许之诺，践约寄款。可盛宣怀对此“百方腾闪”，一味搪塞，不兑现分文。张謇察知盛宣怀手中有一大笔铁路公司专款，一直闲置不用，放在钱庄里吃利息。便恳求高息借贷，以至“告急之书，几乎字字有泪”。可不知什么原因，盛宣怀不为所动。
桂嵩庆也在官机脱手之后，不复再提助筹股金的事了。原来他当初信誓旦旦，就是为了早日把纺机出售，以便完差。签字后，桂嵩庆就千方百计躲着张謇。张謇气忿不过，拉着桂嵩庆到两江总督衙门去对质，可是刘坤一也只不过说桂嵩庆几句，并没有严督桂将股金筹齐。
为了从逆境中挣扎出来，张謇溯江西上武昌，乞援于张之洞，没得到实惠。又返南京与刘坤一泡蘑菇，“下为商苦，上与官磨，随事委蛇，屡濒于殆”。此时张謇是口袋空空，连东奔西走的差旅费都是靠他卖字挣来的。
最后张謇不得不以辞职来威胁刘坤一，请刘坤一改派他人承建纱厂，或请招洋股，求助于外国资本。反正马关条约已经允许外国人在内地建厂，筹集洋股也不违法，只是请刘坤一奏报朝廷。这终于促使刘坤一分别电饬上海、镇江、芜湖等地道员，帮助张謇拉些股东。但地方官吏在接到刘坤一电示后，不仅不认真帮忙，反而与地方顽固势力相勾结，甚至制造事端，煽惑乡间士绅阻挠建厂。结果张謇忙活了一阵，推请大吏出面，也只得了4万左右的实惠，却引出一片反对之声。地方官吏和顽固势力们的阻挠，在张謇艰难的办厂路途中，又添置了一重障碍。
张謇办厂的意志也异常坚定，他披荆斩棘，熬过了一次次危机。到1899年春，纱厂筹建基本告成。张謇亲为纱厂定名为“大生”，引用《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3月29日，张蹇等来到纱厂，先行祭礼，然后试机。引擎开启后，运转情况良好。
机器虽然运转正常，可纱厂却已无法开机生产。因为纺机一开，每日需耗工本4000两，以3个月计算，需36万两的流动资金。但是为了应付试机前的各项紧急开支，张謇已经把早已购进的棉花运到上海卖了，现在钱袋又空空如也。
正当张謇满腔义愤，彷徨怅惘之时，他收到老董事沈燮均的劝慰信函。他捧着来函，心潮起伏。从初倡办厂之时，沈燮均就是积极的追随者。每当张謇在外筹资联络，都是沈燮均在厂鼎力撑持。聘员招工、规划盘算，无一不靠沈燮均相佐。沈燮均的倾囊相助，曾使纱厂几次危机得以疏缓……有这样的莫逆之交在身边，我应该返回南通，再作背水一战。
张謇回到南通，与沈燮均等人商议，以手中剩下的棉花纺纱，再用“售纱之款购花，苟延一息”，若此孤注一掷仍不能熬到转机之日，那就是天意难违，只好关厂停机。气氛之悲凉，有如荆轲之辞易水。然而纺出的机纱在当地销售，销路之好竟出人意料。不仅马上倾销一空，而且价格也很让人满意。张謇等人精打细算，用售纱之资维持再生产，竟在几乎没有流动资金的情况下，把生产周转开来，终于把第四道难关甩在身后，为中国近代实业救国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大生纱厂总算站住了脚，并日益有所发展，张謇自己也觉得自己算个企业家了，有一定资本了。无须再象当初那样有如云游乞援的方僧了，腰杆似乎硬了，傲岸之气又回到了身上。在喜庆纱厂大获市利的日子里，他又见到了刘坤一。刘坤一向他表示祝贺。张謇却不冷不热地说没什么值得庆贺的，纱好地也，气转天也，不是人的劳绩。刘坤一说：你是第一功臣。
5、孤注一掷，一“赌”成名
立志于社会竞争的人们，一定要彻底杜绝犹豫不决的弱点，不要总盯着可能有的一点点风险，举足不前。“舍不得孩子，打不住狼”，所以在必要的时候就要孤注一掷。不敢冒风险，就不可能有较大的收益。
美国旅店大王希尔顿是孤注一掷、赢得胜利的一位典范。1932年，全国的经济仍然没有起色，希尔顿欠债累累一筹莫展。朋友把他拉进了一场价值11万元的赌博——投资石油。希尔顿借到了5．5万元，如果成功，数目就翻倍；如果失败了，将再变得一无所有，此时的希尔顿口袋里仅有8角8分钱。他孤注一掷在借据上签了字。上帝没有辜负他，以后的3年之中，这个油矿为他付清了所有的欠债。
1927年，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老三萨缪尔以40岁的英年谢世。萨缪尔死前，为了使经营陷入困难的公司渡过危机，他做了一项近似赌博似的事情，他企图利用贝尔电话公司研究开发出来的VITAPHONE，使声音配合画面制作出有声电影。
萨缪尔一死，当然他的计划便也不得实现了。但是，有一件事发生，电影界中的同业者威廉·福克斯放出风声，声称自己也要利用这种方法制造有声电影。这件事刺激了华纳兄弟，于是，华纳兄弟决定把萨缪尔的遗志付诸实现。于是，《歌星之歌》及《爵士歌手》两部音乐片便问世了。
以上的事情就发生在休斯开拍《地狱天使》的几个月之前。休斯在中止那个不成功的试片会后，他禁不住心中的激动，向底特利希大发牢骚。
“所谓的完美主义，岂不就是超R吗？”
“R？”底特利希不明白休斯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