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按照做大市场的要求，必须也要有相适应的大人才。晋商用人范围，也应像他们的市场那样广阔，不应人为的划地为牢，把比“自己人”更优秀的商才拒之门外，这样只会丧失了人才优势。
而人才优势，是市场优势的前提。
没有优势的人才，是不会做成真正的大市场的。
纵观晋商、徽商、浙商、粤商、鲁商、秦商、赣商、闽商、川商等传统商帮的用人，尤其是晋商就会发现，他们的一些用人观是很不适应市场需求的。
“朝里有人好做官”，“打仗兄弟伙，上阵父子兵”，旧官场只用“自己人”的传统，在晋商用人中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他们所选用，所举拔的虽有良才，但前提却都是“自己人”，“乡里人”。徽商以家族经商为特色，举族外出，举族商贸，举族迁徙，似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只用“自己人”，就把那些比“自己人”更优秀、更众多的“外人”排斥在外了。一个家族，无论历史如何悠久、人才辈出，也难以有比“外人”更多的人才。何况，“自己人”之间的内讧，往往比与“外人”的争斗更触目惊心，所造成的伤害也更深、更难以弥合。晋商比徽商在用人上前进了一步。“用乡不用亲”，把用人的范围扩大到了同村、邻乡、邻县，乃至山西全境。但山西以外的人，晋商是不用的，用也只是小用。他们认为用外人没有用乡人那样知根知底。晋商用人的长处在于，“总揽号事”的总经理，几乎全聘用“外人”充任。东家“自东自掌”者不多。这就从根本上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成功分离，避免了徽商那样全由家族的“自己人”把持一切的弊端，从制度上保证了商号运作的高效和防止腐败的产生。“东家出资，伙计出力”的东伙制经营管理模式，无疑是晋商辉煌的一大保证，也是晋商的一大贡献。尤其是明确规定不用“三爷”（少爷、舅爷、老爷），“东家不得干涉号事”，为商号聘用的“外人”充分发挥才能创造了宽松的、适宜的环境和条件。在那个到处都已习惯用“自己人”的时代，是极其难得的。但晋商“用乡”同样有极大的局限性，就拿总经理来说吧，虽不是本宗族人，但却都是乡亲邻里。“乡亲”知根知底固然不错，但有才干的“乡亲”与“乡”以外的“外人”相比，毕竟还是太少了。何况，“乡亲”与“乡亲”都在习俗和思维上相近，极容易在商号内形成“一致”，很少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路子出现，这是极不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的变化的。因此，晋商“用乡”比徽商只用家族的人有所进步，但局限仍旧很大。始终没有形成人才优势，这是晋商走向衰败的一个巨大原因。
纵观古今中外之成败，成在用人、败亦在用人。
秦孝公时，秦处西陲，“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秦大用商鞅、李斯、吕不韦这样的“客卿”治国安邦，把人才优势转换成了军事、政治优势，才有一统天下之伟业；唐朝“胡风”盛，京师长安“胡人”多达二十多万，占百万人口的五分之一强。“胡人”经商、游历，还能人朝为官。盛唐之盛，无疑有“胡人”之功。而清初，只重用满人，汉人全被排斥在中枢之外。故清朝上下多奴才，少人才。后来，不得不启用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中兴名臣”，才有“中兴”之局。可见，用人与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
一个只用奴才的政权只会覆亡，这是可以肯定的，而企业也是如此，用人如果不能打破成见，不允许自己的员工提出不同意见，那也就只会覆亡。
用最广大区域里的人才，用最有用的人才，就能成就最辉煌的伟业。
上海，本是一名不见经传的渔村、小镇，之所以能够一跃成为东方的大都会，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上海汇聚了大半个中国的人才和财富；美国人之所以自以为在“领导世界”，就在于其拥有举世无双的高科技和巨额财富，而这两者，皆为人才所发明和创造。美国以其独特的文化强势吸引着全世界的人才，这也是美国之所以强大到“领导世界”的地步的一大主因。
因此，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用人都不应有限制。人才和科学一样是无国界的。
那种只用“自己人”的习惯已越来越落伍于时代了。天下一家，全球一体化，外面的世界全是“外人”、关起门来只认“自己人”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经商要重用“外人”，“外人”和“自己人”已没有区分的意义了，最重要的还是看才干。
3．机遇不是等来的
机遇的重要性众所周知，但很多人对机遇只是被动的等待。等来了就去抓，等不来了就继续等。没有去寻找机遇的信心和能力，任何机遇都是等不来的，即使等来了，也抓不住。
举凡成功者，无不都是机遇的创造者，而不是机遇的等待者，机遇只有去创造，去主动的寻找才能得到。
晋商的崛起，缘于明初“国防线”位移长城、“开中法”的实行，在长城沿线形成了一个以军需品粮食、被服等为主的大市场，这是客观因素，但起决定因素的，是他们能够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纳粮换引”，大做盐生意而获暴利。
但如果说单凭这样的机遇，就足以称霸商场五百年，那是对晋商兴衰历史的曲解。晋商的群体崛起，辉煌并不是在“开中法”实行的明初，而是在改“折色法”之后。这时候，时势造成的区位优势已不复存在，晋商已享受不到什么“优惠政策”了。但他们没有消极等待机遇的再次降临，而是以披荆斩棘、矢志不渝的开拓精神，自己为自己创造新的发展机遇。
明朝中后期的经济形势是，资本主义萌芽已在东南地区稀疏地出现，商业发达的域镇在这一区域呈现群体式崛起。而占尽天时、地利的徽商，正在攻城掠地，势力遍及全国各地，故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如果去同一个地方，与徽商硬拼，那晋商可能失败，顶多争个两败俱伤，谁也不会利用这一机遇获利、有所作为。因此，晋商一面奋力继续与徽商在江淮争盐利，一方面独具慧眼、另辟蹊径，在没有“优惠政策”提供发展机遇的时候创造机遇，英雄造时势。
塞北的蒙古、俄罗斯地域辽阔，是天然的游牧经济文化区，与中原的农耕经济文化区存在着极大的互补需求。晋商没有把那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视为畏途，而看到了那是难得的发大财的机遇。这一机遇，并非地理环境带来的，而是做市场做出来的。如果晋商不主动出去，不去积极地创造，那远在蒙古、俄罗斯的发财机遇，等上一千年，也不会轮到晋商头上。
机遇是含辛茹苦、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地走出来的，绝对不是等出来的。
同样地，“闯关东”也是闯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一年一年地闯，一辈一辈地闯，闯过了多少风风雨雨，闯过了多少险滩、难关，才闯出了大市场、大成功、大辉煌。如果不主动去闯，蹲在黄土高坡上的小山村里，关东发财的机遇，无论怎样，也不会属于这些晋商所有。
由此可见，创造机遇虽然艰难，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做大”，也可以“调整”、“整顿”；可以大举进击，也可以守住已有的阵地、积蓄新的实力。还有什么比机遇属于自己更重要的了。
机遇不会主动的落在每个人的手中，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创造的。
没有洞悉时势的眼光，没有必胜强者心态，没有促使变化的实力，是不会创造出任何机遇的。
晚清社会走向末落的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比洋货冲击的“外力”更强大的“内变”。随着火车、汽车逐渐取代老牛破车；随着电报电话变成神话传说中的“千里眼”、“顺风耳”；随着“洋货”潮水般地涌进来，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强了，沉重的银子流通起来就不那么方便和适应了。这种需求，长期做长途贩运生意的晋商最为熟知，他们知道那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商人和百姓都需要更为轻便的金钱。于是抓住这个机遇首创票号从此“汇通天下”！
晋商有创造机遇的优良传统、晋商有联号经营的遍布各地的网络，晋商有足够的银子和信心，然面却缺乏汇通的渠道，没有汇通的渠道；浙商首创了民信局，邮传四方，刚好被晋商所利用。这时候的浙商在资本和市场占有的份额上，尚不足以与雄霸市场的晋商较量，故首创票号的机遇被晋商抓去了，浙商只扮演着“补充”的小角色。
但一次创造机遇成功，并不等于永远能创造机遇成功。
浙商利用“五口通商”的机会，加强了宁波与上海的经济联系，充分发挥海运的传统优势，在促进南北及中外物流中，大获暴利。更重要的是，浙商牢牢抓住上海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城镇崛起为大都会这一时机，全面介入市政建设和公益事业中。在积聚财富的同时，也使自己蜕变为现代商人。从整体素质上，此时浙商已超过了过去难望项背的晋商和徽商，避免了衰亡的厄运。
当外国资本大举入侵时，浙商不失时机地率先组建了自己的银行，既顺应了时势和市场发展的需求，自己也大获其利。并不像晋商票号迟迟不能改组为银行，除旧布新、再创辉煌的机遇一次次都错过了。
与此时的浙商相比，晋商真的是落伍了，他们没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没能创造出创新发展的机遇。故此，等待他们的只有末落与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