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先生这篇文章，虽然论述非常简单，但却明确阐述了所谓“历史地理学”区别于传统“沿革地理学”的基本特征，而且这一学科内后来发表的相关理论论述，在本质上并没有能够超出这篇文章。像这样几乎可以称作“空前绝后”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似乎平平常常，并没有多大理论的深度。但它确实是一项从无到有的巨大变化，在学科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若是评选对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影响最大的学术著述，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给这篇论文——它标志着当代历史地理学已经正式走入中国，这一崭新的现代学科，即将取代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而后者是从东汉人班固撰著《汉书·地理志》以来延绵不断的一个古老学科。
侯仁之先生固然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但他之所以能够写出这篇文章，首先并不在于其个人有多么超悟绝俗，而是他在1946年进入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研读博士学位，直接受教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达比（HenryCliffordDarby）教授（三联书店版《侯仁之文集》卷首张玮瑛序），系统接受了这个学科体系的基本内容，《“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这篇文章，只是向中国学术界简单传达了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念而已。
在本文一开头我就谈到，按照我本人的看法，当代历史地理学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但实际上现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绝大多数人的看法与我并不相同——他们普遍以为禹贡学会的建立和《禹贡》半月刊的创办，即已标志着中国学者对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的研究，已经开启了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向当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甚至有人直接宣称，当时在中国已经建立起科学的当代历史地理学。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往往都要举述《禹贡》半月刊的英文名称THEESEHISTRAPHY（最初为THEEVOLUTIONOFESEGEOGRAPHY，但从第三卷起，便改译为这一英文名称）作为直接而又强力的证据，因为这个英文刊名在今天的直译就是“中国历史地理”。
其实不仅是《禹贡》半月刊的英文刊名，当时一些大学地理系的教材，在讲述地理学的构成时，也都引入了这一学科名称，将“历史地理学”列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可是，其实质内容究竟如何呢？
关于这一点，作为禹贡学会核心成员之一的侯仁之先生，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中就特地辨析说：“‘历史地理’在我国学术界也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不过在以往大家把它一直和‘沿革地理’这个名词互相混用了，以为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分别，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换句话来讲，就是当时人们在使用“历史地理”一词时，只把它看作是“沿革地理”的同义词而已，其固有的实质内容，并没有得到落实。
在这一问题上，作为并肩走过这段学术历程的学者，史念海先生所持的看法，实际上同侯仁之先生几乎一模一样。1986年春天，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这门学问才“以崭新的姿态，成为一门现代的科学，使它不再以沿革地理为限，而涉及历史时期地理学的各个方面”。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眼前实际的情况，实在让我感觉莫名其妙。不知出于什么奇异的原因，像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这样的亲历者和当事人所讲的这些话，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竟一直甚少有人知晓。须知侯、史两位先生同时还是这一学科的学术泰斗，这一怪异现象也就愈加匪夷所思了。不过正因为这样，今天在回顾史念海先生的学术业绩时，尤其需要首先确认这一点。
1990年，时值侯仁之先生八十华诞。当时我在协助史念海先生编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史念海先生安排，在这一年的最后一期（第四期），为侯仁之先生组织一个庆寿专号。为此，我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作《侯仁之先生对于我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开拓性贡献》（此文后来编入《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在出版社要求下，题目不得不改作《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的理论肇建与研究实践》）。
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谈到，侯仁之先生在全国“率先公开撰文提倡打破沿革地理学的旧框架，建立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并且在文中“阐述了新的历史地理学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的联系和区别”。所谓“公开撰文”，指的就是《“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这篇文章，而我说是侯仁之先生在全国率先提出要打破沿革地理学的旧框架，建立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这就意味着当时在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基本上还是在沿承着沿革地理学的旧框架。
拙文发表前，史念海先生不仅认真审阅了文稿，还特别对我的这些评价予以赞许。此事更加清楚地表明，先生是承认侯仁之先生在中国创建当代历史地理学过程中的倡导者地位的。
总之，在明确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产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侯仁之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才把这样的学科传入中国这一前提之下，我们才能更加清楚、也更加准确地认识史念海先生为在中国创建历史地理学科做出的卓越贡献。
回顾这一段学术历程，我们还应注意的是，侯仁之先生《“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是指这一年春天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的选修科目，所以直接针对的并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大学历史教育。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侯仁之先生还特别写道：“旧日大学里被称作‘沿革地理’的这门课程应该尽早改为‘历史地理’，这不应该单单是换汤不换药的名词上的更改，而必须是从根本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上把这门课程彻底地改造过来。”
一般来说，人们对大学基本课程的要求与学术研究是有很大不同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民国时期学术界主流所推崇的文史研究，乃是绍承清代干嘉旧规的那种深而又深的专题探索，然而面向年轻学子的普通教学工作，却要求授课者来讲授某一方面最一般的整体状况，即传授通论性的基本知识。这种情况，迄今依然，自有其合理性在焉。
对于一个成熟的学科来说，做这种通论性的课程教育，或许并没有太高的学术难度，需要的往往只是适宜的取舍剪裁而已，但在当时，对侯仁之先生所期望的历史地理学课程来说，却不是这样。侯仁之先生之所以会大声疾呼，希望把旧日的“沿革地理学”改造成为与国际通行学科接轨的“历史地理学”，正是因为这种当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还是一片荒芜。这片学术的原野，还在等待人们的垦殖。
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也就是说它到底应该属于历史学还是属于地理学，多少年来，一直是一个很多人十分关心的问题。其实这本来相当简单，根本没必要对其议论纷纷。但不管是把它划入历史学科，或是归到地理学科，这两个学科实质上都是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的学科，而不是空谈抽象理论的学问。人们传播、接受西方学术观念是一回事儿，具体怎样建设这一学科又是另一回事儿；也就是说，要想把侯仁之先生所倡导的学科理念落实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历史地理学科，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真可谓“谈何容易”。
基于地理学的区域特点，历史地理学也有着浓重的区域色彩；或者说区域特征与区域差异的发展变化是历史地理学的核心内容。对于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来说，迄至今日，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中国这一地域范围之内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问题。因而，对于中国初建的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来说，学科的实际内容，也只能是中国疆域范围之内的各项历史地理问题。上下文对照通观地理解侯仁之先生的倡导，他所要建立的“历史地理学”实际上也只是这样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概括地说，中国这一区域的历史地理问题，也就是所谓“中国历史地理”的内容，所涉及的时段长，变化多；所涵盖的地域广，差异大。这给具体建设这一学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在当时真正敢于直面这一挑战并取得相应成效的学者，只有业师史念海先生。
史念海先生为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建设所付出的努力，主要体现为《中国历史地理纲要》这部大学授课讲义，而这正直接呼应了侯仁之先生把“中国沿革地理”课程改变为“中国历史地理”的倡导。据史念海先生自己公开的表述，这部讲义在1953年时就已形成雏形，当时包括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政治地理这三大部分（见史念海先生《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序言）。但我清楚记得，读硕士研究生时在先生家中看到的大约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油印的讲义，却还包括历史气候变迁的内容。当然论述的地域范围，都是中国。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历史地理学十讲》，其中的前三讲，即《我国古今气候的异同》《我国历史上人口的迁徙》和《统一的封建王朝的版图规模》，还有第七讲《黄河流域经济地区的再造和长江三角洲的富庶》，这四讲中最基本的内容，就出自当年这本讲义。
这部讲义稿虽然由于史念海先生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直到1991年底才正式修改出版，但从50年代初起，内部油印本即散布很广，很多院校的相关专业也曾采用为教材，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武汉大学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前辈学者石泉先生就亲口和我讲过史念海先生这部讲义当年的流行情况。它在历史地理学界之内，应该是尽人皆知的）。其更为实质性的意义，在于这部讲义丰富、系统的内容，正很好地构建起侯仁之先生所期望的那样一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基本形态，可以说已经搭建起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框架，因而完全可以把它视作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已在中国全面建立的重要标志。
除了这部讲义之外，体现先生对创建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学科所做贡献的另一项重要学术成果，是他在1963年出版的学术论文集《河山集》。这部论文集中最多的内容，是专题阐述中国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中的重大基本问题。这些论文，大多都是从叙述自然环境基础入手，分析中国经济地理的大格局，所论述的问题，较诸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显示出一派全新的气象。其中个别与这种大区域地理格局稍微有些区别的文章，如《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一文，也是首先着眼于自然环境对早期“聚落”这一地理现象的制约和影响，其眼光和方法，不仅与传统的沿革地理迥然不同，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超前性；甚至在今天考古学家对古代聚落遗址的研究中，仍具有很强的典范性意义。总之，《河山集》这部文集同《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中的历史经济地理部分正相辅相成，即《纲要》是概述基本地理状况，这些论文则是展开具体的论证。这部《历史地理学十讲》中的第六讲《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一文，是对中国早期交通道路格局的全面复原，最早就收录在《河山集》中。
回顾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实际研究状况，如果说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型学科的面貌已经基本形成了的话，那么，史念海先生的上述研究无疑在这当中占据着首要的位置和核心的地位，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当之无愧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同时，还需要指出，尽管如上所述，侯仁之先生在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过程中，发挥了更为关键的转折性作用；此外，像谭其骧先生和其他一些学者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前辈学者们努力的方向和重点各有不同，史念海先生的研究成果宏大而又具备整体的体系，因而先生对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所发挥的作用是远超于其他学者之上的，在这一点上，其重要性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在这一方面史念海先生做出的努力最多，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教育部组织全国各高校编著重点教材时，便指定由史念海先生来撰写“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见先生《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序文）。
在充分了解史念海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这一创建者的身份和地位并了解到先生在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之后，我想告诉各位读者的是：史念海先生终其一生，都在不断丰富他亲手创建的这一学科体系，几乎先生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出自这一内在追求。因此，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来阅读这部《历史地理学十讲》，才能更好地领略先生是在说些什么。
2020年5月28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