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启者：我晋人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百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乃自甲午、庚子以后，不唯倒欠累累、即官商各界生意，亦日见萧疏。推其原故，因由于市面空虚，亦实以户部及各省银行次第成立，夺我权利；而各国银行复接踵而至，出全力以与我竞争。默计同行二十余家，其生意之减少已十之四五，存款之提取更十之六七也。即如户部银行所至之处，官款即全归其汇兑，我行之向做交库生意者，至此已成束手之势……吾等焦灼万分，徬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以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诸执事久涉界家，阅历最深，于世事变迁更已洞若观火，即无吾等刍言，必已成卓在胸。思为改良之计，吾等睹此变局，悚心骇目，谨合词妄陈，望垂察为幸。专此敬请台安，立候回示为盼。”（《京都祁太平票帮公启》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申）
如此诚恳而强烈的呼吁，如此激切而恭谨的企盼，如此真知灼见，从京都，从各地历经千山万水到了晋中那些安居大院中，悠然听晋剧、抽鸦片的东家和大掌柜手里，但得到的不是一阵无情奚落，就是束之高阁、被灰尘埋没的结局。
在这些手握票号命运的人身上，再也看不到往昔先辈创办票号时，那种勇往直前、南征北战、开拓业务的决心和信心了。幽深的高楼大院和已有的成功，消磨去了他们的进取精神，绵延的太行山已挡住了他们的视线，看不到天下时势，满足于分享大院夕阳的余辉，岂能再像初升的朝阳那样光耀神州？
危在旦夕之间，他们却仍无丝毫警戒之心；厄运已经来临，他们却仍在自我欣赏和陶醉，悲剧怎会不发生呢？
他们对来自京城的再三呼吁尚且如此淡漠，对来自其他地方的建议就更是置之不理了。
营口分号吁请：“祁太平票号诸位乡台大人阁下：敬启者，月初接得京庄我帮公函，去岁前后寄过祁太平公信底一纸，平帮寄过公信底三纸，内云我帮意欲公立银行一事，此举尽美尽善，诚为当务之急务，其中节略已早在诸翁鉴中，谅有主见，弟等曷敢昌渎。惟是时不可失，机会难再，宜急不宜缓也，宜速不宜迟也。”
奉天分号吁请：“银行之立，盖我晋人命脉之所系，急宜筹办，而不容稍缓者耳，谅无不在乡台烛照之中。感蒙及早筹划，合力研究，勿守旧章，决更新法而成立，则我帮之幸甚！仰亦晋人之幸甚！”
汉口分号吁请：“若不改弦易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
广东分号吁请：“各执事名高商界，才裕等谋，对此自设银行之举，当必早有成见。务希联合同志，协力实行，不胜企望之至。”
重庆分号吁请：“倘若再不见机而作，恐将来有无机之叹。”
成都分号吁请：“全晋后辈幸福，全赖平祁谷老号执事成议。”
这样难得的远见灼识，这样可贵的满腔热情，这样异口同声的吁请，足以让顽石动摇，足以使死灰复燃，足以让乌云尽散，但却不能使那些手握票号大权的“乡台大人”动心，却难得到那些“各执事”给与一个满意的回复，难道这些“乡台大人”、“各执事”真的对风云突变的时势视而不见、闭目塞听到了极点，难道他们看不见时势变化，也看不到进账的银子越来越少了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各分号异口同声的吁请与各总号不约而同的漠视，决非“某号某公”一人之偏执，而在于所有票号本身之致命弊病使然。
从组织结构上看，晋商各票号都实行联号制。其开拓和占有市场的优势显而易见，总号统辖分号，分号只是总号派出的附属机构，只负责所在地的业务经营。在资金支配、人员调整以及重大业务项目上，皆要听命于总号。同时，还实行完全的总经理负责制，把东家的所有权和总经理的经营权有效地分离开来，自然极为有利于经营和票号发展，但在赋予总经理经营权的同时，却没有建立严密而有效的监督机制。作为票号所有者的东家对总经理的约束仅仅只靠双方所订的合约及号规。其中，最严厉的便是辞退了。虽有担保制度，但那都是以防万一。平时对总经理的监督措施几乎没有。东家签了合约，订了号规，商定给总经理的顶身股后，便把票号的经营管理大权悉数交给总经理了。票号经营的亏盈、人位的增减、项目的选定，皆由总经理独裁。总经理以下人员，皆是总经理委任的办事者，只有听命于总经理的义务，而无参与决策的权力，实际上连提建议都不被“允许”。总经理犹如一个封建君主，是不会倾听别人的建议的，尤其是票号内伙计的建议更不会听。即使伙计说的对，也不会听。若听了，不是证明总经理不如伙计吗？就是东家，有什么经营的想法，也只能与总经理商议，否则，就违犯了东家不得干预号事的惯例。显然，总经理全权负责制对东家特权的限制是严格和有效的，而对总经理充分放权的同时却未能有效限权。尤其是从法规和实际上，完全剥夺了总经理以下伙计参与管理和决策的权力，这与现代公司制度相比，是极大的弊病。
在平时，若总经理的经营策略是正确的，那这种制度的优点尽可得到充分发挥，甚至一时能够创造出比现代公司高得多的效率，进而更深地掩盖了其弊病，但如果总经理的决策出现严重错误，危及整个票号的发展的时候，那这种制度的弊病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谁来监督总经理？！
是东家，还是其他伙计？！
伙计显然根本不可能，他们只是“干活的”，只有惟命是从的权力，谁也不敢去监督“大掌柜”！东家倒是有这个权力，但在总经理聘任期间，东家轻易是不过问号事的，这是惯例，更是规矩，东家如果自己首先不遵守自己订的号规，以后谁还会再受聘于东家呢？
按说，对总经理最有效的监督是市场！赚不回来银子，说什么都不管用，撤庄、亏损的教训，足以证明总经理经营的错误，但那都是“马后炮”，是事后诸葛亮，亡羊补牢犹为晚矣，不能防患于未然，这样的监督又有何意义呢？更何况，拿票号的命运换一个教训，所付出的代价，不是太大了吗？
改组为银行，这件关乎整个票业乃至晋商未来的大事，在这种缺乏活力的制度面前，一次又一次被延误就不奇怪了。上情可以下达，这是这种制度的长处，可以保证总号对各分号的有效统辖，尤其是总经理的决策能够贯彻执行；下情难以上达，是这种制度致命的弊病。一家票号决非一人之票号，若难以集思广益、集众人的智力、共谋发展，是断难以真正“做大”和持久的。而下层在任何时候都是大多数，是最有发言权的，忽视了下层，实际上等于断了根，上层也就不能生存了。票号的下层就是分号和伙计，不仅人数上占了绝对的大多数，其所做业务也几乎是票号整个业务的全部。在总号直接做的业务量很小的情况下，分号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但分号只有听命总号的权力，而无参与重大决策甚至建议的权力。这样，总号的决策者们，躲在晋中小县城和山村中所作出来的决策，往往就与通都达邑甚至海外市场的变化相差甚远，有的简直就是格格不入的。就说这办银行，无论京都及各地分号怎样吁请，总号的决策者们就是不为所动，奔走呼号归奔走呼号，没有决策权，到头来就只有遗憾而已了。
与其说这是人为之误，不如说是制度之弊更为确切些。假若已显僵化的联号经营制和总经理全权负责制有所更改，增添一些“下情”，赋予一些下层的权力；假若总号搬离封闭的、远离商业和金融中心的晋中大院；假若总号的决策者变成是对市场动态极为敏感的、富于进取者，那整个票号的历史就要重写了。
“如果”，其实是一枚只能想不能吃的“禁果”，都不能送给幼稚园的孩子，怎能用来设想“汇通天下”的票业的命运？！
“根本毫无动摇”，在陈腐的理念和运营模式面前，任何吁请，都会如石沉大海一般，这便是悲剧之所在！
当然，那些晋中黄土高坡上的决策者们，可以不理会来自各地急切的吁请，但不能不管一天比一天少的银子！
银子是**！对银子的重要的认识，他们与分号和所有的人是没有什么分歧的。
可是他们有一种错觉，他们认为进账银子的日益减少不是由于票号本身的弊病所致，而错误地坚持是承揽官款业务未做到家。因为票号及他们的辉煌，几乎全是官商相合的杰作。所以，这些决策者潜心尽力所为者，依旧在继续结交官吏上，而非研究金融市场的变化。他们笃信，过去结交官吏可以包揽大宗官款业务，现在乃至将来永远会是这样。这才是他们久久不为那么多的吁请所动的最主要的根源。至于其他，都在其次。因为他们再保守、再僵化，也不会达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何况，交通日益发达，信息越来越灵，最主要的是银子越来越少，他们岂能不有所思、有所动？
思，肯定是思了，但思路仍在老路上，还是官商相合，而这已经越来越走不通了，可他们却看不透。官款生意的厚利和容易，让他们难以割舍，何况，对于新式银行以工商信贷为主的经营模式，他们也心里没有底，走新路哪里有走老路轻松？因此，他们对此项建议的漠视并不是意气用事的偏颇，而是对“祖业”的维护。
动，肯定也动了，不过，不是向前动，而是原地踏步甚而倒退一步。转回到过去，他们认为此时的危机与“长毛作乱”一样，虽然巨大但终会过去，亏损甚至撤庄会随着时局平稳而好转和恢复。孰不知，此一时彼一时，处于外国银行和大清银行的两面夹击之中，票业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若不断然变革，那连补救的机会也都没有了。但他们不相信时势变化，不相信各地的吁请是实情，只凭已经过时的经验就想应对危局，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5．用人：失一士而商亡
1914年阴历9月，发生了一件令山西票号及全中国商界都永远难以忘怀的事情。号称“天下第一票号”的日升昌轰然倒闭了。初创时，它曾像一轮红日一样升腾，辉煌无比，败落时，却也用一末残阳苦诉着自己的无奈。
资金雄厚、信誉卓著的日升昌票号，为何这么快、这么早、这么惨地走向倒闭呢？
据《大公报》分析：“所以关闭如此之速者，尚有种种之近因。第一种原因为广西之官款……第二，该号之正经理为郭斗南，副经理为梁怀文，就资格论梁应居正。惟梁为人公正朴实，自革命后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极力阻止，因而不得东家之欢心，梁无耐遂于去岁出号。梁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梁去人心亦为之瓦解。第三，京号之股东（应为经理）有赵邦彦者，因号事吃紧，托病回晋，一去不归。代理人侯垣（侯资格甚浅，又因作保合盛元一案，合盛之执事人逃匿无踪，检察厅屡向侯垣索人，如无被保人即将保人押起等语。侯外遭检察厅之逼迫，内受各债主之追索）遂私携带伙友账簿逃归。有此三种近因，二百余年之日升昌，遂乃一败涂地矣。”不难看出，日升昌开始倒闭的直接原因是用人失误！
那么，在连连用人失误、危及整个票号生存的危急关头，郭斗南作为“总领号事”的总经理，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该号之正经理郭斗南见事不祥，托辞觅取，逃避无踪，故外间有郭已投井之谣传……此处之各执事人，更纷然若鸟兽散矣。”北京分号经理一个个都逃跑了，连总经理也“逃避无踪”，日升昌又怎能不倒闭呢？
“其副经理梁怀文已经辞号年余，闻此消息知东家李五典等破产在即，无人出来料理，心不自安，乃挺身而出，自谓年已六旬，久蒙东家豢养，今当急难，若袖手旁观，良心何在，乃随同冀体敬等四人投往县中，来京料理债务之。”（《大公报》1915年1月23日）在“今当急难”之时，一个“逃避无踪”，一个挺身而出，对比是如此的强烈，差别是如此的明显，选聘错了总经理是日升昌最大的失误！
郭斗南虽能“得东家之欢心”而任总经理，但既无总经理之才又无总经理之德，在“今当急难”之时，不顾号事，竟一逃了之，是一点也不称职的。由此可见，他既能“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提供方便，其他违犯号规的事肯定也干了不少。比如像接连选用赵邦彦、侯垣这样和他一样毫无责任感的人，其中的“方便”还会少吗？
而用人失误的根子在东家李五典身上！
他明知梁怀文“为人公正朴实”，“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论资格应居正”，却弃梁怀文，而让郭斗南做总经理。显然，在对票号经营和发展有决定影响的总经理聘任上，东家李五典私心起了关键作用。他仅仅看到了郭斗南会以违号规提款讨自己欢心，对于他的无能和缺德缺乏应有的预防和制止。以致于造成了票号内“人心为之瓦解”的严重后果。在“今当急难”之际“纷然若鸟兽散”的，正是那些平时会讨“东家之欢心”，为东家违犯号规提供方便，更为自己违犯号规设置掩护的人。
因此，用人当用那些“公正朴实”之人，“素为大家所推崇”之人，知恩图报、“心不自安”之人，决不能用背信弃义、违背良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