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州（敦煌郡），所属二县，有户4265，有口16250[627]。
凉、甘、肃、瓜四州共有户31553，有口155827。加上贞观年间的沙州户口，共有户35818，有口132077。就是加上贞观年间的沙州户口，也还没有西汉元始二年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户口之多。
再往后说，能够有河西各地总的户口数，那就要等到清代[628]。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对于河西各处户口有如下的记载：
凉州府，属县五，有户182862，有口284131；
甘州府，属县二，有户79841，有口282496；
肃州，属县一，有户22537，有口319768；
安西州，属县二，有户6094，有口77873；
两府两州共有户291334，有口964268[629]。
这样的数字不仅超过了唐代的天宝元年，而且也超过了西汉的元始元年。这样的差异可能有几个原因：其一，由嘉庆往上溯，河西的承平时期较长，可以上溯到明代初年。明代嘉峪关外诸卫虽偶争执，皆未引起若何事端。惟土鲁番曾寇肃州，明廷视为一方大患，其实河西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骚扰[630]。明清易代之际，河西亦大致平静。当时河西户口当不至于有所减少。其二，到了清代，回部内属，嘉峪关再不起阻隔的作用，自有助于河西的稳定。其三，嘉庆《大清一统志》所载的“今滋生民丁男妇大小”，乃是指雍正时摊丁入地，不再增收口赋，因而各地滋生的民丁男妇大小皆呈报户口，而无所畏避，遂使户口数目大为增长。河西各府州的户口显然多于前代，也是合于情理的。
这些户口数字中是否包括居住在河西的从事游牧生活的人们或其他的族类？这就未可一概而论。两汉时没有明文规定，可能是两种情形都会有的。东汉初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率众内附，居于西河美稷。“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扦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当时八部共有四五万人[631]。平均计算，每部约在五六千人之间。据《续汉书·郡国志》所记载顺帝时这几郡的人口数为：西河郡，20838；北地郡，18637；朔方郡，7843；五原郡，22957；云中郡，26430；定襄郡，13571；雁门郡，249000；代郡，126188。东汉户口极盛时为质帝永嘉二年，而质帝即上承顺帝，亦可谓近于极盛之时。此时上距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居于西河美稷已将近百年。百年之间，休养生息，人口应有一定的增长。可是朔方郡仅有7843口。如南匈奴右贤王部众犹在，而未有所增添，若列于当时户口簿中，则朔方郡非以游牧为生的人口的仅有一二千人。当时朔方郡所领六县，每县将只有两三百人，这是和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不过也有例外。前面曾经提到西汉张掖郡所属的骊靬县。这个县是骊靬降人建置的，就不能说是没有骊靬人，而这些骊靬人的户口也应为张掖郡的官吏所执掌。就是一般保塞蛮夷也应该是一样的。唐代前期，承周隋之后，对于各地人口采取授田办法。当时规定：“丁男中男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632]。当时居于域内的以从事游牧为生的人们似未能共享这样的待遇。唐初于周边各地置羁縻州，以处内属的游牧部落及其他族类。这些羁縻州的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隶于凉州者就有乾封等州[633]。契苾部落之居于甘、凉之间，就可以为例证。契苾部落本铁勒的别部，贞观初年，契苾何力随其母率众千余家诣沙州奉表内附，太宗置其部落于甘、凉二州。及薛延陀强盛，契苾部落皆愿从之，并执何力至延陀所[634]。这显然是游牧部落的本色，可见其居于甘、凉时并未改从农耕。契苾部落虽未见置有羁縻州的记载，其贡赋版籍当亦不隶于户部。到了清代，这样的差异显然已经泯没。清代规定：除外藩札萨克所属编审丁档掌于理藩院外，其各省诸色人户由其地长官造册送于户部，至若回、番、羌、苗、瑶、黎、夷等户皆隶于所在府厅州县[635]，和一般齐民相同。
事实上亦是如此。自东汉末年至于魏晋，由于中原王朝的萎靡不振，未遑兼顾域外，不仅缘边各郡人口逐渐向内迁徙，而西北两方的游牧部落也随之内迁。迄于西晋，“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636]。关中如此，边郡可知。及（晋怀帝）永嘉丧乱，先后起伏的所谓十六国霸主，泰半皆出自游牧部落。当时祁连山北先后建有五凉政权，除前凉张氏及西凉李氏外，后凉吕光为略阳氐人，南凉秃发乌孤为河西鲜卑人，北凉沮渠蒙逊为临松卢水胡人。南凉鍮勿仑说其主秃发利鹿孤的一段话，正足以看出这些霸主的本来面目。鍮勿仑说：“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因之，鍮勿仑建议：“宜署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637]。”而秃发傉檀征集戎夏之兵，竟至五万[638]。吕光主簿尉祐叛光，亦曾煽动百姓，故夷夏多从之[639]。而吕光自西域东归，将至武威，胡夷皆来款附[640]。可知当时河西族类，相当繁杂，为数亦殊不少。
这些族类来到河西，是各有其渊源和造因的。当时的统治者似未多加以诱导，鸠摩罗什东至凉州，实因苻坚有意的罗致，以前秦破灭，暂时淹留[641]。李皓虽曾并击玉门以西诸城，而广田积谷实为东伐作准备[642]。直至隋炀帝时，始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当时张掖已发展成为和西域交往的都会，西域诸国来者多在其地交市。裴矩以礼部侍郎主管交市事，遂因诸胡商各自言其国的山川险易，并其本国服饰仪形，丹青模写，撰成《西域图记》三卷。据其所云，共有四十四国，可见来到河西胡商的众多。后复奉炀帝命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炀帝西巡，行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皆谒于道左[643]。这些国名都不易一一稽考，仅以来朝的国数来说，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这些来朝的国君不会久居于河西，可是其影响所及，不会短期泯没的。由于这样的渊源，河西的胡人不仅为数众多，而且在当地的社会上已隐然成为一种力量，甚至可以左右当时的政局。唐初，受命执李轨的安兴贵、安修仁兄弟就是久居于凉州的胡人。安修仁曾经对高祖说过：“臣于凉州，奕代豪望，凡厥士庶，靡不依附[644]。”这当然不是一般流寓的商胡了。当时像安氏兄弟这样的胡人在凉州应非少数。李轨的谋主梁硕曾因凉州诸胡种落繁盛，劝说李轨防范剪除[645]。
就在李轨平灭后的十年，玄奘西行求法，途次来到凉州。这时凉州更为繁荣，玄奘在此也受到社会上的特殊礼遇。据其弟子慧立等所述，可见一斑。慧立说：“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业往来，无有停绝。时开讲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宝，稽颡赞叹，归还各向其君长称叹法师之美，云欲西来求法于婆罗门国，是以西域诸城无不预发欢心，严洒而待。散会之日，珍施丰厚，金钱、银钱、口马无数，法师受一半然灯，余外并施诸寺[646]。”所说的虽仅限于玄奘讲道的场所，凉州商胡人数的众多以及举动的豪华，应是其他各地所难以比拟的。
凉州胡人之多亦见于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诗中说：“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647]。”由这句诗中判断不出凉州胡人有多少，但他特别提到胡人，至少可以说当地的胡人是很多的。
这里所说的胡人，只是概括的名称。王国维著《西胡考》，谓自汉世，匈奴与西域诸国之人皆有胡称。其后匈奴寝微，西域之人遂专有胡名[648]，故裴矩招诱西域诸国，总称之曰诸胡。这当然不包括居于北陲的突厥和回纥。不过突厥和回纥诸部也兼有胡人，即所谓九姓胡是也。河西节度使治凉州，其副使则居甘州，这是为了督察九姓部落[649]。可能是由于驻于甘州的河西节度副使的控制，九姓部落尚未见内徙于河西事例。然回纥、契苾、思结、浑诸部却曾杂居于凉州界中[650]。契苾即前面所提到契苾何力的部落。唐德宗朝曾建立功勋的浑瑊，即出自浑部[651]。这四部不仅居于凉州，甘州界内也有踪迹。其南徙在武后时，由于突厥默啜方强，夺取铁勒故地，故相率迁入唐境。其后回纥以私怨杀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君?，梗塞安西诸国入长安道路，寻为唐军所逐，复奔于突厥[652]。
浑末的居地不包括凉州。凉州也不是没有吐蕃的。《宋史·吐蕃传》载后汉、后周之际，“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658]。后来到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有所谓河西军左厢副使、归德将军折逋游龙钵来朝。河西军就是原来的凉州。折逋游龙钵当是吐蕃族人。据其所言，河西军旧领姑臧、神乌、蕃禾、昌松、嘉麟5县，户25693，口128193，今有汉民300户。所谓旧领县及户口数，皆唐天宝年间凉州未陷没前旧制及数字。这时当然不能恢复到天宝年间的实况，但当地汉民确是很少的。
唐中叶后，徙居于河西者尚有回鹘。回鹘即回纥，唐初固曾一部居于甘凉间，前文已经论及。回鹘曾佐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称雄一时，其后为黠戛斯所攻，内部亦有未能和谐，又为唐边将所攻，部众离散，其一部在庞特勒率领下，入居于甘州，且有碛西诸城。而另一大酋仆固俊则自北庭击吐蕃，尽取西州轮台等城。然居于甘州者已无复昔时之盛[659]。五代北宋时犹时与中原通往来，今维吾尔族及回族盖其孑遗也。
继回鹘之后，党项亦曾入居于河西。西夏为党项族建立的政权。西夏控制了河西，正说明河西已有党项的居处。西夏进攻凉州，早在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至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又有谋劫西凉，袭回鹘的消息，大概都未能如愿[660]。其后于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攻拔甘州，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取瓜、沙、肃三州。而这一年元昊的版图，已包括凉州在内的河西全土。并以甘州路为右厢，驻军3万人，以备西蕃、回纥[661]。自西夏取河西土地后，各族遂未再见记载。
就是后来到了明代，蒙古族并非和河西就没有关系。明代为了防御鞑靼和瓦剌，在北陲修筑长城。长城的西端起自嘉峪关，嘉峪关在今酒泉市西。其遗迹大部尚留在地上，可供凭吊。长城之北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由于长城限制，其时的蒙古族人不易南下而至于河西居住。可是嘉峪关外就迥然不同。嘉峪关的建立，说明明朝的版图就止于斯处。这里有蒙古族人，也有旧受元朝控制的其他族人。虽在嘉峪关外，明朝仍加以羁縻。明初就在这里设安定、阿端、曲先、罕东、赤斤蒙古、沙州诸卫[662]。安定、曲先两卫皆在今青海省西北，阿端卫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惟罕东、赤斤、沙州三卫在河西。赤金蒙古卫就在嘉峪关外，今玉门市西北有赤金堡，就是当年卫址的所在。沙州卫在今敦煌市。这里本是古沙州，因以为名。罕东卫在赤斤卫之南，嘉峪关西南，敦煌市境内。沙州卫后废，其地建为罕东左卫。
这些族类的居地因时而有变迁。明英宗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沙州卫人全部入塞，居于甘州，凡200余户，1230余人，而沙州遂空。后来罕东卫就据有其空地[663]。这样的变迁在以后的年代里，仍不少见。1949年以来，于各族聚居之地设立自治县。迄今已成定制的有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四、农牧业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成效
河西由于自然条件的特殊，是一个农牧兼宜的地区。远在大月氏人和乌孙人、匈奴人的时期，这里就是一个天然的牧区。如果回顾到更早的新石器时期，如前所说，由民乐县东灰山文化遗址所发现的碳化小麦、大麦、高粱和粟、稷，就可以显示出这里的农业是有悠久的渊源的。
河西地区是相当广大的，可是戈壁和沙漠的范围却也是很不小的，而且愈接近北边和西陲，就愈益明显，甚至超过了农田和牧场。这种特殊情形确为内地各处所少有。就历史的发展看来，不论其为农为牧，其生产的获得都能满足当地的需要，有些时期还可受到其他地区的称道。这在当地人口相对稀少的时期是不足为奇的。就在人口较为稠密的时期也未见过分依赖其他的接济和扶持。当然在突出发生自然灾害和受到封建统治阶级过分剥削时期也是免不了若干艰苦，但这就不仅河西这个地区如此，就是其他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地区同样是未能幸免的。
从事农耕的人们进入到河西，首先的要务就是改变相当广大的一部分牧场为农田。这样并未能降低当地畜牧业的重要性，也许还会因此而使畜牧业有所提高和发展。就在西汉时，“凉州之畜为天下饶”[664]，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定论。西汉凉州有今甘肃一省之地，说到产马的地区，河西应该更为优越。为了保障边塞，各郡太守都是以兵马为务。如果不是马多马好，是不能完成任务的。
这里畜牧业的发展是基于自然的因素，并不因王朝或政权的起伏而有兴替。《魏书·食货志》曾经指出：“世宗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统万为赫连夏国的都城。北魏灭夏在太武帝始光四年（公元427年），灭北凉在太武帝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其间相差仅十余年。《魏书》从平统万说起，是其时已注意这一方的畜牧业。其后更扩展到秦陇以至于河西。这里虽泛指畜产，其实更注意于戎马的繁殖。后来孝文帝就以河阳为牧场，每岁自河西徙牧于河阳。正是因此而“河西之牧弥滋矣”[665]。就是再后到了隋代，河西诸郡还是和安定、北地、上郡等郡的风俗相同，“勤于稼穑，多畜牧”[666]。这是说，农业虽已有发展，畜牧业却并未因之而萧索下去。
西汉时于北边西边分置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养马三十万头[667]。这些马苑分布于安定、北地等郡，河西各郡不在其中[668]。唐初为了养马曾设四十八监，养马区域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亦未扩展到河西诸州[669]。明代于陕右宜牧之地设监苑，跨地二千余里。其后惟存长乐、灵武二监[670]。其他各监所在地不可俱知，似亦与河西无涉。河西宜于畜牧，不列于养马之地殆因其地临边，易受边外诸部所侵夺。西汉时匈奴入侵，多虏人民畜产[671]，甚至进入养马苑，夺取马匹[672]。这样的情形也见于唐代。唐时突厥引兵内侵，有一次就掠凉州羊马[673]。这就不能不引起有关王朝或政权的注意和防范。但这并不就等于说，河西不能养马。唐代中叶，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就曾由朔方、河东引得战马九千匹[674]10。唐时河西、陇右本为两道，王忠嗣为节度使乃是兼领河西、陇右道。两道皆临边，所得的九千匹马，就不能不有一部分分牧于河西。明代养马地区虽未涉及河西，然其初年始定北边牧地时，就曾规定：“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以东至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至大宁、辽东，抵鸭绿江又北千里，而南至各卫分守地，又自雁门关西抵黄河外，东历紫荆、居庸、古北抵山海卫，荒间平野，非军民屯种者，听诸王驸马以至近边军民樵采牧放，在边藩府不得自占[675]。”这条规定包括地区相当广阔，就有河西在内。到了清代，蒙古族内附，长城已不复再起作用，于是甘、凉、肃三州和西宁就各设马厂，分五群，群储牝马二百匹，牡马四十匹。这不仅是在养马，而且是以之为种马厂的。稍后甘州厂改属巴里坤，实际上还是保持河西马厂的规模的[676]。清朝崩溃后，山丹县作为种马繁殖场所，依然延续很久。迄至现在，居住在河西的蒙、藏、裕固、哈萨克各族仍然在从事游牧生活。前面曾经提到肃北、天祝、肃南、阿克塞四个自治县，就是为这些蒙、藏、裕固、哈萨克人民建置的。同时也说明了这几个县境的绝大部分土地都是牧区。当然还应该指出，河西的畜牧业并不是以这四个自治县为限的。
远在秦始皇时，蒙恬驱逐匈奴，开设九原郡，为了供应阴山上下防边驻军和新徙来移民的粮秣，曾大举运输粮食。这些漕粮最远取之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677]。黄县在今山东黄县东，腄县在今山东福山县。琅邪为郡名，其治所在今山东胶南市南。总起来说，都是在今山东半岛的东部。由今山东半岛东部运粮至今内蒙古阴山之下河套附近，路途是十分悬远的。这样悬远路途运输粮秣，自然劳民伤财，甚至有人认为这是秦亡的一个原因[678]。汉武帝开拓土宇，远较秦始皇时为广大，朔方、五原两郡和河西四郡都是这时期设置的。土宇较前广大了，各处新地的粮食供应如何解决，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当时为了取河南地，筑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皆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为了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地，担馈饷，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辑之”[679]。这确实都是劳民伤财的大事。稍后“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680]。这当然也是劳民伤财的大事。不过前后不尽相同。取河南地，筑朔方，都是军事行动，通西南夷道，也是巨大的工程，这都不属于迁徙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不能不供应所需的粮食。至于徙民实边，就和前两者异趣。前文论及这次迁徙人口事，谓所迁徙的地区应包括河西四郡在内。所以为这次迁徙人口而耗费的帑金，也应该包括河西四郡在内。诚然，这次所迁徙的人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不宁惟是，对于这些迁徙的人户不仅要“贷与产业”，还要“使者分部护，冠盖相望”，其结果就难免“费以亿计，县官大空”。试一设想，当匈奴人在此游牧之时，不事营建，仅居于帐幕之中，而此帐幕又随水草盈竭而时时移徙。匈奴人被逐远去，茫茫原野，势必是毫无栖止之地。新来的迁徙人口将如晁错所说的，“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681]。而新开垦的土地未必就能处处丰收，也是事理所必然的。所谓衣食之费是不能不仰给于县官的。经过几年的经营，迁徙到新地的人口，“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这就不需要县官的扶持，迁徙的人口是会“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的”。
这样情形还可见之于十六国时期。十六国时期是一个兵戈扰攘、社会极端混乱时期。由于各国霸主的争夺，各地人口经常有大量的迁徙，难得有较为稳定的户口数字。这里不妨举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的户数，以事论述。其时凉州一州统郡8，县46，户30700。所统的8郡中，金城郡不应列入河西诸郡数内。金城一郡领县5，有户2000。河西诸郡共领县41，有户28700，平均每县有户700。永嘉乱离之后，凉州较为安谧，故内地人口多趋向其地。前文引《晋书·张轨传》，谓其时“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虽未悉其具体数字，由张轨为之特设武兴郡，可知是相当多的。其后苻坚、李暠时皆有徙入，已见前文，不再赘陈。苻坚和李暠所徙不下二万七千余户。以此数加上西晋太康元年的28700户，应有55700户，而张轨时所徙入者尚未计入[685]。虽不能和西汉平帝元始二年相当，亦不能说是过为稀少。在这样分裂的乱世，凉州以东的霸主们是不会运输粮食到西方的。凉州这些人口都应是依靠当地农田的收获为生的。不仅此也，李暠据有敦煌时，为了向东略地，还曾在玉门、阳关等处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686]。李暠所据有的土地于诸凉中最为狭小，稍稍广田积谷，便可维持一方政权，还可练军经武，谋向其东各处扩张。李暠的西凉如此，前凉和后凉，南凉和北凉也都是在这样情况下巩固它们的政权的。
当然这并不排除当地所遇到的自然灾害和人为设施不当因而构成的一些困难。唐代初年，河西陇右的虚耗凋敝，确曾引起若干顾虑[687]，经过一番努力和振作还是能够有改观的。拙著《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一文中曾征引陈鸿祖《东城老父传》对此作过说明。东城老父于安史乱后回忆天宝年间富庶的景象，曾经说，“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还曾征引《明皇杂录》所说的：“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所谓陇右当然是包括河西在内。在那篇拙著中曾经辨明这两条记载，并非完全都是实录。天宝末年，河州敦煌道确曾运输过相当数量的粮食，漕下黄河，以备关中凶年。其实这是当时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为了争取唐玄宗的宠信而故弄玄虚。不仅唐玄宗中了圈套，就是东城老父这样与唐玄宗有关的人也都信以为真。《明皇杂录》更扩大其辞，竟说“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这样不实之辞原是不值一驳的。不过还应该再作推索。哥舒翰由河州敦煌道运粮至关中，固然是为了争取唐玄宗的宠信，但河州敦煌道的粮食还是运输出去了。这证明了当时河西的农业还是有相当的成就的，是可以满足当时河西人口和驻军的需要的，但不能说过分富饶。哥舒翰为了争取唐玄宗的宠信运出了粮食，只好另谋补偿的办法，借东土的漕运来供给了。《明皇杂录》所说，过分夸大，益见其为讹妄。正因为河西农业所产的粮食能够自足，是无须假借外地的资助，也未见到有关外地资助的记载。后来元稹在《西凉伎》一首诗中所说的“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688]，虽系得自古老的传说，却还是近乎实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