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以后，乱离并未止息，连续蔓延，前后共有136年[159]，在这悠长的时期里，北方人口的向南迁徙，陆续出现几个**。大体说来，约有四次。永嘉乱离初起时，洛京倾覆，长安继陷，中原人口就已大量向南迁徙。这是第一次。成帝初年，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之间，引起北方霸主的南侵，淮南之民率多南渡，于是形成人口再次向南迁徙的**。康穆两帝之后，“胡亡氐乱”，关、陇、秦、雍人口趋向汉沔和梁、益两州。这是第三次。东晋末年，刘裕北伐，虽得收复部分疆土，及至宋时，北魏拓土淮南，而氐人又数相攻击，人口又复向南迁徙。这是第四次。此后南北情势有所变化，北方得到较长时期的稳定，人口南迁的局势因而也有所改易[160]。
人口向南迁徙，因所在地区各异而显得有所差别。大要言之，黄河流域下游的流人，多趋向江淮之间和长江下游。黄河流域上游的流人则多趋向秦岭巴山之南或南出汉沔。在这东西两部分中，也各有些较小的区分。在东部地区中，迁徙到现在江苏省的长江南北的人口，主要是来自山东省及江苏省的北部，也还有来自河北省及安徽省的北部的。迁徙到现在安徽省及河南省淮水以南、湖北东部和江西北部的人口，主要是来自河南省和安徽省的北部，也还有来自河北省和江苏省的北部的。迁徙到现在山东省黄河以南的人口，主要是来自河北省和山东省的黄河以北。在西部地区中，迁徙到现在湖北省长江流域上游和湖南省北部的人口，主要是来自山西省，也还有来自河南省的。迁徙到现在四川省及陕西的汉中的人口，主要是来自甘肃省和陕西省的北部，也还有来自四川省的北部的。迁徙到现在河南和湖北两省的汉水流域的人口，主要是来自陕西省和河南省的西北部[161]。
七、十六国霸主的迁徙人口
南迁的人口得到江左王朝的安置，留在北方的人口，由于十六国霸主的先后起伏，也在辗转流徙，难得有较为长久的安定生涯。在战乱时期，拥有人口不仅可以取得赋税，而且可以征收兵丁。十六国的霸主无不掠夺人口，以图壮大他们的势力。他们所掠夺的人口率皆集中于其都城所在地或其所统治地的重要区域。十六国霸主既起伏不常，时相更代，而又皆以掠夺人口为要务，故人口的被迫迁徙就极为频繁。
由于十六国霸主都在掠夺人口，彼此之间，实互为伯仲，无间彼此。这里姑略举数例，以作说明。建立后赵的羯族石勒及其继承者石虎，先后掠夺人口，无远弗届。所掠夺得来的人口相当多的部分都是集中其都城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及其附近太行山东各处。其后冉闵大杀羯胡时，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万各还本土，以致道路交错，互相杀掠，诸夏纷乱，无复农者[162]。前秦于十六国中最为大国，曾经统一黄河流域。当其初强时，与前燕东西对立，不相上下，后来灭掉前燕，鲜卑族当然受其摆布，迁到关中的就多至4万[163]，实际上也并非仅有这些人口，因为后来前秦瓦解时，慕容永去长安而东，犹率去鲜卑族40万口[164]。
陇西鲜卑族所建立的西秦，崎岖于河湟之间，兼有黄河以南一隅之地，前后不过20余年，其迁徙人口竟达20余次，几乎无岁不在迁徙。每次迁徙的率皆在数千户或数万人[165]。西秦的都城亦一再变动，计有勇士城（今甘肃省榆中县北）、度坚山（今甘肃省靖远县西）、苑川（今榆中县北）、金城（今兰州市）、乐都（今青海省海东市）、谭郊（今甘肃省临夏县西北）、枹罕（今临夏县东北）等数处，每次迁都，都城的人口当然也得随着移徙。
十六国中西凉居于最西北处，也是一个蕞尔小国，就是这样的小国，竟然也有前秦由江汉和中州徙来的人口[166]。西凉也乘间招徕人口。西凉的都城本在敦煌（今甘肃省敦煌市西），这些迁徙来的人口当然也聚集到敦煌。后来迁都到酒泉（今甘肃省酒泉市），这些人口也随着迁徙到酒泉。当时为了安置这些人口，甚至还分置了会稽、广夏、武威、武兴，张掖几个郡[167]，可知其数目不会是很少的。
十六国时期的一百多年的离乱中，人口的迁徙，如上所说，是相当频繁的。在这样的频繁迁徙过程中，每次被迁徙的人口数目难得都是一样，有的固然相当众多，稀少的也并非就完全没有。如果作为个别的事例来说，本来用不着在这里逐一涉及。因为在其他时期，个别迁徙人口的现象也是寻常都可遇到的。十六国时期人口的迁徙自有其特殊的情形，未可一概而论。正是由于这样频繁的迁徙，往往促使一些地区甚至一些城市的面貌有了显著的变化。而这样变化的历程又往往相当短促，为时非久，就又成了另外新的局面。平城的变化就可作为例证。平城见于历史的记载并且为后世所道及的，实始于西汉初年，汉与匈奴间的兵争，此后就只是一个普通的县邑，不复引人注意。魏晋之际就是这样县邑的地位也未保持得住。拓跋魏最初迁都于此时也难得有城市的规模。在迁都以前，北魏就已经开始向这里迁徙人口，建都以后，又陆续地迁徙，平城人口之多遂为当时黄河流域其他城市所难以比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将近百年的光景[168]，其间少有变化。另一个例证还可以举出统万城。统万城在今陕西靖边县北，当地人称之为白城子。这座城始建于赫连勃勃，作为夏国的都城。赫连勃勃是在草原之上建城的。建城之时，这里难得有什么居人，正是由于赫连勃勃的大量迁徙人口，统万城才巍然成为一方的都会。就是它的附近地区也有了显著的改观。夏国历年短促，统万城作为都城，前后只有10年[169]。夏国灭亡后，北魏于其地设置夏州，自北魏迄于北宋，夏州才被隳毁，其规模当然不能和统万城作为都城时相提并论了。其他的霸主也都同样的迁徙人口，其所迁徙的地区，也大都是集中于他们的都城及其附近的地区，这些都城大体都有相类似的变化，而变化的幅度大致是在平城和统万城之间。有些都城是在不同的霸主统治之下继续发挥出一定的作用的，但其中的人口却是再经迁徙聚集，而后始得和前一时期相仿佛，或者有所超过和不如。当刘曜的前赵破灭时，长安的人口就有相当多的数目被迁徙到后赵都城襄国去。后赵后来迁都于邺。邺和襄国相距本不甚远，虽是短途迁都，人口也还是要随着迁徙。但成为问题的却是在石季龙之后，羯族政权行将覆灭时，原来被迁徙来的数百万人口纷纷各还本土。长安人口经过石赵的迁徙，到前秦再以长安为都时，仍须由各处迁徙人口。同样的情形，当邺成为前燕的都城时，这座城池又复成为迁徙人口的集中处所。
八、唐代周边族类的内徙及安史之乱时人口的南迁
有唐一代也和其他王朝一样，人口的迁徙是时有所闻的。域外各族内迁的就不在少数。还在贞观年间，由于内地安定，“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余万口”[170]。所谓“开四夷为州县者”，是就地设州县，而户部因之计算户口，不能就认为是迁徙。这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的记载，其时突厥犹未破灭，所谓前后内附，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颉利可汗破灭时，其部下或走投薛延陀，或入西域，其来降者尚10余万人；就是以后还有降者，先后处于北陲及灵（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夏（治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北）两州间。当时还曾为这些降人设置了六胡州。六胡州稍后改为宥州。宥州几经迁徙，最后设在夏州长泽县[171]。
后来平定高丽，内迁的人口至少也有六七十万口[172]，随后由百济迁来者为数亦非甚少[173]。这些由高丽迁来的人口，除散在内地外，就“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174]。而百济户则是先徙于徐、兖，后乃徙于建安。建安在今辽宁省营口市南。大致说来，凡是迁到内地的，都不使之聚居在一起，因而也难得起到若何的作用。
唐代像这样迁徙邻近各族的人口还是不很少的。如迁吐谷浑[175]及党项[176]于灵、夏诸州，迁奚族于幽州[177]，迁沙陀于盐州（治所在今宁夏盐池县）[178]等，所迁徙的人口都不甚繁多，就难得一一论述了。
唐代人口分布的最大变化是在唐中叶天宝末年。安史之乱骤起，黄河流域绝大部分就都沦为战场。这时仿佛汉魏之际和永嘉乱离之时，由于中原各处兵荒马乱，当地人士就纷纷向南迁徙。这时南迁的路线，也和以前一样，不外三途。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乃是渡淮而南，趋向于江东太湖周围，甚至到更南的各州。亦有由中原直接向南，而至于江、湘各处，或越终南，循栈道，而至于巴蜀。
安史之乱倏然发作，黄河下游各处即罹兵燹，故南迁的人口大都就近渡淮。今传世的《安禄山事迹》就曾记载着：“衣冠士庶多避地于江淮间[179]。”当时的李华也说过：“今贤士君子多在江淮之间[180]。”稍后的韩愈更说过：“中国新去乱，仕多避处江淮间[181]。”然江淮之间仍近于中原，远不如江东的安谧，故渡江者更多[182]。而苏州尤为避难之人聚集的所在。据说这里侨寓的“中原衣冠”，就占了当地户口的三分之一[183]。江东户口有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的载籍可供考证。元和年间苏州有户100808[184]。三分之一就应有3300户。如每户以5口计，可能有16万多口。苏州如此，其附近各州大致也差相仿佛[185]。他们不仅以三江五湖为家，而且“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186]，应该说是很多的了。
次于江东的应该数到荆襄诸州了。唐代中叶以后于荆州置荆南节度使。在这里置节度使的缘由，据说是“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187]，因而就设置了这样重要的官职。荆州之东的鄂州（治所在今湖北省武汉市）不当南行的大道，也因侨寓的人多，而户口倍增[188]。就是洞庭湖畔的澧州（治所在今湖南省澧县东南）同样因侨寓人多而户口倍增[189]。至于剑南的成都平原和巴蜀各地，也因中原乱离而人口有所增加。潼关为安史乱军攻破后，唐玄宗就仓皇逃避，奔向蜀郡。其后乱离日甚，襁负随来也就络绎不绝。虽未能和江东、荆南相比拟，却也有相当多的数目。
唐代中叶以后，黄河流域的乱离时有所闻，人口迁徙仍不断见于记载，其规模范围似都未能超过安史之乱这一时期。正是由于这一时期黄河流域人口的大量的向南迁徙，无论在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显著的影响，因而也就不能不引起治史论世者的注意。
九、两宋之际女真人侵扰时人口的南迁
继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后，中原人口再次大规模向南迁徙，是在两宋之际。这是女真人的侵扰所引起的。自北宋末年靖康破灭至南宋隆兴和议告成，前后延续竟长达30余年之久，其间以建炎年间（公元1127-1130年）至绍兴初年以及金海陵王南侵期间最为**。当时南迁人口的众多，远超于安史之乱，直可上侔于永嘉乱离以后的状况。
当北宋初破，徽钦二帝被掳之时，都城居人无间贵贱，皆纷纷南奔，人数之多，竟达巨万，甚至“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190]。南迁的人口率多趋向江东。这固然是由于汴河尚未绝流，道路不至于骤告阻塞，也是由于宋高宗已重新组成政府，为人心之所系。宋高宗当时为金人所追迫，辗转流离，难得定处。其后以杭州为都，粗告安定，因而更为南迁人口所趋向。杭州濒临太湖。太湖本是富庶地区，这时又在辇毂之下，所以就成为南迁人口的聚集之所。杭州隔钱塘江就是浙东，浙东富庶不减浙西。当杭州尚未定都之前，越州（即后来的绍兴府，治所在今浙江省绍兴市）实曾为高宗驻跸的所在，故南迁的人口亦多蹴居其地。当时有人就说：“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191]。”也有人说，“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192]，却也都是实际情况。
当时南迁的人口还多有至荆襄和巴蜀的，荆襄之北正当中原，距开封和洛阳皆非甚远。当地人口不能迁往江东的，就多就近趋向荆襄[193]。至于西北各处的南迁人口，则多奔至巴蜀，其时吴玠、吴璘方先后扼守和尚原和仙人关，巴蜀更较为安谧，是以南迁至其地的人口也显得繁多。当然其间也有由今安徽省渡淮而南，辗转迁至今江西省的，似不如上述各处为甚。
这几条南迁的道路和唐代中叶安史之乱时南迁人口的道路是大致相仿佛的，就是与西晋末年永嘉乱离之后南迁人口的道路也差不多。这当然和当时的交通道路有关。这几个时期乱离的起因虽各不相同，所波及的地区却大致相似。只是安禄山的兵力仅至于长安附近，并未再继续向西骚扰。由于他是经过潼关向西进攻的，因而当时由关中南迁的人口就只能迁到荆襄和巴蜀，而不会由中原趋向江东。
安史之乱始终未越过秦岭和淮水。永嘉乱离之后一直到南北朝时，中原的扰攘和北朝对南方的用兵，虽越过秦岭淮水一线，在长江的中下游最多只是达到江边，亦未能渡江而南。所以南迁的人口大都是过江即止，不至于远至更南的州郡。过远处也不再闻有侨州郡县的设置。唐时虽无侨州郡县的设置，南迁的人口亦少闻曾远至岭峤之下暨南海之滨[194]。到了南宋，不仅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周围都有了南迁的人口，就是远至现在的福建和两广诸省也不乏他们的踪迹。南宋宁宗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邵武军（治所在今福建邵武市）的户数达到142100，较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增加了54200户，其中不少是靖康之乱时迁入的[195]。而当时广南西路的郁林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196]和容州（治所在今广西容县）[197]，也都有来自北方的迁徙者。翻越岭峤的大路，或由郴州，或由大庾（今江西省大余县），皆可会于韶州（今广东省韶关市）而至于广州，再至于广南东路各处。亦可经由桂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至广南西路各处。而郴州一途实为当时通行大道。广南西路既已有许多南迁的人口，则广南东路就不能独为阙如。
这样众多的南迁人口，是会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各方面起到相当显著的作用和影响的。