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丝的纺织业，这时黄河下游的南北地区仍然是丝织业的最主要地区，它不仅超过了江南，而且也超过了关中。就以黄河南北来说，则河北又胜过河南。还在南北朝晚期，颜之推以南人而仕于北齐，他就亲眼见到河北妇女从事纺织的情况，并惊呼其工艺非南方所及[477]。唐朝初年，作为全国各地衣料的贡赋，主要仍是丝麻两种。黄河流域从关中以下，大体皆是兼赋丝麻，只有河北一道，贡赋全是丝织品[478]。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唐朝政府创行和籴法，准许庸调改征他物。因为关中蚕丝不多，所以折纳粟米；河南河北不通水运的州郡，却须改纳绢，代替粟米。当时江南各地也暂不征粟米，但不改纳绢，而是以布代替[479]。当然这并不是说江南没有丝织品，而是这里出产的丝织品质量尚不如黄河流域。其实越罗与吴绫早已为人们所称道[480]。他如扬、润、宣、湖（治乌程，今浙江省吴兴县）、杭（治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明（治县，今浙江省宁波市）、睦（治建德，今浙江省建德市）诸州的丝织品也一样列为贡品[481]。当然更为精美的产品则有待于进一步的开发了。长江上游的巴蜀地区，也是一处丝织品的产地。成都蜀绵是早有名气了。而像阆州和果州出产的丝织品也有很高的声价[482]。阆州为今四川省阆中市，果州为今四川省南充市，可见蜀中丝织品产地也已扩展到嘉陵江畔。即使如此，比起黄河流域的下游地区来，这里的丝织品还是稍差一点。
丝织品的种类很多，如果以用途最广的绢的好坏作为丝纺业发达与否的标准衡量，黄河流域下游地区丝织业的地位就更为明显。唐朝中叶，曾将各地的纳绢分为八等，前五等大部分在黄河流域的地方出产，后三等就没有一处黄河流域的地方。特别是一等的宋（治宋城，今河南商丘）、亳（治谯，今河南亳州），二等的郑（治管城，今河南省郑州市）、汴（治开封，今河南开封市），曹（治济阴，今山东定陶西）、怀（治河内，今河南沁阳）共六州中，除怀州位在河北外，其余五州皆在河南。另外三等十四州中，河南五州，河北九州。四等十五州中，河南五州，河北十州。五等十四州中，河南五州，河北二州，其余皆在淮水以南[483]。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绢等除过五六等中间或有位于现在湖北省内的安、唐、隋、黄、襄五州和八等中间或有位于现在福建省内的泉、建、闽（即福州）外，其他各处竟无一地列入其中。唐朝中叶八等绢的产地中，巴蜀地区虽占有二十八州[484]，居全部产地九十五州的四分之一强，也与黄河流域的绢等不可同日语。这里的排列仅是以绢等为例，而河北定州（治安喜，今河北省定县）所产的绢质量虽不甚高，但其各类丝织品的数量却居全国第一位[485]。据说定州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486]，其数量超过后来北宋开封的官绫锦院。后者仅有绫机四百张[487]。无论从丝织品的产地范围来说，或是从丝织品的数量与质量来说，黄河下游南北两个地区，都是全国其他各地所难比拟的。
就盐的晒制来说，唐朝政府很重视蒲州（治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安邑、解县（皆在今山西省运城市）的盐池，这是因为它们距离长安较近的缘故。黄河下游南北两地区可以晒盐的场所很多。盐产量历来也占有重要地位。唐朝当更有发展。自唐中叶以后，盐铁官卖，两淮的盐场占了主要的位置，扬州成为盐市的中心[488]。这不是说两淮的盐场产量就高于其他各地，而是由于那时黄河流域下游沿海盐区多为藩镇所控制，唐朝政府无法利用的缘故。至于巴蜀的井盐长期以来就为一大的利薮，唐朝官卖盐铁，对于这些盐产自然也不会放过。
唐时对铁的重视不亚于盐。但黄河流域的铁业似不如长江流域产地的众多。黄河流域产铁地区多集中于河东道中，相当于今山西省的地区，铁矿蕴藏量最大。唐时这里产铁较多，也是当然的。黄河下游南北地区的平原地带，矿产开发不多。只有太行山东麓和嵩山、泰山诸山脉中所蕴藏的铁矿，已为人们利用。而泰山东南的莱芜县（今山东省莱芜市）的冶铁规模最为巨大，当地共有冶场十三个，为其他各地所不及[489]。长江中下游各地也有一些产铁的地方。在今江苏省境内的有二州三县，在今安徽省境内的有二州四县，在今福建省境内的有四州八县，在今湖南省境内的有三州四县，在今湖北省境内的有三州六县[490]。巴蜀地区铁矿分布于二十个县境[491]，有名的如临邛（今邛徕县）铁矿，唐时仍在开采。
隋唐时期铜的开采及铜制品的生产也见兴盛。但铜矿的开采黄河流域不如长江流域，制造铜器的手工业也以江南的扬州为中心。唐朝产铜地一共有七十二个县，在黄河流域下游南北地区的只有七个。整个黄河流域铜的产地也只有二十个县。而江南产铜地有三十几个县，剑南略少，也有五个县。据当时的记载，长江中下游各地发现铜矿的地方，在今江苏省境内的有三州七县，在今安徽省境内的有六州七县，在今江西省境内的有五州四县，在今浙江省境内的有七州十县，在今福建省境内的有三州五县，在今湖南省境内的有一州一县，在今湖北省境内的有一州二县[492]。蜀地的五个产铜县为邛州的临邛县，简州的阳安（今简阳东）、金水（今金堂县东西），雅州的荣经（今荥经县）、梓州的铜山（今中江县南）[493]。其中的荣经铜矿较有名气。
铜矿的产品，可能就近进行加工铸造，制成成品，像宣、润、饶（治鄱阳，今鄱阳县）诸州，都有政府设厂铸钱。而扬州的铜镜，更为一时著名的商品[494]。扬州所辖的江都（即扬州治所）、六合（今南京市六合区）、天长（今安徽省天长市）诸县皆有铜矿，附近的滁（治滁县，今安徽省滁县）、润、宣、湖诸州也富有铜矿，当是扬州铜品加工业的原料。当然扬州也就成为铜器往外运销的集散地。
手工业的发展，自然促进商业的兴盛，同时也会反映到经济都会的分布。自隋朝开凿运河后，沿运河交通已甚便捷，唐朝更重视驿道，全国各要地无处不达，经济都会也更利于发展。隋唐时期黄河流域最大的都会当数长安、洛阳二京。其他则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岐（治天兴，今陕西省凤翔县）、凉（治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县）、汴、宋、魏、贝诸府州皆有相当的重要性。太原、岐州唐时皆为陪都，太原控制汾河流域，岐州居于关中西陲，两州虽皆有一定的富庶基础，然汾河流域究竟不能与太行山东相比拟，而关中西陲又距长安不远，不能不受它的影响。至于凉州，诚为通往西域的大道上的名城，河西亦属富庶地区，不过这些地方范围有限，多起物资转输作用，难得有更多的发展。最为人们称道的则是汴河岸上的汴、宋二州和永济渠旁的魏、贝二州。长江流域的经济都会更以“扬一益二”著称于时。扬即扬州，位于邗沟南口，即以前的广陵，益即成都，二者都以商业繁荣著称，城内的手工业也十分发达，前面已经提到过扬州的铜器制作业，而成都的丝织业及金银器制作业也有名一时。唐朝后期，南诏曾攻破成都，掠走城中子女技工数万人之多，可以多少看出其中一点消息[495]。
五、通济渠（汴河）的沟通南北
隋炀帝初即帝位，建洛阳为东都[496]，同年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四月，就动工开凿通济渠。八月渠成，炀帝便御龙舟去幸游江都[497]。
通济渠到唐宋时期又称为汴渠或汴河[498]，其发轫地在东都洛阳，渠由洛阳西苑引穀、洛水入河，当循东汉张纯所开的阳渠故道。通济渠入河之后，又由板渚（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旧汜水县东北黄河南岸）分河东南行，逶迤入淮，其所经流的地方，以现代地名顺序排列起来，就是荥阳、中牟、开封、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宿县、灵璧、泗县，最后在盱眙县北流入淮水。这样一来，通济渠的开凿就使黄河与淮水相沟通，如果再续接上淮河与长江之间的邗沟以及后来开成的江南河，则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实现了南北的沟通。
黄河与长江的沟通并不自炀帝始。以前的鸿沟系统就曾将黄河与淮水相接，邗沟虽几经改易，也一直保持淮水与长江的联系。更早在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着军事的目的，开凿了邗沟和菏水两条运河，就已将黄河与长江之水沟通起来。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除了便于幸游江南外，也是想把东南富庶之区与国都连接起来，特别是扬州等地的逐渐繁荣，对炀帝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通济渠的开凿成功与邗沟的修复，使其成为斜贯西北与东南的一条交通动脉，为大江以南各地和中原往来的主要水路交通孔道。唐代中期安史之乱以后，太行山东河北平原尽为藩镇所割据，唐朝政府仰赖的山东漕粮被迫转由江南供给，因此通济渠及邗沟也就愈显重要了。
不过，汴河与邗沟既作为东南富庶区的漕粮运道，也就成了唐王朝的一条生命线，尤其是汴河一段更为重要。一些藩镇们看到唐朝政府这样的弱点，就采取截断运道的手段进行挟制。安史乱后，唐朝中央与地方的争执，主要是争夺运道的控制权。割据于淮西和淄青的藩镇们就曾经使唐朝政府大伤脑筋。因为淮西（治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在今河南省东南部，淄青（治青州，今山东省东平县）在今山东省。这两个地区从东西两面夹持运道，极易控制运道的通塞[499]。另外治所在今河南省开封市的汴州[500]，治所在今江苏省徐州市的徐州[501]，也都曾为跋扈的藩镇占据过，对运道的安全同样构成过威胁。因此唐朝政府对这些藩镇的行动常常防不胜防。
六、扬州的繁荣
唐时的扬州就是以前的广陵。南北朝时期，广陵还是一个军事重镇。因其位居长江北岸与邗沟的南口，长期以来又是联系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的重要的经济都会。
扬州与太湖区域隔着一条江水，它的对岸就是润州，也就是以前的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这里本是江南运河的起点，因此扬州可以直接和太湖流域相联系。就以扬州左近来说，农业也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扬州附近还是盛产食盐的地区，扬州也就成了盐铁转运官员活动的中心。铁矿与铜矿在扬州的附近也有开采，它们对扬州的繁荣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铜器的制作业更有名于世。其他衣着、皮革等物的制作业也很有名。
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扬州正是一个中心。位于邗沟南口的扬州，又当汴河和邗沟这条斜贯西北与东南的交通孔道的枢纽的地位，自然更容易繁荣起来。尤其是扬州既处于运河与长江的交叉处，又距长江入海处不远，除了有相当发达的造船业外，又是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可与南海之滨的广州和山东半岛的登州（治蓬莱，今山东省蓬莱市）相媲美。而扬州与运河的交通关系，使其腹地显得较为广大，就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当时人有“扬一益二”的称道，以扬州为全国第一商业都市，而益州居于其次[502]。益州即成都，自从秦汉以来就一直繁荣，它虽为繁荣，却还是不能够和扬州相比拟。
安史之乱以后，太行山东河北平原以及一部分黄河以南地区常为藩镇所割据。唐王朝所仰赖的漕粮及其他物品转而求之于长江流域。此后，唐朝政府对长江下游更为重视，扬州的繁荣和长江下游的富庶遂成为唐王朝的经济基础。
七、关中和长江三角洲的关系
关中为隋唐王朝都城的所在地。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限制，关中地区的粮食生产面对人口的增殖及统治者的过分消费，越来越显得不足以敷用，只好求之于关东地区。及至唐高宗（公元650-683年）以后，困难日趋明显，以致不能不逐渐增大对江南粮食的依赖程度。这种情况在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后，更有了根本的转变。安禄山乱事的发生，不但**了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而且乱事平定之后，太行山东河北平原大都为藩镇所割据，地方经济更受影响，显而易见，唐朝政府所需要的漕粮不得不舍弃黄河下游各地而转仰给于长江下游各地了。
自东晋南朝以来，长江流域的经济已经有了迅速的发展。隋及唐朝初期，由于战乱而引起的大批人口的南迁早已停止，但已经传播到长江流域的优良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生产经验仍在扩大它们的作用和影响。所以长江流域的发展还是未稍间断。江南的富庶地区本来是在太湖地区和洞庭湖地区。太湖地区的经济价值在南北朝时期就已超过了洞庭湖地区。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水利设施的兴建也得到重视。隋时的情况已经难以备知，唐初的成效尚显然可见。在今江苏省的金坛市，那时曾修南北谢塘，句容县又有绛岩湖，在今浙江省安吉县有邸阁池、石鼓堰，富阳市有阳陂湖，高碑店市有官塘堰。唐朝中叶以后，兴修水利的记载更见繁多，包括上述的金坛、句容、安吉、富阳诸县已有的塘池湖堰在内，在今江浙两省之间的太湖周围的农田水利设施共二十二处，为唐代长江中下游最多的地区[503]。在今江苏省江北淮南地区十二处[504]。今安徽省淮南江南各地五处[505]。今浙江省中南部九处[506]。今福建省十二处[507]。今江西省六处[508]，今湖北省只有一处[509]，今湖南省五处[510]。虽然各地多寡不同，都有助当地农业的发展。
长江中下游各地的富庶经济除太湖地区和洞庭湖地区外，其他地区亦有开发。自唐中叶以后，关中粮食的供给及国家财赋的来源，主要仰赖于东南八道。即浙东道（治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浙西道（治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宣歙道（治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市）、淮南道（治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江西道（治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鄂岳道（治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湖南道（治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福建道（治福州，今福建省福州市）[511]。这八道已包括长江中下游各地，浙西道正是在富庶的太湖区域之中。
关中粮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依赖也就越来越强。以德宗贞元（公元785-804年）初年，一次关中仓禀完竭，皇宫的禁军士兵有的就脱去军服，在街上发怨说：“把我们拴到军队里，却不给粮饷，难道我们是犯罪的人吗？”士兵的忿怒，使德宗皇帝很害怕。直到在润州的镇海军节度使韩滉运粮至京，德宗情不自禁，亲到东宫对太子说：“粮已运到，我父子可得生了[512]。”由此可见江南富庶区与关中的联系是多么重要。
八、水陆交通要津的开封
开封地处中原，交通素称便利。远在战国之时，就已成为魏国的都城，当时称为大梁。魏地四平，条达辐辏，已为人所称道[513]。梁惠王更修凿鸿沟，水陆交通益为发达。鸿沟是以大梁为中心的渠道的总称，它包括狼汤渠、汳水、获水、睢水、阴沟水、鲁沟水等在内。它沟通了黄河和济水、汝水、淮水和泗水几条河流。由于有了这几条渠道，所以大梁和宋、郑、陈、蔡、曹、卫诸国的交往更为方便。当时宋国的都城在现在河南省商丘市，濒于睢水。郑国的都城在现在河南省新郑市，濒于洧水，洧水入于颍水，而颍水又和狼汤渠相通。陈国的都城在现在河南省淮阳县，濒于狼汤渠。蔡国的都城在今安徽省凤台县，在淮水沿岸。曹国的都城在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位于济水和菏水会合处。卫国的都城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就在黄河岸边，其南就是濮水，濮水又为济水的支津。大梁就在这些地方的中间。
尤其可以称道的是在鸿沟开凿以前，吴王夫差已经开凿了邗沟和菏水。邗沟联系着淮水和江水。菏水则联系着济水和泗水。鸿沟开凿成功后，魏国的船只就可由鸿沟中任何一条水道，都能经过淮水，再由邗沟进入长江，通到江岸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